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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勇气、才华和爱国精神得到人们的肯定。1920年5月7日北京《晨报》刊《汴梁*记》云：“种种原因，成了现在奴婢养成所的开封女子师范，内中有几个不甘自弃的女子，想出来作点人生的事业，必要为少见多怪者所非笑，所排斥了。”这里说的就是我四姐任焕坤她们几个。

我们姐妹六人，只有四姐嫁在了本地。她嫁给了新蔡县刘芬佛举人的儿子、她同桌刘巽章的哥哥刘沛直。他们的婚姻可谓门当户对，就是说，举人的女儿嫁给了举人的儿子。刘沛直和妹妹刘巽章一样，思想进步，有爱国图强的热情。他留日归来，读书很多，才华横溢。虽然是父母包办，但四姐倾慕于他。他们夫妻恩爱，志同道合，感情非常好。可惜的是，我四姐生孩子时产褥风死了。那是1921年，她才二十一岁。我们六姐妹中，她第一个离开了人世。没两年，她的孩子也死了。

四姐夫刘沛直后来娶了续房，我也叫四姐。他们还和我们家来往，续四姐对我也很好。刘沛直后来很倾向共产党，和我二姐的儿子孙济世成为无话不谈的隔辈好友。多年以后，他们俩一起喝酒时，刘沛直还哭着思念我四姐。

让大家都没有料到的是，解放初期镇反时候，一封检举信诬陷，毫无调查，就把刘沛直枪毙了。后来他被证明没问题。但人已死了，不能复生，即使*，认定冤屈，对他又有何用？他本该多有的几十年生命被无故剥夺了。想起这些，至今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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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读《红楼》的五姐任叙坤，忧郁早逝了

我五姐叫任叙坤。那时我还小，关于五姐的记忆，也比较模糊。但我知道，五姐是我们姐妹中最漂亮的，在北京念书时，人称“东方美人”。她去上学，大衣挂在教室后面，有时放学回来，就发现口袋里有男生写给她的信。那时候，我还没上学，我和五姐都住在北京的二姐家。印象中那地方叫瓷器库。那时二姐在家，而二姐夫孙炳文，已经从这里出发，远涉重洋去欧洲寻找救国真理去了。

五姐是我最小的姐姐，我觉得她能跟我玩儿。早上我送五姐上学，总是依依不舍。她每天都坐黄包车走，我就每天给她腿上盖上毯子。她该下学回来了，我就在门口等着接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五姐放学回来，在院里择菜，我就趴在她背上玩儿，她还一前一后摇晃着身体逗我玩儿。

五姐的性格有点儿像现在说的抑郁症。她老看《红楼梦》，喜欢林黛玉，觉得人生没意思。她脾气大，在二姐家，吃饭时生起气来，能把一桌饭菜都掀了。人家给她介绍对象都不成，给一张男人的照片，她就往地上扔一张。扔过好多张。只有房师亮的照片她没扔，放在了自己的桌子上。可是那时，房师亮已经跟孙炳文、朱德、章伯钧他们同船去欧洲，由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了。房师亮也喜欢我五姐，可是他还没回国来参加北伐时，我五姐已经没了。孙炳文牺牲后，房师亮给了我二姐和孩子们很大帮助。

建国后，二姐的儿子济世曾在北京帮助筹办四川饭店。饭店开业时，济世请我和一达、房师亮，还有房师亮的姐姐等人一起去吃饭。见了面，济世给我介绍房师亮说：“这是房叔叔。六姨不知道，如果五姨没死的话，房叔叔就是我的五姨夫了。”

五姐死得太早了。她患肺病多年，最后，还在北京上学时，死在北京协和医院。那时她十八岁。我记得母亲趴在五姐的棺材上，号啕大哭。我意识到我从此没有五姐了，也大哭。母亲带着我一起坐火车，把五姐送回了新蔡老家。我们坐在客车厢，棺材放在闷子车里，同一列火车送到驻马店。然后又用大车载着，走了三天旱路，把五姐葬回了新蔡县。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1）

