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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御史章赣被创突亡。自归甘泉。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日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等战。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兵败，亡，不得。（注释1）

晋朝《搜神记》中也记载了两则跟蛊有关的故事：

“荥阳郡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注释2）

“鄱阳赵寿，有犬蛊。时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后余伯妇与寿妇食，吐血几死，乃屑桔梗以饮之而愈。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豕，或为虫蛇，其人皆自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注释3）

陶渊明在《搜神后记》里写道，

昙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死。游尝诣之。主人下食，游依常咒愿。双蜈蚣，长尺馀，便於盘中跳走。游便饱食而归，安然无他。

南北朝梁顾野王《舆地志》：“江南数郡有蓄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食饮中，人不觉也。其家绝灭者，则飞游妄走，中之则毙。”

在《隋书&；#8226；地理志》，最早详细记载了制蛊之法，

“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而庐陵人厖淳，率多寿考。然此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如蛇，小者如虱，合置器皿中，令自相食，余一种存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使人食之入腹，蛊食其人五脏。人死则其产业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蛊者自钟其弊。累世子孙，相传不绝，亦有随女子嫁焉。干宝谓之为鬼，其实非也。自侯景乱后，蛊家多绝，既无主人，故飞游道路之中则殒焉。”

《元一统志》载：　“峒、僚错居其壤。山有毒蛇，储之为蛊以中人，立死。”

……

不对，韦方越看越不对劲，这里记载的蛊和苗族的蛊不一样：

首先，史料中的蛊虫与苗族人所述的蛊虫不一样，书中蛊虫多为：蛇、蜈蚣、蜘蛛，而苗族的蛊虫则多为：蛇、蛤蟆、毛虫。

其次，史料中记载的蛊并没有将苗族和蛊联系起来，其中的蛊，皆为汉人所造；

再次，史料中并没有将蛊以性别进行明确的划分，而苗族地区却重点突出妇女放蛊；

……

已经不能再想下去了，韦方头痛不已：“难道这搜集的资料和苗族的蛊并非同一物？”

他自以为的“充分准备”就在这一瞬间崩塌，想起吉大的那批学者，那日他们并没有引用过多的典籍，作为学者，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搜集的这些资料？而是早有领悟，知道这汉蛊与苗蛊的奇异之处。可恨自己故作清高，不肯俯首恭听，草草说了几句话，就以为能破解这千古的疑惑！可笑，可笑，可笑之极！他突然想起了在车站偶遇的老头，更加羞愧：那老头明知我小有成就，仍对我嗤之以鼻，如此胸怀，应是藏龙卧虎之辈，若是早些听了他的话，也不会落得这样的惨败。

韦方郁郁心痛，将手中的书扔了老远，也不去管，径自睡觉去了。

注释一：汉武帝时因巫蛊而引起的一场统治者内部的斗争。汉时迷信，以为用巫术诅咒及用木偶人埋地下，可以害人。武帝晩年多病，疑乃左右人巫蛊所致。征和二年，江充因与太子有隙，借机诬告太子宫中埋有木人，太子惧，杀充及胡巫，武帝发兵追捕，太子兵拒五日，战败自杀。掘蛊之事上牵丞相，下连庶民，前后被杀者数万人，史称"；巫蛊之祸"；。事见《汉书&；#8226；武帝纪》、《江充传》、《公孙贺传》。

注释二：荥阳郡有廖姓一家，世代做蛊，由此发财，后来娶了新媳妇，没有对她说这件事。有一天家人外出，留新媳妇看门，忽然看见屋里有一个大缸，新媳妇一看，发现有一条大蛇，于是她烧了一锅开水灌到缸里烫死了大蛇，等家人回来以后，新媳妇对大家说了这件事，全家人都很惊恐，过了不久，这家人开始染病，死光了。

注释三：鄱阳郡（今江西省鄱阳县）的赵寿养了一种犬蛊。有一次陈岑去拜访赵寿，他家里忽然有大黄狗六七群，一齐跑来对着陈岑吠叫。后来伯母跟赵寿的妻子一起吃东西，结果吐血不止，几乎死去。将桔梗研成粉末喝下去，病才痊癒。毒蛊有一种怪物，像鬼一样，它的妖形会变来变去，成为各种不同类型和品种，有的成为猪狗一类，有的成为虫蛇一类。畜养毒蛊的人都知道自己所养的蛊是属於哪种形状。他把毒蛊放到老百姓身上，中了毒蛊的人就会死去。　。。

