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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我和一达那时带着孩子住在北京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维世跟组织上说，想和六姨住在一起，组织上就把她也安排到翠明庄了，住我们隔壁的房间。大家都知道维世的母亲刚刚去世，报纸上也登了，来看她的人特别多，我和一达就帮忙接待。周恩来夫妻俩也来过。一见维世，邓颖超就把她抱住，哭了。我抱着女儿乔乔在旁边，看到周恩来也很难过。大家在维世那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维世一直哭，他们老两口就一直劝慰。

一天，王明、孟庆树夫妇也来看维世，不巧维世不在，就到我们房间里来坐。他们问我二姐去世的情况，和维世的情况，聊了一会儿，留了地址，让我们有时间去他们家玩儿。王明夫妇在延安时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跟维世是亲戚。那时我看，王明是个和善的男人，孟庆树是个漂亮的女人，在延安时曾经流传王明以前追孟庆树的故事。

维世感情专一，保了金山

后来我和一达到天津工作，维世则在北京做了她最喜欢的工作——导演。一放假，她就回她邓颖超妈妈家去。她管邓大姐叫“妈妈”。我们每次从天津来北京，一定会去跟她聚会。开始在东单三条，后来她和金山住在张自忠路，跟欧阳予倩等人一块儿住在一个深宅大院里。维世和金山也到天津去看过我们几次。金山跟着维世叫我“六姨”，六姨长六姨短地叫。多年后，“*”结束以后，维世已死，金山还是叫我“六姨”。一达好和他开玩笑，老是跟他笑说：“你别忘了我是你的长辈，我是你的六姨夫呀。”金山那人也好开玩笑，两个人一见面老是嘻嘻哈哈的，后来都成老头儿了，还总是没个正形儿。我们在天津时，维世每次去开会或办事，都一定去家里看我。有次她从苏联回来，先到了天津，给我带来一大堆孩子的玩具和衣服之类，可把我高兴死了——孩子有穿的有玩儿的了。她知道我孩子多。后来我在保加利亚生的小儿子卡林，会走路后在那里穿的一件紫红丝绒小大衣，谁都说好看，就是维世从苏联买来给我送到天津的，我给带到保加利亚去了。

每想起维世有一次专程到天津来看我的情形，我都很难过。那是金山在朝鲜犯错误以后。维世跟金山结婚，连周总理都不同意，邓大姐也不高兴。但是维世觉得跟金山说得来，剧本、演员、舞台、表演，有说不完的话，有共同事业。她还是不愿意嫁给当官儿的。金山是老地下党员，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艺术上才华横溢。但他天性*，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时，居然跟金日成的女秘书搞上了。据说金日成因此一怒之下把那个女秘书处理了。金山被送回国来，也面临着严重的惩治。维世压力很大，没人交流，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天津来找我说话。那时我正忙，“左”的路线下，整天得开会，忙着批评和自我批评，弄得人束手束脚的。维世那次来，只住了一个晚上。说话间，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兴兴的样子，就问她，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她就跟我说金山在朝鲜犯错误的事，我很吃惊，说那怎么办？维世说想跟金山离婚，还说总理气得说应该枪毙金山。我问她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得死，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告诉我说，人家开会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听，还叫她表态，弄得她非常难受。从小到大，维世总是那种开朗和倔强的样子，我没有见她这样发过愁。此刻，我面前的维世真可怜。

那天我们聊到半夜。我看她难过的样子，却无能为力，只能尽量地宽慰她，温暖她，跟她说别太难过了，金山以后应该再不敢了，还是帮助他改正错误吧。第二天早上，维世从我家走，情绪仍然低落，但在她那么伤心苦恼的情况下，我竟然没有请假，没送她到火车站。我只把她送到了家门口，看着她自己慢慢地步行远去了。这么多年来，我常想起那天早上。维世那时心里很苦，特意从北京跑来找我倾诉，我怎么就不能再多给她一丝温暖，把她送到火车站呢？我怎么就能站在家门口，看着她孤独无助地远去呢？对此，我后悔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每每想起那天早晨维世那踽踽远去的背影，还是后悔莫及，泪流满面。我心疼维世！