虽然都是女孩儿，但父亲让我们六姐妹都读了书。父亲很看重这点，读了书，女儿们的思想就可能不狭隘、不守旧、不落后了，就可能追求进步和自由了。父亲一定是想给女儿们一个清清楚楚的头脑，而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一生。父亲虽然思想很新，但女儿们读了书后，所受新的时代风气影响之大，还是让他始料未及。大姐和二姐，小时候都曾经有媒妁之言，父母给她们订过婚。然而，她们后来都逃婚离开了新蔡县老家。父亲虽然无奈，但并不认死理儿，不死守老规矩，就供她们在开封、北京等地继续上学，其间读过辛亥女侠刘青霞办的华英女子学校，最后都读了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并且，父亲任由她们自主择婿。

二姐任锐原来叫任纬坤，22岁就结婚了。结婚后叫过孙纬坤。因为她嫁的人姓孙，叫孙炳文，字浚明。二姐和孙炳文结合，是在北京，1913年。那时孙炳文28岁。刘心武的祖父刘云门先生是他们的证婚人。早在辛亥革命前，他们俩就都加入了同盟会，投身*革命。武昌军兴，孙炳文被举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部长，一切宣言文件、往来函电都出自他手。民国后，同盟会办了张《民国报》，孙炳文是总编辑，编辑记者里有梁漱溟等人，我二姐参加编辑《民国报》专设的《妇女专刊》。大家志向一致，共同进退。二姐和孙炳文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因志同道合而情投意合，自由恋爱，没有媒妁之言，就结为伴侣了。

1913年，他们所参加的铁血团暗杀袁世凯事败，孙炳文被通缉。为躲避追捕，他们从北京回到孙炳文家乡四川南溪县。孙炳文在南溪办过贫民夜课学校，也在成都、遂宁教过书。最初，刚回四川时，他曾在南部县第三师范当老师。1913年9月28日我大姐任馥坤给母亲的信里，曾谈到孙炳文当老师的事：“日前黄君来示，称渠同乡邓君系浚明之同事也，前由川来京，云二妹等均好。并云浚明曾托渠至此代为问候儿等。据黄君云，浚明确在四川北南部县第三师范任教育事。”

1914年孙炳文在遂宁教书期间，我父亲前去相聚，住了多半年。那时，孙炳文有诗《和桔湘翁韵》：

海枯石烂泪痕干，明日黄华恋眼看。

眼界荒荒诗兴短，心潮叠叠剑光寒。

何当俗客纷来集，不为奇才若畏难。

倘赴沙场作雄鬼，骅骝嗣此拥金鞍。

1916年春，孙炳文在川南见蔡锷，相谈甚洽，留作随军参议。之后到朱德部任参谋，与朱德相识，结为金兰之交。

在朱德军队工作一段后，1919年，孙炳文去成都，在四川造币厂当厂长。那段时间，他薪水不错。二姐一次睡觉醒来，看见自己手上戴着一付漂亮的金镯子，很是惊喜。一问，才知道是丈夫给她买的。她熟睡时，孙炳文悄悄地给她戴上了。他们俩感情非常好。

孙炳文跟朱德商量好准备去国外学习后，1921年，他和我二姐带着孩子们离开四川，先往河南新蔡老家，看望我父母，住了些日子。再与我父亲同时离家，半路分手。父亲就去陕西了。分手后，我父亲给母亲信中说到：“余从家中带出之钱，除在驻马店为浚明等买车票花去四五十元……”

《朱德自述》里回忆到这一时期时，朱老总说：“从一九一六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国外去，后来他就由四川先到上海去了。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二姐他们这次到了北京后，孙炳文在一家叫做《民报》的报馆当了一段时间的主笔。其时有诗云：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2）

黄月照窗一灯碧，鹠鸺飞来作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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