第七十二章　　史料之蛊（下）

萎靡了几日，居然接到了一位吉大学者的电话，说医院有人得了不明的病，疑是中了蛊，邀他一起去查访一下，韦方对蛊确实惧怕了，但这件事上好奇还是占了上风。

那为学者比韦方要长些年纪，模样谦和温顺，谈吐文雅得体。韦方对他颇具好感，遂将心中的疑惑与他说了。

那学者笑道：“你真是有心人！以前也有人来研究过这个东西，但大部分都是过过场，到最后，都去游山玩水了，做了半分不熟的报告，就算完工了。”

韦方羞愧，说：“我也不能调查出什么。”

那学者对蛊也是颇有研究，滔滔不绝地说开了：“蛊这东西不仅困难重重而且错综复杂。困难重重是这个民族对此很忌讳，蛊对苗族来说代表疾病与死亡，而被恐惧与厌恶，传统苗人通常“谈蛊变色”，话题自然难以继续。再加上，苗人对祖先蚩尤的忠诚以及对炎黄及其子孙的憎恨，调查人如果不能得到当地人的喜爱，非但不能取得可靠的材料还有可能遭到残暴的人身攻击。

造成调查错综复杂的局面则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本身的进化，苗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口口相传难免以讹传讹，其次，苗族的文化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属于流动性文化，很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你刚才所说的关于苗蛊的矛盾，就是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众多述说者取其侧重一面并加以渲染，使苗蛊的的传说如同那树上的枝枝蔓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繁茂。举个例子：苗族地区儿女要结婚的时候，双方父母都要暗地里对对方进行严格审查，俗称‘清针线’，看其家庭即亲戚干净与否，即有没有蛊。如果发现对方有不干净的嫌疑，就会婉言拒绝，因此早成不少婚嫁上的悲剧，年青妇女只能嫁给家境贫寒，或身体缺陷的男子，而男人们只能跑到很远的地方娶亲。从这个习俗可以看出，懂得蛊术的不仅限于草蛊婆，但是，在现在的很多县里，都时兴着草蛊婆的传说。

就像你说的，汉史中的记载与苗人所说的蛊有所出入——首先是蛊虫：蜈蚣在汉人社会的练蛊过程的想象里是五毒之列，但是，在苗人的信仰里，蜈蚣被看作由蝴蝶妈妈十二个蛋里孵化出的重要的物种，和人类有紧密关系。而蜘蛛的出现往往被视作某种启示，它附带着人的灵魂，如果打死了蜘蛛，那么就会伤害到这个人的灵魂。但是现在，苗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在汉文化强大的影响力下，已经开始呈现了一定的消沉趋势，如果现在要一个苗人列举蛊虫时，他们很可能像汉人一样提起蜈蚣、蜘蛛。其次是施蛊的目的：汉人施蛊，似乎是为了蛊惑人心，使其丧失心智，它的蛊已经不能为字面意思所能概括，还包括了迷惑的含义，甚至有史料记载：“因诬言欲作蛊道祝诅；以菟为厌胜之术。”　（《后汉书&；#8226；清何王庆传》）这里的“蛊”则是指“用符咒之术毒害人”。而苗人则大体保持了蛊的原意且多为蛊虫相逼——不能将蛊虫放出必被蛊虫所侵害。然而还是有这样被传入的悲剧——因为男子的强烈爱慕，很可能会使他们美貌的心中人成为施蛊的对象，认为男子的激烈是由于女子放其情蛊所致，索性的是，这种说法没有兴起，不然，不知道又有多少女子会因为那些无辜的栽祸而被唾骂成蛊婆。”

韦方大疑：“还有被栽赃的蛊婆？”

学者反问道：“你去调查过蛊婆吧？”

韦方窘，说：“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学者笑：“这种事情传的比风还要快，怎么样，还敢不敢调查下去？”

韦方既对蛊术惧怕，偏又不能甘心，于是咬了牙，半天蹦不出一个字。

学者宽容笑道：“先去看看那个中蛊的人，回去后再慢慢考虑吧。”说着，迈了安稳的步子缓缓走在韦方前面。

看着他安静的背影，缓融在山水之色中，韦方突然有一种舒解的轻松，好奇心不觉又起来了，他小跑追上了学者，带着点点兴奋的神情，问道：“你刚才说——还有被栽赃的草蛊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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