维世要是跟金山离婚，金山真就后果难说了。维世最后还是决定不离婚，这等于保了金山。在天津目送维世走后，我们再见面，是在北京了。那时我和一达常回北京，开会、学习什么的，所以常看维世的节目，也去她家做客。金山正狼狈着时，我们又去了。他好像有些紧张的样子。他会做一手好菜，那次给我们炖了一锅红烧肉，还告诉我们用酒炖肉才好吃。可是他往桌子这边端的时候，那一大锅红烧肉，“啪”地一下儿掉地上，一锅肉不能吃了。弄得维世也很尴尬，叹了口气，还安慰金山。后来我们出国工作，回国休假时，住在北京和平宾馆。金山和维世抱着他们的养女小兰——跟维世的小名一样，好几次来和平宾馆看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回国工作后，在广安门那边住过一个四合院，后来又搬过两次家，维世都来。我们时常见面，你来我往。

那些年，维世把精力全投入工作，排了几个大戏，都很成功。每次见面，我们都很为她高兴。虽然在日常生活里，金山对维世很好，维世对金山很专一，但维世心里的苦，无法对人说。我们知道了，也不能提起。对维世婚姻生活的不幸，我始终非常同情。社会上后来有多种无聊传说，说维世这个那个的，甚至还有凭谣传写书挣钱的。那就都是假的了。最典型的一个传说，就是说维世跟毛泽东同乘火车去苏联如何如何。想象力强的，写得绘声绘色的。其实，我们都清楚得很，维世根本就没跟毛泽东一起坐火车。那之前，维世先去了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然后到莫斯科，奉命在中国驻苏大使馆里住了很长时间，等着毛访苏时做翻译工作。毛上火车时，维世早已经在苏联了。据我知道，毛泽东根本不喜欢维世。“*”前，一位听过毛谈维世的朋友跟我说过，毛主席不喜欢孙维世，太开朗活泼了。可是，人死了，想怎么编就怎么编。维世只是因为漂亮，死后就被人编出些不三不四的故事。甚至，竟有为了哗众取宠，往长辈周总理那儿编的。

那些说法儿都是想象的、虚构的，那不是我了解的维世。我了解的维世，性格非常开朗，脾气又很倔强，对待工作忘我投入，对待长辈孝顺关怀，对待婚姻理想主义，对待感情专注如一。

三姐说：“维世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维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

当年维世到晋西北和她母亲一块儿搞土改时，母亲病重了。在我到晋西北之前，她们一起离开了那儿。从那时起，她就再没离开过她的妈妈。她知道她妈妈把他们兄弟姐妹带大，受了很多艰难困苦，太不容易了。我二姐病重那两年，维世一直和她在一起，照顾她。宁世和维世陪母亲住进天津的医院后，兄妹俩一起伺候了一段时间。后来宁世因为工作需要，就离开医院去东北了。剩下维世一人留在医院，跑前跑后，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服侍母亲。我和三姐从北京赶去医院时，看到她给妈妈喂饭，都是双膝跪在地上，凑在病床跟前，轻声细语地跟妈妈说话。我想，这两年来，她眼看着母亲越来越虚弱，自己却没有回天之力，心中一定非常难过。三姐看着维世疲累的样子，很心疼，感慨地对我说：“维世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维世跟她的外祖父感情特别好，非常敬爱她的外祖父。小时候我们俩一起念书时，就是我父亲——她的外祖父带着我们，关爱我们，训斥我们，教育我们。我们老家管外祖父叫“姥爷”，管外祖母叫“姥娘”。维世常对我说：“我的姥爷可不是一般的姥爷。”这里面有她对姥爷的崇敬，有她因姥爷而生的自豪，也有她对姥爷的拳拳孝心。姥爷来北京开会时，维世也一起参加。她总去看望姥爷，还跪着给姥爷洗脚。我这儿留有一封约50年前她从北京写给外祖父的信：

亲爱的老（姥）爷：

接到你的信，心里很高兴！老爷汇来的钱，无法兑换成德国的马克，所以还是给您老人家寄回，请老爷就用这笔钱把皮大衣改一改，千万不要忽视冬季的保暖！老爷要买的药，我一定设法去买，请您老人家放心！

