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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不讲求策略和只能想一件事的头脑。

克雷孟梭很喜欢豪斯，因为他不但幽默，而且似乎很了解法国在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克雷孟梭对他说：“我们能相处，你很实际，我能理解你，但与威尔逊谈话就像在听天书。”劳合·乔治则更冷静一些，他认为豪斯比多数男人甚至女人更能把握事物的真相，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但他的局限性使他——　“只能是个销售员而不是生产商”。他可以成为很好的大使，但绝不是好的外交部长。最后，劳合·乔治善意地总结道：“或许从他的声誉来看，他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狡猾。”豪斯却不能忍受劳合·乔治，认为他“喜欢恶作剧，像多变的风向标，对他处理的任何问题都没有深刻见解”，但是很关注结果；豪斯以为所有分歧都可以解决，但是这很难做到。贝克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调解人，这既是他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缺点，他总是把微小的分歧调解成为新的僵硬的规则”。在有关停战条款的讨论中，他已经这么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一系列的错误引发，又在混乱中结束。协约国（在这儿，让我们把他们的合作伙伴美国也包括在内）没有想到他们会胜利。1918年夏，虽然奥匈帝国明显衰退，但德国看上去依然很强大。协约国的领导人们预计战争至少还要持续一年。但是10月底，德国盟国纷纷垮台并请求签订停战协定。德军迅速向本国撤退，而国内也因革命暴动而动荡不安。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的对德停战协定是由三方共同协商制订的，这三方是：柏林的新政府，设在巴黎的协约国最高战争委员会及华盛顿的威尔逊。豪斯作为威尔逊的私人代表是三方之间的重要纽带。德国人知道，他们只能依靠威尔逊的怜悯，才最有可能得到温和的和平条款，于是请求他以十四点原则为依据制订停战协定。急于使并不情愿的欧洲协约国接受其原则的威尔逊在一系列公开外交照会中对此表示赞同。

欧洲人对此感到很愤怒。因为他们从未准备接受未经修改的十四点原则。法国人想确保得到因德国而造成的巨大损失的赔款；英国人反对有关海域自由的内容，因为这使英国无法利用海上封锁抵抗敌人。在巴黎的最后系列讨论中，豪斯同意了协约国的保留意见，并修改了十四点原则，这在和会中引发了有关德国赔款及海域自由的讨论。此外，停战协定中的军事条款，即德军必须撤离法国和比利时领土及其本国西部边境的条款，目的是解除德国武装，正是法国梦寐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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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印象（2）

但是停战协定为以后德国反诉留下了方便之路。德国人可以辩称只接受以原十四点原则为基础的协议，后来的和平条款都是非法的。而欧洲人削弱了这项新外交目的之纯粹性，威尔逊及其支持者可以就此责备其狡猾奸诈。

1918年12月14日下午，豪斯和威尔逊第一次谈话时，就已经对欧洲人的企图表示怀疑了。虽然和会几周以后才正式开始，但各国已经开始暗地行动了。克雷孟梭向英国透露，他们基本同意和平条款，欧洲人包括意大利人在月初就在伦敦碰过头了。精明的克雷孟梭还采取了保险措施，他拜访了卧病在床的豪斯，并向他保证伦敦会议微不足道。他去参加只是为了帮助劳合·乔治在大选中获胜。欧洲各国对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的领土要求存在意见分歧，英法两国也就如何处置奥斯曼帝国争吵不休，总之，大会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欧洲方案。欧洲三巨头也不想让威尔逊感到，他们试图在他到来之前私自解决问题。

和威尔逊一样，豪斯也认为美国将在和会扮演仲裁者的角色。虽然没有什么根据，但他觉得克雷孟梭可能比劳合·乔治更理智些。于是，威尔逊首先会见了克雷孟梭。这个狡猾的老政客大部分时间只是听威尔逊说，偶尔插几句对国联表示赞同。威尔逊对克雷孟梭的印象不错，希望美法联合对抗英国的豪斯也很高兴。威尔逊夫妇和驻扎在巴黎市外美军总部的潘兴将军共度圣诞节，然后前往伦敦。

在英国，威尔逊再次受到热烈欢迎，但与英国领导人的私下会谈一开始并不顺利。威尔逊总统对劳合·乔治及英国高级部长没有前往巴黎欢迎他而耿耿于怀，对于和会因英国大选而推迟也感到很恼火。和众多美国人一样，威尔逊对英国的感情复杂，一方面很清楚美国伟大的自由传统来自英国，另一方面又警惕甚至妒忌它的国力。威尔逊对克雷孟梭的亲密同僚安德烈·塔迪厄说：“如果英国坚持在战后维持其海上霸权，美国可以并将会向它展示如何建设海军！”在白金汉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威尔逊直截了当地对一位英国官员（这位官员立刻把话传给了上司）说：“你们不能说我们是以堂兄弟的身份来的，更不能说是兄弟，我们之间什么都不是。”他接着说，谈论共同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会误导人，因为许多美国人来自其他文化；过分强调两国都讲英语也是愚蠢的。“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只有两点可以建立和维持英美两国的密切关系，即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而当英国国王向美国总统敬酒称赞美军同时表扬英军时，威尔逊没有回敬，这让英国人更加震惊。劳合·乔治评论说：“我们是患难与共、风险共担的事业伙伴，但我们的会见却没有任何友谊的光芒和愉快的气氛。”

