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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三落四起战黄河（1）

永乐年间明王朝自迁都北京，并完成会通河等河段的改造和疏浚后，京杭运河成为明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也从此开始，明王朝倾尽心力，维护着京杭大运河的畅通无阻。

运河穿黄河南行，受黄河的影响最大。

在颤抖的悠悠岁月里，黄河赋予中华民族的一半是血泪，一半是黄金。法国大作家雨果曾说过大自然是“双面像”，这在黄河身上展示得淋漓尽致，表现得无以复加。翻开尘封的典籍，搜寻关于黄河的书页，每一页的正反面上写满的都是“水患”二字！更有甚者，黄河，稍有不快便更辙易道，随意夺口，时儿北走天津，时儿南下江淮，沿黄百姓痛苦不堪。

此时，有着三百万年河龄的黄河下游却十分紊乱，主流迁屣不定，或者北冲张秋（今属山东阳谷，明代会通河与大清河交汇处）运道，或者南夺淮、泗入海。到了嘉靖前期，黄河下游走的主要是“南道”，即自今河南开封而东，到江苏徐州注入泗水，南流到淮安汇淮河，流入黄海。而京杭大运河呈南北流向，在淮安一带黄、淮、运十字交会。这有有利的一面：徐州以南运河水量不足时，可以得到黄河水的补济；但不利的一面更大：黄河泛滥时，会立即造成运河淤塞，漕运中断。

一匹快马，奔驰在潼关至洛阳的驿道上，马背上的骑手不住地大声呐喊：“汛情——汛情——”

快马以一昼夜行500里的速度（快于洪水的推进速度），向下游接力传递水情。

快马越过洛阳，向开封、徐州、淮安、宿迁奔驰！

快马过处，响起一片报警的锣声：“黄河涨水啦！黄河涨水啦！”

仿照奏报边防军情的做法，自明朝开始，“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必先知之，而后血脉贯通”。（《明史·河渠志》）

此时的黄河、淮河与运河在黄河下游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要保运河畅通，必须治住不停摆尾、不时泛滥、桀骜不驯的黄河。

长期以来，明朝廷一直把保证大运河畅通作为治黄的主导方针。后来，又出现了“护陵”任务，即保护凤阳、泗州的祖陵不被侵灌。——祖陵高于运道，高于民生，这就是封建王朝“皇上”的心胸，就是“官”与“民”的关系。——提出了“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的治黄方针，采取“北堵南疏”和传统的“分流杀势”治黄方略。

“北堵南疏”，就是修筑和加固皇家的朱氏祖坟所在一岸的大堤，而任凭黄水来时向另一岸泛滥。

“分流杀势”，就是将泛滥的黄河水向多处分流，以减轻洪水对运河的威胁。

无论是“北堵南疏”，还是“分流杀势”，都是消极的，种下了更大的祸根：嘉靖晚期，黄河在徐州以上河段一度分岔13股南下，河患十分严重。在黄患最严重的6年中，明朝政府因负责治河官员不力，接连换了6人，可是，只要治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换人又有什么用？灾害依然如故。

嘉靖四十四年（1565）7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沛县南北的大运河被泥沙淤塞达200余里，徐州以上纵横数百里间的中原大地成了一片泽国，灾情空前严重。

这一年的11月，朝廷第一次任命佥都御史潘季驯总理河道，协助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抢险救灾，畅通运道。

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乌程（今浙江湖州）人。29岁中进士，入仕途，授九江推官，宦海沉浮，累官至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44岁的佥都御史潘季驯走马上任。

他深感责任重大，国家的安危在他心中，百姓的生死在他心中，自己上任之前一年换一人的教训也在他心中，他不想使自己成为被朝廷换掉的第7人！

生长在东海之滨，根本不了解黄河、淮河的潘季驯上任之后，立即带人到河患最严重的地方慰问百姓，实地查勘，沿河而上，访问有经验的当地乡官、老农和老河工，详细了解水情，征询治理意见。

三落四起战黄河（2）

这天，潘季驯坐着一位老船工驾着的小船，再次深入灾区勘察。潘季驯坐在中舱，左右鼓棹，向中流进发。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黄河叠浪千层，一望无际，潘季驯乘坐的小船如一片飘在浪涛之上的树叶，被埋在浪里颠簸。突然，巨浪打来，小船被卷入旋涡，潘季驯和老船工都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潘季驯慢慢醒来。睁开眼一看，不幸中的万幸，自己和老船工都被挂在树梢上，幸免于难。

经过实地考察，潘季驯提出“开导上源，疏浚下流”的治河方案。

很快，上报朝廷的方案批了回来，同意“疏浚下流”，而“开导上源”不在批准之列。

为什么？

没人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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