老（姥）娘身体好吗？请您告诉老娘，我们看见老爷身体健康，精神很好，我们心里很感谢她！要她老人随时注意老爷的身体，注意老爷和我订的爱国公约，并督促老爷的实行！我从国外回来时，老爷的衣服一定就做好了，有老娘照顾老爷，我们心里也放心多了！

亲爱的老爷，您可要注意身体！您老人家的身体好，我们大家都高兴。我们希望下届会议时，你和老娘再到北京来！有工夫给我写信。敬祝您老人家

健康！问老娘好！

孙

兰　　上

一月十四日

那之后，维世从国外回来，约我一起去郑州，带着她给外祖父买的药，看望外祖父。我也很想去看父亲，可是当时不好请假，没去成。维世就自己一个人，专程坐火车去郑州，看了她的姥爷，给姥爷带了很多滋补品、衣物，还给她的后继姥娘送了一对金耳环。我父亲后来给我的信里说，维世去看他，跟他谈了很多，说说笑笑的，给他带去了很多快乐和欣慰。“*”中，维世跟我最后见面的时候，世道已经大乱。她跟我说起外祖父，忧心忡忡，担心老人也会受到冲击。我心里也很不放心，但还是宽慰自己，也宽慰维世，说：“那么老的老人，他们不至于下手整他吧？”

维世对养父母周恩来、邓颖超也很孝顺。两位长辈觉得她懂事儿，所以喜欢她，连她的妹妹，也关怀照顾起来。周总理和邓大姐之所以这样，最主要的，是因为维世是孙炳文、任锐的孩子。他们觉得，抚育故人遗孤，是一种责任。这是过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现象，从“赵氏孤儿”那会儿就开始了。周恩来抚育维世，朱老总培养孙泱（宁世），包括黄志烜抚养粤生（新世）、帮助济世，其实都是一个字，忠孝节义的“义”。他们三个人，是孙炳文生前最要好的朋友，所以要管孙炳文的孩子。邓演达、房师亮、冯友兰他们帮助我二姐和孩子们，同样是因为这个“义”。我父亲一生，也是把抚恤辛亥烈士后代视为责任的。现在的文化中快没有这些了，没什么人理解了，所以才能产生出一些龌龊的想象。不管最后维世和宁世是怎样的结局，我作为家人，永远感谢周恩来、朱德那些年对二姐的孩子的抚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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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世“文革”三次溜到我家，

她让我烧掉了江青送的照片

一晃十几年忙碌过去，家人团聚，亲友往来，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间，“*”骤至。谁都不会想到，维世的生命旅程，即将终结。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时间都是在“*”开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维世带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主要的，她跟我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儿太多了。”我们聊了很多当时“*”的形势，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

那段时间，我的两个小儿子学校没事儿，爱在家里玩剪纸，自己把一些画儿和毛主席的照片设计成剪纸图案，再剪出来，弄得挺好的。维世在我那儿聊天，偶尔看到了那些剪纸，可喜欢了。她很高兴她的小弟弟们有这样小小的创造性，乐呵呵地欣赏了半天。

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死了。

孙泱死了？我大惊。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她很难过。我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我们想起来小时候宁世带着我们一起淘气，难过极了。然后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萍’的？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六姨，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我知道维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过的人倾诉。聊一聊，心情会好些。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初期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我说：“她们是想‘清君侧’。”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不知道是“杀功臣”。我和维世还议论说，江青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多年了，毛主席应该把她教育改造好了吧？不至于太坏了吧？

维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使我想到戏剧故事中的乱臣贼子，对一哄而起的“*”，忧心忡忡；对维世的处境，提心吊胆——那时候好多人在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让我心绪稍安，而且我觉得，有周总理、邓大姐在，维世起码能有生命安全。临告别时，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最后见面那次，我看着她美丽而又自强的面容，听着她愤愤而又自信的话语，对她的前程也有些许乐观。我没有去设想残酷的明天，更没有去想象悲惨的结局。我想，维世聪明，她一定能溜出来，能悄悄地再来找我。我们俩从小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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