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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2页）

我承认，我带这些年轻球员第一次飞跃是比较容易的，这是量变的过程。申花队的吴承瑛、朱琪、谢晖等，之所以能在一两年里，从无名小卒到人们心目中所谓的球星，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第一次的飞跃，这个变化是比较容易的。

从内因说，他们当时还年轻，有新鲜感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再加上自身有一定的能力，谦虚好学，这就具备了完成第一次飞跃的很重要的内因条件。从外因上说，我从带高洪波开始，就有了带年轻队员的经验。我要求严、训练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训练传接球技术上，再加上有职业联赛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些年轻球员便迅速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内因和外因都具备了条件。

申花三年，出了一些球员。但这仅是第一次飞跃。但要取得第二次飞跃，取得质的变化，却比第一次飞跃要难得多。在这方面，我自己确实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因为在内因和外因上，都要发生变化。

拿内因说，取得第一次飞跃后，这些球员都有名了，地位变了，物质待遇上也有了变化，自行车变成了轿车，走到哪里都受到追捧，名和利必然会产生思想上的变化。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自认为了不起，听不得意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一旦没有了竟争时，便会对自己没有要求，最后影响他们的进步。运动员如此，教练员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影响中国足球进步的最致命问题。这是思想意识上的。

就个人潜力、个人能力来说，经第一次挖掘后，第二次的潜力有多大？不可能如第一次那么大。我们搞运动队的知道，在没有训练之前，100米跑13秒，经过一段训练后，能够达到12秒甚至于11秒，这个飞跃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再从11秒进到10秒多，再提高零点几秒，这就非常难了。

运动员和教练员都需要继续学习和提高，而且都有这种提高的必要性。我的水平还远不够，还需要提高。在带领球员进行第二次飞跃时，我感到非常困难。我想，中国足协和惧乐部请外国教练，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中国足球提高水平，就是希望他们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带来，就是希望能使足球有质的变化。但是由于时间和其他一系列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很少有这种第二次飞跃的实践。

我讲这些并不是否认外国教练的水平。一个教练水平如何，无非取决于这几个方面，一是组织能力，能否把这群人很好地团结在身边；二是煽动能力，能不能把队员在比赛和训练中积极性调动到最高。这两个方面，施拉普那绝对是一流的；三是教练员的训练水平；四是合理的战术安排；五是临场的调度指挥。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万达队时给他们上了一课，讲过关于量变到质变的问题，讲内因和外因的问题，讲一次和两次飞跃的问题。记得孙继海临去英国之前，我对他说，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在英国这种环境下，你可能还有一次飞跃。他说他希望自己的水平在英国能再有一次跳跃。孙继海到英国后的环境，就将是促成他第二次飞跃的外因。

外因的教练因素，环境因素，都是对运动员量变到质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的教练已经不是六七十年代的了，当时他们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尽管我们没有亲自参加过世界杯决赛，但世界杯的比赛我们能够每场都看，世界一流的球队，也与我们较量过，这些外部条件我们都有了。如果说那时马罗斯基给我们上课，讲足球场的宽度和渗透还能让我们感到新鲜的话，现在早已经不是了。

我认为有些外国教练的战术打法是先进的，训练水平也是先进的，如霍顿在挖掘队员的潜力上，在挖掘整体的潜力上，如组织整体攻防上，很值得学习。前一段在万达队执教时在战术组织上，对阵形认识和使用上，确实有问题，万达队在联赛中连连受挫，与这些错误不无关系。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的确有提高和改造的需要，应该在挖掘队员的潜力时，也应该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

但是，高水平的教练未必能马上见效，这里面有许多原因，有些是我们队员的能力有限，比如韩国的车范根、李章洙和巴西的拉扎罗尼，他们都是好教练，但是由于球队能力的限制，使他们没有达到他们本来达到的高度，这不是教练员的责任。而我们这里往往有一种偏见，教练员是万能的，成绩不好的主要责任都在教练，这是片面的，不客观的，不科学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我承认，我们中国教练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就拿我本人来说，我在战术打法上，在用人换人上，经常出现致命的错误。比如说，我不能坚持自己四三三阵容和打法，往往在遇到挫折时，在关键时候，把自己的“快抢前”的指导思想变掉。从国奥队开始，到申花队、松日队和万达队，都犯过这些错误。1994年申花队主场1比6输给太阳神队，在用人问题上，在三条线的组织结构上很有问题，因此造成这样的惨败。1992年在吉隆坡与韩国国奥队决战，没有用硬朗的球员去拼，而是教条主义地把小组赛对朝鲜队取胜的阵容用上去，结果大败。这些深刻教训，将永远记在我的脑子里。

