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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12月中旬，大后方食盐供给基地自贡的盐业工人，因物价暴涨，影响到正常生活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1941年初春，成都市各私立中等学校，因物价高涨而宣布增加学费。

1941年元旦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凡囤粮二百石以上拒不抛售者，予以没收。

1月4日，四川省府严令登记存粮。各县检查报三百石以上的囤粮者，由政府收购，再低价出售给市民。

4月24日，四川省府以异常强硬的态度，发布粮食管理的五种办法：（一）粮食买卖，必须集中在指定市场。未经获准之商人，不得经营粮食业：（二）粮食运输，由绥署及沿途警察、保安团队保护；（三）所有粮食（包括农户余粮）必须登记；（四）凡由县派令出售粮食供应市场之粮户、农户，必须照量售出；（五）凡隐匿不登记之粮食，一经查出，即予没收。

重庆国民政府先后决定，对陪都重庆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国家公职人员、教师、学生及其家属的粮食和其他主要的生活必须品煤、油、盐、布等物资，实行公家计划定量供应。同时，宣市粮食由中央直接统管，在这一问题上，重庆国民政府跟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寄希望于暴君秦始皇发明的中央大一统的集权来度过难关。

6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宣布：自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一律征收实物（黄谷）。政府要做到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

1942年8月1日，鉴于政府收粮困难，蒋介石电令四川省府，督饬各级行政长官一律在征粮期间下基层，向地主农民灌输国民党的收粮政策，指导乡长、保长、甲长向农民收粮。规定：凡阻挠征购及从中舞弊者，不论地位高低，督粮委员有权将其送交军法审判机关，就地军法从事。以期保持保甲长们的所谓廉洁。粮荒警报一直在叫，1943年5月时，四川米价已高达每石一千零二十元。成都光华大学的学生们因此吃不起饭，集体请求校方减低学费，救济生活；校方又集体向中央教育部请求救济补助；教育部又找谁救济呢？

粮食成了大后方第一金贵之物，城市饥民因有公家保持低水平的供应，又在警察的警棒和枪刺的教导下，暂时平息了抢粮事件，但在广阔的乡村，那众多无人“供应”的饥民，就常常铤而走险，拦路抢粮。通往各战区和地方征粮送粮的路上，还经常发生盗匪袭扰事件。1943年6月3日。川康绥靖公署专门就此召集各地部队长官开会，布置武装护运公粮的任务。并将重要粮道，划分为若干区段，分派部队负责押送。

1943年11月10日。

重庆国民政府粮食部宣布实行粮食公仓制度，所谓公仓制度，也就是动员农户把粮食象存钱一样，存到“公仓”里去。“公仓”对农户所存之粮，实行水火兵盗保险。

粮食变成了货币。

1944年，大后方四川已有一支两千万人的灾民大军。成都、重庆每日饿死于街头无人收尸者，平均在十五人以上。这年9月，四川米价最高达每市石四千八百元。

大后方民众生活艰苦不言而喻。大后方的军队和一般政府人员的生活同样难以过下去。

1942年1月19日，中国陆军大学特六期学员夏鼎新等人，写信给军委执法总监何成浚上将，述说在校吃不饱饭之苦，请求补助。

1942年2月2日，中央内政部参事包惠僧，因其家人口多，陪都米价昂贵，难于糊口，四处求人说情开后门，要求到生活较好点的战区去工作。

1942年3月14日，少将参议兼中央考核委员会少将委员黄格，专门来找老熟人何成浚将军，求他写封信给陈诚，让他到六战区去工作。何问黄为什么要去前线，黄说陪都生活太苦，想到前线去拼将一命，吃碗饱饭，其他绝无侈望。何将军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各机关人员，日日为柴米油盐所苦，不能专心致力于其职务者，实在十之八九以上……近以一般人生活艰窘，窃贼特多。”

军委会军政部副部长张伯璇的两套旧西服和两双皮鞋被小偷偷去，派人立案清查，不久破了案，原来，小偷竟是军委会政治部里一个中校级部员，问其原因，那位当了小偷的统帅部中校部员说，家里负担大重，物价飞涨，工资又低，无法生活，不得已而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10

1943年隆冬。

凛冽的雪风顺着峡江刮来，空气也象被冻凝固了。

一位体魄伟岸的老军人，身着洗得泛白的棉布军装，从朝天门码头高高的石阶大步走到江边，蹬上一艘浅水火轮。小火轮一声汽苗拉响，溯江而上。小火轮载着他先后到江津、白沙、内江、隆昌、自贡、乐山、沪州，以及新津、成都等二十余县市。每到一处，那位高大的老军人，都要召集当地各界民众大会，即席发表演讲，或唱或说，激情满怀。他还亲手挥毫作画书字，在街头上摆摊义卖这些字画，并当场将义卖的钱捐献为抗战之用。

他，就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

冯将军自从1937年下半年以后，基本上处于“二线”，在重庆深居简出，很少过问实际事务。到1943年，经济的枯竭压得蒋介石喘不过气来，几百万军队和漫长的长江战线的军费，实在挪用不开了。冯将军再也看不下去了，发起组织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自任总会长。

大后方的民众，也像这连年干旱的土地一样，“油水”早被战争给榨干了。仅以四川的公债为例，从1937年9月第一次认购救国公债一千九百多万元开始，已先后认购、发行过“建设”、“军需”，“兴业”、“同盟胜利”等各种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一亿元以上，有时一月发一种。如1940年5月才发放了建设公债一个亿，8月又发行兴业公债一个亿。而那些名目繁多的税款和抗战捐款，就更是压得老百姓叫苦不迭！

再以献机捐款为例：

1938年4月，重庆儿童发起捐购“中国儿童号”飞机运动。

1941年2月，航空建设协会四川分会发起捐款献机一百架运动。

1942年2月，重庆市民众捐款购买滑翔机一架；中国电影制片厂捐购“中国电影号”滑翔机十架。

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一架，滑翔机二十架；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一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二十架。

1943年初，航空建设协会发起一元献机运动，计划购机三十架。

1943年3月，重庆妇女界发起捐购“妇女号”飞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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