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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这只能如实叙述，而无法加以合理的解释。几乎可以肯定，从此以后，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结婚问题，一直到14年后他自尽前一天。

希特勒写给他外甥女儿的授人以把柄的信，后来通过伯恩哈德·施丹佛尔神父的交涉，从房东的儿子那里弄了回来。施丹佛尔神父就是那个帮助纳粹党领袖整理《我的奋斗》原稿的希罗尼摩斯派天主教神父、反犹太主义的新闻记者，据海登说，所花的钱是由纳粹党司库弗朗兹·沙维埃·施瓦兹供给的。这样，施丹佛尔神父就成了少数知道希特勒对吉莉·拉包尔的爱情秘密的人之一。显然，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完全秘而不宣。当《我的奋斗》的作者成了德国的独裁者以后，有朝一日同他的一些老朋友算帐时，施丹佛尔就得为了泄漏内情而付出他的生命。在个人生活非常舒适的这些年代里，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弄了一所别墅，在慕尼黑租了一套豪华的公寓，出门总是以一辆由司机驾驶的崭新的汽车代步，这辆汽车花了他20000　马克，约折合5000美元。他在这些年代里的收入来源一直没有弄清楚。但是在战后发现的关于他的所得税的档案，使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些说明。在他担任总理一职而自己决定从此可以免税以前，他一直同税收当局发生纠葛，在1925年到1933年之间，慕尼黑财政局有一大堆关于他的档案。

财政局在1925年5　月1　日通知他，他没有申报1924年和1925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希特勒答复说：“我在1924年［当时他在狱中］和1925年第一季度没有任何收入。我是靠向银行贷款维持个人生活开支的。”那么5000美元的汽车呢？税收官员反驳道。希特勒回答说，这也是借银行贷款买的。

希特勒在申报收入时，把自己的职业填为“作家”，这样企图说明他的收入之中有个很大的比例可以列为免税开支——他无疑知道其他地方作家的惯例。他的1925年第一季度的第一次所得税申报单中，开列总收入为＇134＇11231德国马克，可兔税职业开支6540马克，贷款利息2245马克，这样可以征税的纯收入只有2446马克。

在3　页打字纸的说明中，希特勒为他的巨额免税职业开支辩解称，虽然其中大部分似乎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但是这种工作为他提供了作为一个政治作家所需要的素材，也有助于扩大他的书籍的销路。

若无政治活动，我就不会出名，也就不会有材料可以出版政治著作？？因此，我作为政治作家，我的政治活动开支，是我写作职业的必要条件，也是作品在经济上能否成功的保证，不能被认为是可以征税的？？

财政局不难看出，在这个时期内，我的著作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供我个人开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可以说是我自己的财产或其他资产。*　我出于必要而将我个人的需要严加限制，以致完全戒绝烟酒，在最低廉的饭馆中用饭，除了最低限度的公寓房租外，没有任何开支是出乎政治作家开支范围以外的？？对我来说，汽车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没有它，我就无法完成我的日常工作。

财政局同意可免税一半，当希恃勒向复查委员会申请再议时，委员会维持原来估定的数目。此后，税收当局只同意，他所申报的职业开支有一半可以免税。他虽然提出异议，但是还是遵命照付。

这个纳粹党领袖的所得税报表中所填报的总收入同他得自《我的奋斗》的版税完全相符：1925年19843　马克，1926年15903　马克，1927年11494　马克，1928年11818马克，1929年15448　马克。由于税务当局有权调查出版社的帐簿，希特勒要少报版税是不可能安然无事的。但是其他收入来源又如何呢？其他收入来源可是从来也没有申报过。大家都知道，他在那些日子里曾为经济上一筹莫展的纳粹党报纸写过许多文章，他要求很高的稿酬，结果如愿以偿。党内人士对于希特勒索取这样高的稿酬颇有微词。这些收入他都没有申报。到20年代末尾的时候，从少数巴伐利亚和莱因兰的大工业家那里，开始有金钱流到纳粹党中来，这些工业家都是由于希特勒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工会的态度而被吸引过来的。德国钢铁托拉斯组织“联合钢铁公司”的老板弗里茨·蒂森和鲁尔煤矿大王艾米尔·寇道夫捐助了大笔经费。

这些钱常常是直接交给希特勒个人的。他到底留了多少给自己用，也许是永远弄不清楚了。但是他在担任总理前几年的生活水平说明，他从支持者那里收到的钱并不是全部都交给党的。＇135＇　没有疑问，从1925年到1928年，他一直诉苦，说是缴不出所得税；他经常拖欠不交，总是要求延期。1926年9　月，他写情给财政局：“目前我没有能力缴付税款；为了维持生活，我已不得不举债。”后来他谈到那个时期时说：“我多年来靠吃提罗尔的苹果充饥。我们不得不撙节度日，几乎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省下来的每一个马克都是献给党的。”他对税收官员说在1925年到1928年，他的债务更重了。1926年他申报收入为15903　马克，支出为31209　马克，并且说，亏空部分是靠向“银行借债”弥补的。