高水平的教练员，加上高水平的运动员，珠联壁合，才能取得完满的结果。如衰伟民时代“三连冠”，那时女排正好出了一批有潜力的、天才的运动员，如郎平、张蓉劳、周晓兰、陈招梯等，加上袁伟民的执教水平高，因此中国女排登上了世界顶峰。中国足球如要有质的飞跃，必须有高水平的教练和有天才的运动员。只有这样，中国足球才可能有质的飞跃。

5。在韩文海的婚礼上，我说了不吉利的话

万达又留下来了，我也留下来了，对于万达和我来说，1999年将是什么样？谁也没有底。

11月28日，我参加了守门员韩文海的婚礼。在婚礼上，我说：“我预感1999年将是万达队5年来最最困难的一年。”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感觉，但什么困难、具体到什么程度，我却不知道。喜庆的时候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当时在场的球员、记者们和双方的亲朋好友都感到很奇怪。这话一说出口，我自己也感觉到很奇怪，至少是不合时宜的。

回到基地后，我也在考虑，我为什么说这话呢？作这种判断有没有根据呢？我自己掂量了一下，算了算，感觉1999年我们万达应该“有戏”的。甲A联赛结束后，我们队除了魏意民正式提出转会外，没有人要离队。王涛曾想走，但后来又收回了报告。如此一来，万达队的国内球员基本上没有动，魏意民虽然转会，但他也不是主力。3个外援除金斯明确表示不再效力万达队外，内梅切克和汉斯都可以归队。实际上，1999年的万达队阵容与1998年相比，只少了金斯。只要把他留下来的左前卫的位置人选选好，万达队几乎没有伤筋动骨，万达还是万达，1999年的联赛冠军还是我们的。想到这里，我心里又踏实了。

12月1日，我们结束了休息后正式组队集中，全队拉到上海松江冬训。这个时间比1998年我1月20日“进富”相比，训练时间提前了将近两个月，准备工作充裕多松江是我1998年接队后对队伍进行第一堂训练课的地方。当时万达队正在上海参加远东杯足球赛，练习场地就安排在松江。松江给我的感觉一是训练场地好，二是体委接待非常热情，下雨天场地也对我们开放，旁边还有室内体育馆，再加上红楼宾馆接待条件不错，一个队拥有如此训练条件，在全国也是很难找到的，至少我是第一次。因此今年冬训，我还是决定把队伍拉到松江来。当然，到松江来训练，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因素外，还有一条，便是我接手万达队的第一堂训练课在这里，而当年万达队夺得了联赛冠军。

薄市长在那次会议后，要求我除了为大连万达队蝉联冠军外，还要带出一批年轻人，让他们接万达队的班。王健林也多次说到，万达队现在是后继无人。当时初到万达队时，他给我的工作中就有一条，希望我像在申花队一样，能够培养出一批人，这次是最好的机会，联赛前的时间充裕，海东、张思华、王鹏、陈东4人调国家队参加亚运会，3名外援又没有在，韩文海住院开刀，在这样的情况下，队里只有徐弘、李明、王涛、未广辉、刘玉建、王峰等七八名队员。七八个队员如何训练？于是，从二队调了11名队员，其中有阎嵩、王圣、刘志清、邹洁、邹鹏，以后又来了季铭义、胡兆军等。

在去上海之前，我与王健林商量，根据徐弘的年纪和状态，应该找他谈一次，明确告诉他1999年万达队准备用更多的年轻人。我们商量后一致决定，由我和徐弘谈一次话。我问他还想不想再上场？如果不想的话，俱乐部准备培养他去三队当教练。徐弘5年来一直是万达队的队长，为大连万达队夺取4次冠军立下汗马功劳。我和王健林都认为可以培养徐弘当教练。如果他还想继续踢的话，那先打个招呼，1999年我想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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