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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分社的奔驰230前几天才找回来。偷车的枪毙了。可打碎的玻璃由于禁运全巴格达也配不上。据说这种1990型海豚奔驰的玻璃只有欧洲才有。我们只好开丰田，可这辆破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过80公里就哆嗦。车灯劈开雨雾，引擎盖上蒸汽腾腾。老朱把油门踩到底，车轮在雨水中飞转，水花四溅，雨夜中持枪站立的军警一闪而过。老朱已经接连三天没睡觉，此时仍睡非睡地问我：“刚才咱们关了煤气没有？”一边问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烟提神。我故意挪到车座右侧，抓紧安全带，生怕车子一个急转弯，滑出积水的路基。

8点12分，我们驶入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老朱让我先去占位子，他去找地方停车。足足有二百多记者挤在这里，在贵宾楼入口萨达姆像下的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个摄影记者。诺大的一个大厅被香烟熏得雾气腾腾，靠墙的地毯上，或躺或坐地黑压压一大片也是记者。老朱用阿语向伊拉克人打听才知道，德奎利亚尔还没有到。我们俩趁机紧靠在一起坐在墙旮旯，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条大汉正从我身上跨过去，我的头又晕又重，使劲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来。人流正涌向门口，我抄起这把帮我站起来的椅子冲向门口。几十个人在门厅挤成一团，摄像机、三脚架、铝梯交叉在一起，骂声连天。我用力将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连竖大拇指。军警已封闭了出口，命令记者列队进入临时准备的另一个小会场，见联合国秘书长一面。我扔下椅子向墙边运动，紧贴着墙象壁虎一样往前蹭，直到摸着横在门口的铁栏杆。我像那小胆子的白人记者一样，俯首贴耳规规矩矩，表示服从命令。就在军警集中注意力推搡一位西方电视记者时，我出其不意地迈起左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行。尽管听到背后士兵的怒骂和追赶我的皮鞋声，我佯装不知，紧贴着这帮贵宾往里走。我知道这时没人敢开枪，即使他是神枪手，也不会来抓我，我后背上大写着“人民中国新华社”。何况身后还有上百名记者正等着出新闻哩。不用说，我抢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联社多米尼克在我后面好几排，他的个头只有一米七，而我有一米八三。可惜我的闪光灯总是充不上电，没弄几下胶卷又拍到了头，我用牙咬着照完的胶卷，用右胳膊分开身边的压力，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摄影背心里的新胶卷，可刚到面前，后面一冲，眼看着手中的胶卷顺着前边一位金发女郎的脊背滑落在地。我用牙缝说了声对不起，艰难地再装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后，多米尼克问我怎么样，我说“绝了”。

午夜12点，睡眼朦胧的老朱帮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传出这张照片，可他们表示此时已停止办公，急得我嗷嗷叫。经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还有他的摄影师大河源利男。午夜1点，我们开车到了拉希德饭店，老朱一个瞌睡把汽车开上了人行道，饭店警卫紧跑过来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共同社很是帮忙，大河源立即将我的底片装上传真机，“AM120”，河野帮我拨电话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没有线。老朱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烟。万般无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这张传真照片被空运到约旦的安曼，在新华社安曼分社的协助下，终于传到了北京。

半年以后，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说我的那张德奎利亚尔照片令共同社摄影记者挨了批，日本报刊用的全是“新华”的。

六、临近摊牌的巴格达

90年11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678号决议：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会准许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离联合国决议规定伊撤军的期限还有一个星期，英、美、法各国驻巴格达使馆都加强了戒备。美国使馆围墙上新加了蛇腹式铁丝网，大门紧闭，听任围墙外口号震天。

1月7日，分社英文记者李大伟和我挤在一帮记者中立在美国使馆门口，请求采访美国外交官。可直到中午11点，我们才获准进入使馆大门。

门房不许背相机进去，我奉命将器材交给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所有记者排队鱼贯而入通过安检门。过道里，一名戴太阳镜穿海魂衫的大胡子操纵着六台监视器。我们奉命在一楼签证厅坐等。这里新辟了三排长椅，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居高临下警惕地注视着入座的十几名记者。大厅左侧是签证交费处，中间用英文写着“这里不办理经商、留学、旅游签证。”接着是一行漂亮的印刷体“欢迎来美国”。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国地图。右侧有一个大箭头“听到唤你名字时，请穿过大厅去见露斯（Routh　）。”

11点15分，我们奉命跟一个身着笔挺西装的男子走，穿过一层的一个工作室，两名妇女正在用两台文件粉碎机销毁文件。两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将粉碎的纸屑装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数，已堆起了九个，还有两个正在装。

