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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便谈；但是要参观广汉的5公顷花卉温室，乐意介绍情况。

电话又打到广东。现任“英豪科教”（）董事会秘书于尹先生同样是婉言谢绝：历史问题，现在不方便谈了。

几乎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闻中心的办公室内，记者简直已经“出离愤怒”。以至于9月底的某一天，笔者买好了去成都（广汉市距离成都仅仅有几十公里）的机票。然而，就在登机前的两个小时，笔者发现，身份证丢了。

对于一名急于知道真相的记者，还有什么情况比这样的祸不单行更令人沮丧？

5。笔者用“欺诈”手法接近杨斌

2001年10月，即将发布的《福布斯中国100富豪榜》成为采访杨斌的转机。在沈阳，记者冒充中国兰花协会的人员进行联络，才得以面见这位即将成名的“黑马富豪”——

时间已经是2001年的10月。从开始关注那家名为“欧亚农业”的香港上市公司，至今已经有4个月，笔者几乎要放弃这个选题。

但是，10月中旬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时间应该是10月23日。再次接到总部王长春的电话：“你一直跟踪的杨斌排到了‘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的第二名。我们提前拿到了这个名单，你马上出发去沈阳，看能不能采访到他、写一篇他的财富故事？”

实际上，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广州总部，一项针对这次富豪榜的专题策划已经启动。根据“富豪榜”的名单，除了杨斌（第2）之外，编辑部还圈定了中国内地另外3匹财富“黑马”，他们是陈丽华（第6）、许荣茂（第5）、徐明（第18）。这4大黑马各自的企业名称分别是，欧亚集团、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大连万达集团和上海世茂集团。

只所以在策划中圈定上述4人作代表，是因为对于《21世纪经济报道》乃至整个传媒介来说，前3者显然让人感到陌生，而后者则是上榜的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豪（2001年徐明只有30岁）。

当时笔者并不知道这么多信息。当时的印象是，要做一个策划，要在25日完成采访，赶在26日签版之前交稿。

于是进行简单的准备，立即匆匆上路。

克鲁凯亚曾经说：“我们还年轻，我们永远在路上。”没错，作为职业的新闻动物，好记者永远应该在路上。

而在此时，去捕捉另外3匹“黑马”的我的3位同事，也同我一样行色匆匆地走在路上。

从北京到沈阳，火车只需要8个小时。对于记者来说，这8个小时正好可以当作一晚的休息。

火车早晨7点的时候到达沈阳。首要的问题是先找家酒店将自己安顿下来，然后要立即打电话联系采访。在火车站旁边，因为采访经费的限制，记者只能选择那家看上去显得有些灰暗“邮政宾馆”。陪伴记者的，是特快列车上发给乘客作早参的一桶“康师傅”方便面。

这时已经是10月25日的上午，距离最迟的26日上午截稿，留给记者的采访加写作的时间，只剩下大约24个小时。

首先自然是打电话给副总裁边守捷，他主管对外公关，依然是联系采访的最直接的渠道。不过，与预想的一样，他还是拒绝。

之后是查荷兰村的总机。自然，相信这样的经历所有的记者都有所经历——电话仍然被转接到主管新闻宣传的边副总裁的办公室。

后面还有一丝希望，打电话给同事在辽宁省电视台的朋友，请他帮忙联系荷兰村——作为沈阳市重点扶持的项目，荷兰村总会给省内的新闻单位面子吧？

结果，朋友周旋之后，答复的语气同样令人沮丧：“荷兰村相当保守、封闭，不管是本省的还是外地的，媒体的采访一律都吃闭门羹！”

时间已经接近中午，如果下午依然不能采访，怎么办？

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无奈之中，记者再次拨通荷兰村的总机：“请帮我接杨斌总裁！”

“请问您是哪里？”电话那头是值班小姐职业化的应答。

“我是中国兰花协会的，想找杨总谈点生意。”记者回答。

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叫“特殊采访手段”，在传统的新闻学定义中，这样的做法是否属于违背道德的做法？

“欺骗”的手法终于奏效，电话接进了杨斌的办公室，接电话的是杨斌的秘书：“请问您找杨总有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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