但是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至关重要，于是劳合·乔治开始讨好威尔逊；双方第一次谈话时，关系已经开始解冻。劳合·乔治轻松地对同僚说，威尔逊似乎可以在英国所关注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如海域自由以及德国殖民地的前途等问题。他好像只关心国联问题并希望和会一开始就讨论这个问题。劳合·乔治同意了，他说，这样可以更容易地解决其他问题。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会议的议程问题。按惯例，他们大概会与德国以及其他战败国坐下来谈判，签订条约。

以往的经验对威尔逊想要建立的新秩序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在欧洲历史及以前的战争中，胜利者和征服者所拥有的权利根深蒂固——例如，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可以随便占领土地，占有艺术瑰宝，并且战败国还要支付战争费用，有时还要为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但在最近这场战争中，大家不是对此表示反对了吗？双方都在讨论没有附加条件的公正的和平，都要求人民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协约国的呼声比同盟国更大，更具有说服力。甚至在美国参战之前，民主、正义之类的口号就已经是战争目标了。威尔逊利用会议议程，把它制订成一套有关美好新世界的许诺。当然，他允许战胜国的一些赔偿要求：法国可以收回其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德国赔偿其给比利时造成的损失。然而，法国人还有更多的要求：可能的话，希望德国割地赔偿，但一定要得到不再遭受其进攻的安全保证。英国人想要几个德国殖民地，意大利人想要巴尔干部分地区，日本人则想占领中国的部分地区，这些符合新外交政策的原则吗？此外，中欧的所有国家，有的已经建立，有的还在酝酿，都有各自的要求。还有殖民地人民、女权运动者、劳工代表、美国黑人宗教领袖和人道主义者。相比之下，越南国会显得比较简单低调。

克雷孟梭和劳合·乔治在与威尔逊的第一轮讨论中都指出，在前期会议上，让协约国成员表明各自在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至关重要。威尔逊没有促成此项提议。如果所有预先制订好的和平条款都得以实现，那么和会就是徒有虚名了。不过，另一方面，他准备举行几次非正式会谈，以促使协约国达成共同立场。劳合·乔治对同僚说：“这其实是一回事，但总统先生还是坚持己见。”最终他们一致同意在巴黎会面进行初步探讨——最多几周时间——然后再坐下来与敌人进行谈判。此时威尔逊认为或许该返回美国了。

在与这些他即将亲密共事的人初次接触后，威尔逊前往意大利，受到了更加狂热的欢迎。但是欢呼声、招待宴会以及私人会面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他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是有意的。他觉得人民是渴望和平的，但统治者却故意拖延，迟迟不作决定，其邪恶的动机不得而知。法国政府试图安排他参观战场，他气愤地拒绝了。他对一位圈中密友说：“他们想让我去看那些被战争摧毁的地区，让我看到鲜血，以使我倾向于英、法、意政府。”他不能受其影响，制订和平方案必须冷静，不能感情用事。“即使法国被炸成空壳，也不能改变最后的方案。”法国对此怀恨在心，甚至在三月份威尔逊到法国短暂访问时，依然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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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印象（3）

威尔逊总结，他和法国的意见并不像豪斯所说的那么接近。法国政府起草了一份详细的会议议程，并把国联问题置于要讨论的重大事宜的最后。阅历丰富的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凯姆对一位英国外交官说，“和会的任务是结束与德国的战争”，国联问题完全可以往后推。许多法国官员认为，国联只是战时同盟的延续，主要目标就是为了实施和平条款。一份内部文件说，难怪许多法国民众天真地认为“国联对我们有利”。克雷孟梭公开对此表示怀疑。威尔逊在伦敦发表演讲时强调，国联是为成员国提供安全的最佳方式。讲话第二天，克雷孟梭在议会发表演说，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他明确表示：“有一种旧的联盟体制叫均衡权利——我并不拒绝，它将是我在和会上的指导思想。”他还不无恶意地提到威尔逊的“Candeur”，这个词可以理解为“直率”，但有时也可以理解为“可怜的天真”［官方记录上把这个词换成了Grandeur（庄严）］。美国代表认为，克雷孟梭的讲话是对美国的挑战。