二楼大使办公室门上挂了一个半米大的美国国徽，女秘书正坐在门口的皮转椅上紧张地打字，我朝她笑笑，翻起她的胸牌，上写“米勒小姐”。米勒小姐身后，挂着一幅挺大的萨达姆卡通画，画中的萨达姆被人从椅子上掀翻在地。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已经回国，在大使办公室接见记者的是代办威尔逊，他正坐在一张大沙发上，手托一大杯矿泉水。代办身后有一只巨大的阿拉伯大古董柜，镶着镂花的金属片。柜上摆着枚迫击炮弹，弹体上涂满了各色油彩。靠墙的高桌上摆满了大使家人的照片，还有一张巨幅的性感小猫玛丽莲·梦露的照片，片子经电子分色处理，脸部颜色简化到黑、红和深绿。与其相对的墙上是纪念美国什么博物馆二百周年的招贴画，画面杂乱，我只能分辨出手指前方的肯尼迪、正在着陆的82空降师伞兵和一顶新疆小帽。大片的红、绿、蓝色充满了画面。大使的办公桌空着。皮转椅旁是一面美国国旗，旗杆顶端是一只展翅的金色白头鹰。当一位白人记者问：“美国使馆与一个月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时，代办懒洋洋地答道：“我知道的唯一变化是，一个月前我们有40多名工作人员，而现在只有5名。”另一位记者又问：“你对昨天萨达姆的建军节讲话有何看法？”代办面无表情：“当时我睡着了。”接着，他揉揉眼腈：“今天早上我还没睡醒。”

1月13日22：10，当面带倦容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出现在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入口时，等了一天的两百多名记者蜂拥而上，当局不得不出动军警。

身穿呢大衣的德奎利亚尔表情忧郁，说话略带口吃，他只用英语简述了他此行的使命，没有人翻译。站在他左侧的是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身穿黑大衣，面带训练有素的微笑。五分钟后，德奎利亚尔消失在会议室右角的一扇门后，发疯的记者冲上去，但马上被身材高大的军警驱回。记者们齐声用英语朝阿齐兹大喊：“战争要来临了吗？”阿齐兹不作回答，面带微笑，在一群着暗绿色军便装的持枪警卫护卫下，钻进一辆黑奔驰扬长而去。

入夜，机场至巴格达市区的高速公路实行区域灯火管制。路旁满是手持AK步枪的士兵和缩在灰色兰德娃吉普中的共和国卫队。我们将车开得很慢，以免剌激神经高度紧张的士兵。街面上静悄悄，一扫往日的繁华，商店很早就关了门。

天明，我上街抢拍战前的巴格达。巴格达富人居住的曼苏尔区排起了买奶的长队，商业部购物中心大门紧闭。军警不许记者拍摄排大队购物的人群和空空荡荡的橱窗。货架上有的货物尚未拆去印有科威特字样的包装纸。

在巴格达附近的萨达姆城里，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拉克第纳尔，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时上升了一百二十九倍。在拉希德大街阿卜杜·瓦哈卜雕像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一名丹麦士兵和一名马来西亚士兵正在以1美元5伊拉克第纳尔的黑市价格与当地人换钱，与官价差近15倍。按黑市价，1美元可购得近3罐雀巢咖啡。

街头士兵明显增多，手端AK—47步枪的军警甚至钻到公路立交拐角处的水泥洞里。银行、政府机关、庆祝广场、无名烈士墓、超级市场门口还站上了头戴红色贝蕾帽的共和国卫队。总统府大门上架起了高射炮，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惊得鸽子无目标地乱飞。

由于英、美、法、德等使馆撤离，每天去那里的游行已明显减少。我想起前几日在美国使馆门口的一次示威活动。六七个人组成的“和平团”在雨中示威，一个操英文的小伙子对着电视台摄像机慷慨激昂讲着什么，一澳大利亚人头戴牛仔帽，手握两把手枪，问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这两把手枪卖给布什与萨达姆：“No　chemical　weapons　！（不要使用化学武器！）”一位德国老太太高擎一块大牌子，默默伫立，我只认识“Ich　”是“我”的意思，似乎还有个词是纽仑堡。

Ich　Habe　1945Die　Hoelle　Von　Dresden　Ueberlebt　In　derNuernbergerstr。S⒈Alle　Menschen　werben　Brueder　Wo　dein　SanfterFluegel　weilt。政府已开始向民兵发枪，机场小卖部的售货员得意地向记者炫耀屁股上的手枪。

出租车司机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因为这个城市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对映，老年人则出奇的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苏尔有亲戚，可多国部队已将那里列为攻击目标，因为有化学武器基地。