但是，仿佛出现了奇迹一样，在1929年时，虽然他申报的收入低于1925年很多，但是所得税报表中，债务利息或还本一项却消失了，而且以后也一直没有再出现过。正如哈尔教授所说的那样（上述情况都是根据他的调查），“收支上出现了一个奇迹，他的债务从此消失了”。

不过必须说句公道话，只要希特勒有足够的钱能过舒服的生活而不必为工资薪水而劳动，他对于钱财总是不大在乎的。无论如何，从1930年开始，如果说他过去在个人收支上有什么需要担心发愁的话，这种担心从这时候起是永远不存在了，因为这一年他的版税收入比上年突然增加了两倍，达到约12000　美元之数，而且大企业方面的捐款也源源不绝而来。他现在能够把他全部过人的精力和才能用在完成他的使命上了。他最后夺取政权、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独裁政权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经济恐慌带来的机会

1929年快结束时，像一场大火一般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恐慌给阿道夫·希特勒送来了他的机会，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像大多数伟大的革命家一样，他只有在时势困难的时候才能够有用武之地，最初是群众陷入失业、饥饿和绝望之中，后来是他们被战争冲昏头脑的时候。但是在历史上的革命家中间，他也有一点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他打算在取得政治权力以后才实行他的革命。他不打算为了要夺取国家的控制权而实行革命。这一目标要靠选民的委托，或者靠国家的统治者的认可——总而言之，靠合乎宪法的手段——来实现。为了要取得选票，希特勒只有利用时势才行，而时势在30年代开始的时候又使德国人民陷于绝望之中。为了要取得当权者的支持，他必须使他们相信，只有他才能够把德国从多灾多难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1930年到1933年的动乱年代里，这个狡猾而大胆的纳粹党领袖便重整旗鼓，着手实现这双重目标。现在回顾起来可以看出，当时的时局和那些曾经宣誓要忠诚地保卫他们所统治的民主共和国的少数人的软弱和混乱，都帮了希特勒的忙。但是在1930年开始的时候，这是一点＇136＇　也没有办法预见的。

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在1929年10月3　日去世。他在过去6　年中间，为了要使战败的德国回到世界大国的行列，为了指导德国人民走向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外交部长的任上，由于费尽心力，终于积劳致死。他的成就不可胜计：他使德国参加了国际联盟，他谈判了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奇*书*网。整*理*提*供）把赔款减到了德国能够从容偿付的水平，而且在1925年，他曾经是洛迦诺公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个公约为西欧带来了它的饱受刀兵之灾和内争之苦的人民一个世代以来第一次尝到的太平宁静的局面。

在施特莱斯曼去世后3　星期，10月24日那一天，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了。德国国内马上受到了影响——而且是灾难深重的影响。德国繁荣的基础一直是主要从美国那里借来的外债和对外贸易。一旦新债断绝，旧债到期，德国金融结构就无法承受这种负担。一旦在总萧条后世界贸易一蹶不振，德国就无法出口足够数量的东西来购买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等必需的进口货。而没有出口，德国的工业就无法开工，它的产量从1929年到1932年几乎跌了一半。成百万的人失了业。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破了产。1931年5　月奥地利最大的一家银行信贷银行宣告破产，接着在7　月13日破产的有德国一家大银行达姆施达特国家银行，这就迫使柏林政府勒令所有银行暂时停业。甚至胡佛总统提出的在7　月6　日生效的暂停偿付一切战时债务（包括德国赔款）

的创议也不能抑止这个浪潮。整个西方世界受到了一种其领导人所不能理解的、认为不是人力所及的力量的打击。在这么富裕繁荣的中途，怎么可能突然发生这种贫困和痛苦现象呢？

希特勒曾经预料到这场灾难，但是他同任何其他政治家一样，无法了解这场灾难是什么事情引起来的。也许他比别人更不了解，因为他对经济学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兴趣。可是他对于经济恐慌给他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却不是没有兴趣或没有知识的。德国人民的苦难——不到10年以前马克贬值的惨痛经历留在他们生活上的创伤犹在——并没有引起他的同情。相反；在那个时期的最黯淡的日子里，当工厂停工，当失业登记人数超过600　万大关，当全国各大城市排队等候配给面包的人长达好几条街的时候，他居然能够在纳粹党报纸上这样写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使他们看清楚欺骗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史无前例的欺骗、撒谎和背叛行为。”他的同胞的苦难，不是他要浪＇137＇　费时间来表示同情的事情，而是他要冷酷地立即把它在政治上变成支持他自己的野心的力量。这就是他在1930年夏末着手要做的事。

