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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1页）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订了三条“决心”：

“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

“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

“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据副庭长伍修全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尚光荣。”

开庭之前，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曾会见律师。她提出，“委托史良作我的律师”。

律师答复她：“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江青说：“我提出多少次了，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律师答：“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他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

江青也就向律师问起问题来。她很快就发现，律师是站在“那边”的立场上，解答她的问题。

她恼怒了：“你们是那边的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公审之前，江青被押往正义路法庭候审室。那候审室共十间，供十名主犯各居一间。屋里有一桌、一椅、一床和一个厕所。她提出要在床头挂一幅毛泽东像，遭到拒绝。不过，她要求在桌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倒是被接受。

江青依然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总是穿一件黑色棉袄出庭，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袄的领子上打了一块补丁。比起其他九名主犯来，她坐在被告席上，表情要“丰富”得多：时而冷笑，时而蔑视，时而怒气冲冲，时而装聋作哑，依然演员本色。

她跟张春桥全然不同。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耷拉着脑袋，如一段木头。她则喊喊喳喳，要辩解，要“反击”。

在受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江青总共出庭十次：

第一次，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

第二次，十一月二十六日，庭审“长沙告状”。

第三次，十二月三日，庭审“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非法逮捕无辜；诬陷王光美”。

第四次，十二月五日，庭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

第五次，十二月九日，庭审“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第六次，十二月十二日，庭审“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诬陷迫害邓小平；诬陷陆定一”。

第七次，十二月二十三日，庭审“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第八次，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庭辩论。

第九次，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庭辩论。

第十次，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在最高法庭对江青进行犯罪事实调查时，江青最常用的答复词是：“不记得了。”

有时，进了一步：“可能有的，不记得了。”

查一下庭审记录，江青回答“不记得”，几乎占她答话的十之七八。

偶然，她也答复：“是事实。”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庭进行辩论。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知道她作为被告人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辩护发言，江青早就作了准备。

江青声称，她要在法庭上宣读“宣言”！

她的“宣言”是什么样的呢？

起初，她想写一首长诗，一首比文天祥的《正气歌》更加“雄壮”、更加“磅礡”的长诗。她曾向监狱当局要了《文天祥集》，要了《辞海》。不知道是因为她已经没有“激情”，还是本来就缺乏“诗才”，折腾了三天，“新正气歌”没有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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