医院开始把药品集中清点，装箱隐蔽。巴格达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现了军车，开往科威特方向的军人，在这里尽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给他们增加的每月五十第纳尔。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业务，奉命开赴前线。一位宪兵将几台名贵相机贱价拍卖给外国人。

一些政府部门很早就下了班，下午两点半，伊拉克通讯社就有人下班，三点钟办公室已空空荡荡。我勉强发完了传真，可由于伊通社财务室锁了门而没开成发票，这还算是幸运的。那天去伊拉克议会大厦采访，进大厦搜身、按快门自不必说，转身遇见美联的多米尼克，听人说他现在通过卫星传照片，而我兜里总共才有100美元。采访结束跑出大厦厦回分社，冲卷、放照片、写英文说明，再到伊拉克新闻部将打好的英文说明和传真照片给主管官员审查。之后再到伊通社传照片。例行公事的一套程序完毕，我已精疲力竭。可要了两个多钟头就是通不了北京，眼看一天的心血又付诸东流，好不懊丧。

沙东大街的巴勒斯坦书店，正在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图：科威特是它的一个省。街上飞跑的科威特汽车也换上了伊拉克科威特省的牌照。

市中心的庆祝广场，四座按萨达姆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四把“卡迪希亚”之剑。装备精良的共和国卫队警卫着这座广场，他们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充满必胜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绿白相间的售票厅冷冷清清，因为外国人已几乎走光。往日云集于此的外国记者如鸟兽散。住在拉希德饭店的外国记者仅剩三四十人。他们正在讨论去留问题，共同社只留下资深的中东首席记者近滕一人。美国之音记者据说已到开罗。瑞典电视台的记者正仓皇离去，连我打招呼都顾不上回答。

我们在一商店遇见一位伊拉克画家，他早年曾留学意大利，现在妻儿还在意大利。他自称是最早在意大利获奖的伊拉克留学生，现在萨达姆城还收藏着他的画。他得意地将他用的中国钢笔给我看，笔帽上画了一匹徐悲鸿的奔马，我抓过笔，随手也画了一匹马，他很惊奇。李大伟逗他：“这种画每个中国人都能画。”说话间，匆匆撞入一位法国人，BACHELE＋BRUNO　，是《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　）的摄影师。我问他工作方便否，他说如果萨达姆先生和他有什么关系的话。

中国使馆仅留下以郑达庸大使为首的五个人，其余同志分数批撤出。留守人员在中国大使馆顶楼上，画了一面大五星红旗。我和新华社巴格达首席记者老朱作留守人员处理“后事”。老朱用老虎钳剪断了三台新电传机的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打孔机、英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辆“考斯特”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后背厢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几乎全是我搬，首席管细软。凌晨四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ll　leave　really？”（你们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军用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张照片是1月9日国际穆斯林大会（International　popular　islamic　conference）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钓的，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傻了半天，转过身来“啪”的一个立正。

1月14日凌晨，我们全上了“考斯特”，直开机场，撤离巴格达，飞往约旦。我手提钢盔和防弹背心，这样可以避免超重。他们将行李全部交红皮护照人拿进去，避免了开箱检查。我想进去，士兵拦住不让。一个小特务恶狠狠说：“为什么让你进？！”突然我发现一伙西方电视记者走进来拍电视，一个新闻部的家伙在前面引路，他们长驱直入而进。我也把三个相机全挂在身上，晃着往里走。小特务又出来挡我：“我看你象旅客。”“我是记者。”我推开他就往里走。

海关又拦住我，责问我只能在伊呆十天，为什么呆那么多天，为什么，为什么……几位同志上去理论无用，甚至被赶出办公室。郑大使不得不亲自出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格达大使，我担保这个人……。”我已经数次看到大使亲躬担保劳工等人了。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安曼机场，全体去使馆吃饭，我没去，先回分社赶发传真照片。下午英文记者李大伟与首席老朱飞往开罗，约旦分社的老杨去大马士革。我则留守约旦——这次海湾战争的“瑞士”。

七、六百记者云集安曼

多国部队加紧空袭巴格达之际，被驱赶出伊拉克的各国记者纷纷飞至素有“前线国家”之称的约旦首都安曼。

为此，约旦新闻部在安曼的约旦洲际饭店（Jordan　Intercontinental　Hotel）开设了接待部，欢迎各国记者光顾。在这里，各国记者只需填写一张包括姓名、国籍单位、职业，最后一次到约旦的时间以及发表过的作品的表格，一般都能得到三月的签证。尽管记者们每天都必须到这里登记注册，领取当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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