那次讲话以及美国的反应，埋下了最终演变为暴烈持久的戏剧化局面的导火索，尤其是在美国。一方面，思想行为纯粹的高洁之士，照亮了通往光明前途的道路，另一方面，畸形丑陋的法国怪兽，满怀愤怒和恶意，一心想着报复。一面是和平，一面是战争，听起来可以编成一个好故事，但这对双方都不公平。两者都是自由党人，都保守地对巨变持怀疑态度，但性情和经历把他们截然区分开。威尔逊认为人性本善，克雷孟梭却表示怀疑，他和欧洲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他曾经对威尔逊说：“请不要误解我，我们也是带着你常说的崇高的本能和理想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塑造了我们。我们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强硬坚韧。”而威尔逊却生活在民主环境中，“我生活的世界是孕育美国民主党追随者的好地方。”威尔逊确信武力最终会失败，而克雷孟梭却看到了它的频频胜利。一次午餐时，他对劳合·乔治的情妇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说：“我发现运用武力是正确的，这只鸡为什么在这儿？因为它不够强大，敌不过想杀它的人。武力的确是个好东西！”克雷孟梭不反对建立联盟，只是对它不抱有太多的信任。他本来也许支持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但近代历史清楚地表明了时刻保持武装以防万一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忠实地反映了民众的观点，法国人始终对德国极度怀疑。

1919年1月的第二周，威尔逊返回巴黎等待前期会议召开。他下榻于法国政府提供的一套私人住宅，非常舒服（威尔逊曾开玩笑说，美国通过给法国贷款间接地支付住宿费用）。缪拉酒店属于拿破仑时代一个伟大战士与拿破仑妹妹的后裔，后来借给了法国政府。随着美法关系恶化，缪拉公主将酒店收回。因此，威尔逊一行人，包括其私人医生以及威尔逊夫人的社交秘书，不得不住在堆满古董、冷清却金碧辉煌的房间里。一位前去采访总统的英国记者看到，威尔逊身穿灰色法兰绒西服坐在一张宏伟的帝王桌前，头顶悬挂着一只铜制巨鹰。

美国代表团的其他人住在稍远一些但同样非常豪华的克里昂酒店。一位美国教授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分到一间很大的房间，高顶，白色镶板，有壁炉、宽敞的浴室和舒适的床，全部用鲜艳的玫瑰色装饰。”美国人非常喜欢那儿的食物，对周到的服务也非常满意，而且觉得缓慢的老式液压升降机非常有趣，它有时会突然悬停在楼层之间，直到足量的水从一个水箱流到另一个水箱。由于酒店较小，办公室只好分散在附近，有的就在马克西姆昔日的私人餐厅，那里依然散发着陈旧的酒味和发霉的食物味道。几个月间，美国人为克里昂增加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一家理发店，私人电话网络以及一顿丰富的美式早餐。当然还有门卫及在屋顶巡逻的哨兵。曾生动地描述过和会的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说：“整个地方就像一艘美国战舰，味道很怪。”到访的英国人也对美国人严肃的等级观念惊诧不已；与英国人不同，美国的重要人物从不与下级一同就餐。

兰辛及其他两个全权代表怀特和布利斯的房间在二楼。但真正的权力中心却在他们楼上，即豪斯居住的防守最严的大套房。他喜欢坐在那儿，制订计划并吸引权贵前往。总理、将军、大使以及记者纷纷去拜访他。他与总统的关系始终最为密切。他们每天都要交流沟通，要么当面谈，要么通过军队技工安装的专线。有时，威尔逊会漫步到克里昂，但他从不在二楼停留，总是直接去楼上。

巴黎（1）

1919年1月，来自世界各地的调停人员齐聚一堂，当时的巴黎悲伤而美丽。人们情绪低沉，神情悲哀，但妇女依然格外优雅。一位加拿大代表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在这儿，经常可以遇到似乎从《巴黎生活》或《时尚》中走出的身影。”有钱人依然可以买到漂亮衣服和珠宝。有物资供应时，饭店依然令人赞叹。夜总会里，舞伴们欢快地跳着新式狐步舞和探戈。天气也异常温和，公园里青草依依，有些花依然绽放。由于前阵子下了很多雨，塞纳河河水猛涨。河堤两岸挤满了观看涨潮的人群，街头艺人欢歌笑舞，庆祝法国的伟大胜利，高唱即将到来的新世界。

然而，刚刚结束的大战的迹象无处不在：来自北部废墟的难民、缴获的德国大炮、德军炸弹所到之处成堆的瓦砾和用木板遮挡的窗户。一个巨大的弹坑印在杜拉瑞宫玫瑰园。由于人们把树砍了当柴火，林阴大道两旁成排的板栗树不时出现空缺。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窗户上的彩色玻璃也因安全起见被存放起来，取而代之的是淡黄色的玻璃，温和的光线透过玻璃照射屋内。煤炭、牛奶和面包严重匮乏。

法国社会也满布创伤。虽然胜利的旗帜在路灯杆和窗户上高高地飘扬，但到处可见四肢不全的人及退伍军人身穿破旧的军装在街角乞讨，几乎每两个妇女就有一人服丧。左翼媒体要求革命，右翼要求镇压，罢工和抗议接踵而来。那年冬天和次年春天，满街都是身穿法国蓝色工装的游行示威的男女以及反游行的中产阶级。

英美都不希望和会在巴黎召开。正如豪斯在日记中写道：“公正的和平很难达到，而在交战国首都的氛围中就几乎不可能了。结果也许还不错，但也可能是个悲剧。”法国人易激动，由于遭受的苦难太多，对德国深恶痛绝，所以很难营造和会需要的冷静的氛围。威尔逊一直希望在日内瓦举行，但来自瑞士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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