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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底线（第1页）

庆寿殿

和紫宸殿气氛完全相反的庆寿殿内，曹太后和赵顼正有说有笑的聊的非常开心，像极了普通百姓人家祖孙俩其乐融融的场面。

赵顼一面给曹太后讲着宫外的趣事，一面给曹太后点着茶。就好像紫宸殿发生的事跟他们完全没关系一样。

刚刚从那里宣读完口谕回来的内官匆匆跑到曹太后面前禀告道：“太后娘娘，紫宸殿里的大臣们都回去了。官家留下了政事堂的相公们。”

曹太后点点头，看向赵顼道：“你爹爹呀，就是心太急。用什么理由不好，偏偏用这理由。连我都以为他这是要疯了，这政治眼光还不如你呢”

赵顼站起身，走到曹太后背后给她揉着肩“嘻嘻，阿婆您也不想想我爹爹才亲政几天呀。而且心病还没完全好呢，哪能像您一样，经验那么丰富。我这不是怕您误会了爹爹，所以来找您解释了嘛。”

“哼！你爹爹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怕我吃了他不成。”曹太后假装生气道。

“哈哈哈，爹爹这手段确实是粗糙了点。不过我觉得政事堂的相公们也是太过于自信了点了。”赵顼赶紧转移了话题。

曹太后沉吟片刻，叹气道：“也是执政久了，忽视了台谏言官们基本的底线是什么。”

“哦，对了。你跟阿婆说说，给你写信的那小子的情况。”

“他叫沈峰，原来是和赵颖……”赵顼做回椅子上，开始给曹太后介绍着沈峰。

原来早在沈峰的信中就分析出，赵曙的举动肯定会引来朝堂大部分官员强烈的反对。因为沈峰认为，在大宋开国几十年的建构中，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而约定俗成的规则体系。

那就是文官、儒家、礼制。文官们利用儒家思想在礼制的框架内，约束和控制着大宋的方方面面。从官家到及街边的乞儿，从耄耋老人到刚出生的婴儿，都在这个框架内各司其职，各自遵守着礼制的要求。

你赵曙作为大宋官家，带头违反礼制，破坏几十年来大宋的基本治理体系。你赵曙这是要挖我们文官的根，挖我大宋朝的根呀。那怎么行，必须死磕到底呀。

当然，也不能否认这些人中确实是有一些真的认为儒学思想和礼制是大宋万年的制胜法宝，是单纯的想要大宋好的，是不掺杂个人利益的。但那很少很少。

在沈峰这个现代人看来，这一场濮议之争，完全是小题大做。皇帝给生父什么名分，果真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么

答案是否定的。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兴亡关键取决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与君主怎样称呼其生父并无关联。

当然，司马光、王珪等人硬是把这问题上纲上线，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也只是为了前面讲的那些。在他们看来，英宗已入嗣仁宗，再称其生父为父亲，就不合儒家的宗法礼制，如果违反礼法就不成体统，就会乱了套，就会危及国家根本。其实，他们的忧虑不仅是伪命题，而且不符合历史逻辑。

不过，那些士大夫敢于据“礼”力争，也难能可贵，起码体现出刚正不阿的气节和操守。问题在于，他们所坚守的“礼”，在现代人看来，偏离了常情与常理。从实事求是出发，父亲就是父亲，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事实，称自己父亲为父亲，可谓天经地义，何必非称伯父不可。然而，那些教条般固守礼法的卫道士们，为了一个称呼竟然口诛笔伐，争论不休。

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出思想僵化、食古不化，已经失去判断时局、辨别利弊轻重的能力。

他们视宗法礼制高于一切，而忽视关乎民族存亡的国计民生。在面临辽国、西夏侵扰和“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的双重压力下，范仲淹推出新政、王安石实行变法。也正是他们这些人竭力反对，终究让范仲淹、王安石的富国强兵梦化为泡影。

此外，那些卫道士往往以正人君子自居，喜好把持不同见解者一棍子打死，大肆予以人身攻击。

欧阳修就曾被吕诲等人指责为“人神共弃”的“豺狼”“奸邪”，王安石也曾被吕诲等人描述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的恶人。本来是出于公事之论，如若演化为人身攻击，就容易捆住有担当政治家的手脚。苏辙曾经指出：“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

如此政治生态，使得庙堂之上充斥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的庸官。王珪在“濮议”之争中表现得非常活跃，他做了16年宰相，结果毫无建树，被人讥讽为“三旨宰相”（只知道“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

濮议在现代人眼里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此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牵扯了皇帝、宰相和众多大臣的心力，由此耽误治国理政大事，可谓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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