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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章）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

天头上，写着“绝密”、“急”字样。姚蓬子在一九六七年写的一份材料，到了一九七三年有什么可“急”的呢？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也确实“急”。就在翌日——五月十六日，王少庸便在这一请示报告上“批示”道：“天水、景贤、秀珍同志，此件拟销毁，妥否？是否需报洪文同志并请阅示？”

按照当年的习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圈，这叫“圈阅”。一旦“圈阅”了，也就表示同意。

于是，姚蓬子亲笔所写的长达十一页的材料，被销毁了。

又一份请示报告如下：

关于处理姚蓬子有关材料的请示报告

市委：

原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在结束专案审查时曾将姚蓬子的有关材料移交给我室文艺专案组（即当时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专案组），最近该组在全面清理专案材料时，对这部分材料提出要求处理，鉴于去年我室十四组清理出有关姚的材料已报请市委领导同志批示同意销毁，因此对这批材料，我们意见也予以销毁。

当否，请审批。

（附材料目录一份）

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章）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王少庸于七月二十八日作了“批示”：“拟同意。请天水、秀珍同志阅批。”

在马天水、王秀珍画了圈圈之后，这批总共三十二份、一百零八页的重要材料，付之一炬。

这批重要材料中，包括姚蓬子在“文革”中所写的三份交代、周修文写的一份材料，此外还有知道姚蓬子三十年代情况的文艺界人士和原国民党中统特务写的材料。特别是姚蓬子所写《我所知道的叛徒》，长达二十二页，内中详细谈及姚蓬子自己叛变的经过，被化为一团纸灰！

我来到姚蓬子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和公安分局。令人震惊的是：仅仅因为户口档案上有着姚蓬子在一九五五年被公安部逮捕的记录，竟然也被抽走、销毁！本来，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户籍资料是永久保存的档案。姚文元凭借手中的权力，生怕父亲被捕那一行记录有损于他的“光辉形象”，就来了个销毁！

最令人震惊的是，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那里保存的姚莲子档案，即《沪公侦H三（54）第7315｝和《沪公侦H秘（55）第38140》，只剩下档案卡片，而档案不知去向—…·须知，这是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上海市公安局审查姚蓬子时的档案材料，居然也因属“防扩散材料”而被抽走……

然而，火焰只能吞没档案，无法改变历史。每一个人留在历史上的足迹，如铁铸刀刻一般，无法任意涂抹。

何况众多的历史见证人犹在，何况当年的公安办案人员犹在，何况印在《中央日报》上的《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犹在，更何况姚文元无法一手遮天——他可以在上海为所欲为，尚不能把手伸进公安部，公安部档案室所保存的姚蓬子的档案犹在，姚莲子在一九五五年所写下的《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经过》，仍然完好无缺地锁在那儿的档案柜里。

姚蓬子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第二章　曾经是左翼作家

本是阔少爷

或者象我一样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又重复咽下，那末，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露丝，在撒手前……

本来，这样抒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小诗，连同他的作者——二十年代混迹文坛的姚蓬子，早已被历史的浪潮所吞没。

只是因为其子姚文元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姚蓬子随之成为众所关注的人物。

细探姚蓬子的人生色彩，最初是灰色的，后来曾是红色的，忽地变成黑色，渐渐又褪为灰色。其中那一段黑色的历史，不仅是他的一块心病，也成了姚文元头上的一块癞疤。在姚文元平步青云成为“中央首长”之后，曾以“严防扩散”之名为姚蓬子遮掩。正因为这样，云谲波诡，姚蓬子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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