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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从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经柯庆施的介绍,她已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的姚文元,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手中的权力有限。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成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注:戏,指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没有看过。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引者注:吴晗著),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灌。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①作者为姚文元。
①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已在《“四人帮”兴衰?姚文元传》中详细述及,此处只是约略一提。
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来于京沪,“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终于露面的。
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一回得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内容是我写的。”
这样一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一次那篇《“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至于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十一月二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审查北京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一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十月十三日,她在中南海曾与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问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彭真便一直担任此职):“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也。彭真显然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十一月十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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