德国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最后一届政府的首脑赫尔曼·缪勒，由于各党派在失业保险基金问题上发生的争吵，于1930年3　月辞职。继任的是天主教中央党议会领袖海因里希·勃鲁宁。勃鲁宁在战时是一个机枪连的一名上尉，曾获得铁十字奖章，他在国会中表示的头脑冷静，保守稳健的观点颇得陆军，特别是一位名叫库特·冯·施莱彻尔的将军的好感。后者在当时还不大为外界所知，是一个爱好虚荣、精明能干、野心勃勃的“办公桌军官”，军界人士早已承认他是一个颇有才华但是寡廉鲜耻的阴谋家。他向冯·兴登堡总统提出了勃鲁宁的名字，因此新总理是个陆军提出的人选，虽然他本人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勃鲁宁为人正直，大公无私，谨慎谦虚，忠诚廉洁，性格上稍许有点严峻；他希望在德国能够恢复稳定的议会制政府，把国家从越来越萧条的经济恐慌和政治混乱中拯救出来。他在这样努力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却为德国民主政治掘了坟墓，从而无意中为阿道夫·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这是这个用心善良、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者的悲剧。

勃鲁宁无法争取到国会中多数议员批准他的财政计划中的某些措施。他因此请求兴登堡援引宪法第四十八条，根据这一条规定的紧急权力由总统下令批准他的财政法案。议会的反应是通过了一项要求撤销总统命令的决议。

于是正当经济危机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时候，议会制政府却垮台了。为了找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勃鲁宁在1930年7　月要求总统解散国会，在9　月14日举行新的选举。勃鲁宁怎么会指望在新的选举后可以在国会中得到稳定的多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解答。可是希特勒却认识到，他自己的机会出乎意料地提早出现了。

苦难深重的人民要求摆脱他们的困境。千百万失业者要求工作机会。小店主要求得到帮助。上次选举后达到投票年龄的400　万左右的青年人要求至少有个能谋得生活温饱的前途。希特勒在一次旋风式的竞选运动中向这些千百万处境困难、心怀不满的人们提出的保证，在他们看来似乎给他们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希望。他如果上台，将使德国恢复强大，拒付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就范（特别是如果他们是犹太人的话），一＇138＇　定要做到使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那些绝望饥饿的人不仅希望得到救济，而且也希望得到新的信仰和新的神祗，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保证不是没有效力的。

希特勒抱的希望虽然已经够大的了，但是1930年9　月14日晚上揭晓的选举结果，却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两年前，他的党得了81万张选票，12个国会议席。这一次，他原来打算选票会增加3　倍，议席搞到50个，但是在这一天，纳粹党所得的选票增加到了6409600　张，可以取得国会中107　个席位。这样它就从国会中位居第九的最小党一跃而为第二大党。

在另外一个极端，共产党得票也增加了，从1928年的3265000　张选票增加到4592000票，国会议席从54席增加到77席。温和的中产阶级政党，除了天主教中央党以外，丧失了100　多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虽然选民总数增加了400　万。休根堡的右翼民族党的票数从400　万降到200　万。

很明显，纳粹党从其他中产阶级政党那里夺过来数百万拥护者。同样明显的是，从此以后，勃鲁宁——或其他任何人——要在国会中取得稳定多数比以前更加困难了。但是没有稳定多数，共和国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

这是在1930年选举以后国家的两大支柱——陆军和大工业家金融家集团——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两大支柱的领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共和国，除非是把它当作德国历史上一种暂时的不幸现象。在选举胜利的鼓舞下，希特勒开始转移注意力来争取这两个有势力的集团。我们已经知道，早在维也纳的时候，他从卡尔·卢格市长的政治手腕中，知道了把“有势力的、地位确立不移的机构”争取过来的重要性。

一年以前，在1929年3　月15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过一篇演讲，要求陆军重新考虑它敌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支持共和国的态度。

从事破坏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拥有人民的力量、准备而且愿意同陆军联合起来以便有朝一日协助陆军保卫人民利益的政党才有前途。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至今仍看到我国陆军的军官还在煞费苦心地考虑能与社会民主主义合作到什么程度。可是，亲爱的先生们，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你们同那个以促使陆军赖以存在的一切基础归于解体为宗旨的哲学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这是想要争取陆军军官支持的一种巧妙的呼吁，他们大多数人都相信，而且希特勒现在也第一百次重复指出：他们现在所支＇139＇　持的、而且对军官阶层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毫无感情的共和国在背后戳了陆军一剑，把陆军出卖了。接着他用一种对于他将来要做的事情有预言性的话，警告军官们，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胜过了纳粹党人，他们会有什么下场。他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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