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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类似这样的错误理论，在逻辑上从来都站不住脚，但仍有很多人执迷不悟，可见这些谬论危害之大。因此，我们需要设法弄明白：随着技术进步和省力机械的采用，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对于各个实例在细节上的可能性，要视特定行业或特定时期的特定状况而定，而我们采用的范例，将囊括各种主要的可能性。

假设有位制衣商了解到，有种机器可以用以往一半的人力生产男式和女式大衣。于是，他购置了这种机器，并且裁掉了一半的员工。

初看起来，这是就业机会的明显损失。然而，机器本身需要劳工去生产，由此带来原本不存在的工作机会，从而部分冲抵损失的工作机会。应该看到，只有当这种机器可以用过去一半的人力生产出更好的大衣，或是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好的大衣时，制衣商才会购置机器。假设是后一种情况。就劳动力成本而言，制衣商购置机器时期望能长期节省的劳动量，应该低于生产机器所投入的劳动量，否则就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制衣商也不会购置那种机器。

这么算来，就业机会仍然出现净损失。但我们至少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采用省力机械带来的主要效应，很有可能使整体就业出现增加。因为制衣商使用机器，通常只是期望机器能长期帮他省钱，也许几年后机器就能“挣回本钱”。

等到机器挣够了本钱，开始产生经济效益时，制衣商就可以获得比从前更多的利润（假设他不打算低价销售，大衣的售价和竞争对手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劳工的就业机会遭受了损失，而只有那位制衣商，也就是资本家才能从中获利。但正因为资本家有了超额利润，相应的社会利益才得以体现。这位制衣商只有三种途径用掉超额利润，并且有可能在三个方面都分配一些资金：（1）用超额利润扩大生产，购置更多的机器，生产更多的大衣；（2）将超额利润投资到其他行业；（3）将超额利润用于个人消费。无论把利润用于哪个方面，他都会增加就业机会。

换句话说，这位制衣商由于节省开支而获得了以前没有的利润。他从制衣工人直接工资那里节省下来的每一块钱，现在必须以间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新机器的生产工人，或者支付给他所投资的其他行业的工人，或者支付给为他盖新房、造新车的工人，或者通过为太太添置珠宝皮草，支付给相关行业的工人。不管支付给什么人（除非他是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他所间接提供的工作机会，将和他削减的直接工作机会一样多。

此外，事情不会也不可能就此打住。如果这位事业心强的制衣商在业界拥有相当大的成本优势，他会开始扩张营运规模，威胁竞争者，逼迫他们着手添置机器。于是，机器生产工人将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随着竞争加剧和产品增多，也会开始压低大衣的价格。那些新添置机器的制衣商无法享有以前那么高的利润。率先使用新机器的制衣商获利率也开始下滑。仍未使用机器的制衣商可能根本无法获利。换句话说，整个业界创造的节约开始向大衣的购买者转移，也就是回馈给消费者。

大衣越便宜，买得起的人就越多。这意味着，尽管生产同样数量的大衣需要更少的人，但现在的大衣总产量却比以往大了许多。如果人们对大衣的需求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具有“弹性”（elastic），也就是说，价格下跌能刺激消费，消费者总体花在购买大衣上的总金额会比以前多，那么整个制衣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甚至可能多于采用机器之前。从历史来看，制袜业和其他纺织品业所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

第7章　诅咒机器（4）

但是，新的就业机会的产生并不完全依赖于特定产品所具有的需求弹性。假设大衣的价格从150美元降为100美元，且总销量跟以前相比持平。其结果就是，消费者和以前一样都有一件新大衣，而不一样的是，每位消费者节省下了50美元。他可以把这50美元花到其他地方，从而增加了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

总之，整体而言，机器、技术进步、自动化、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并不会使人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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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发明和发现并不限于“劳力节约型”机器。有的发明创造的目的在于改良产品性能，如精密仪器、尼龙、合成树脂、胶合板、各种塑料。至于电话和飞机这样的发明创造，它们所执行的作业是直接人力无法执行的。更多的发明创造则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产品和服务，如X射线机、收音机、电视机、空调、电脑。可是上述这些例子，也正是当代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尤其抵制的机器类型。

反过来，那些认为机器总体而言不会让人失业的论调也有可能说过头。例如，有时人们主张，机器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可能符合事实。在某些产业中，机器绝对能创造远多于从前的工作机会。18世纪的纺织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的新兴产业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910年，在美国有14万人受雇于新兴的汽车制造业。到1920年，由于产品改进和成本降低，有25万人受雇于这个行业。到1930年，随着产品继续改良，成本继续降低，整个业界的从业人员达到了38万人。197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万。同样在1973年，有万人受雇飞机及其机零部件制造业，万人从事电子元件制造。由于发明的改进和成本的降低，在一个接一个的新兴产业中，的确都出现了上述情况。

说机器使得就业人数出现了激增，在绝对数字的意义上也是对的。当今的全球人口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形成规模前的4倍，因此也可以说，是机器使人口得以增加。如果没有近现代机器，这个世界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即，我们之中四分之三的人能有工作可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都要拜机器所赐。

然而，这是一个误解。认为机器的功用主要在于创造工作机会是不对的。机器带来的实际功效是促进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增加经济福利。从没有什么绝招让人人都有工作可做，即使（或尤其是）在最原始的经济中也是如此。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非常充分的就业，起早摸黑、全年无休、累死累活的就业状态——是工业发展最落后的国家的特色。对于已经达到这种充分就业的地方，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并没有办法增加就业，必须要等到人口有所增长才有办法。新机器的确有可能使失业增加（但这里谈的是自愿性失业，不是非自愿性失业），毕竟，人们如今可以不必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孩童和老人也不用再工作。

我们需要重申，机器所带来的是促进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机器使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变得更加便宜（在前面大衣例子中已有说明），或者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从而使工人的工资能够提高。换句话说，机器能够提高货币工资，或者能够降低物价，让同样的薪水能买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有时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至于到底发生哪种情况，主要根据当时国家的货币政策而定。但在任何情况下，机器、发明和发现都会提高实际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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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再提醒一下读者。古典经济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观察到次要的结果，即他们关注特定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对整个社会的长期影响。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过分注重长期和全局，有时反倒无视短期和局部的效应。他们往往忽略经济发展对特殊群体的即期影响，甚至根本不放在心上。例如在工业革命初期，绝大多数英格兰手工织袜工人所遭遇的不幸，正是由于新的织袜机的发明和应用。

不过，这些事实及其现代版本，又使得某些学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只关注特定群体所遭受的即期影响。由于某种新机器投入使用，张三失去了工作，那些学者于是呼吁：“跟踪张三，不要疏忽”。他们接下来所做的，是只看张三，而忘了李四刚得到制造新机器的新工作、王五刚得到操作新机器的工作，以及消费者现在只需要用过去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大衣。正因为他们只想到张三，他们为此所鼓吹的便成了倒行逆施的荒谬政策。

的确，我们也至少应该给予张三一些关注。他因新机器而失去了工作。他可以去找另一份工作，甚至比过去的工作还好。但实际的情形也可能是，他这辈子花了大半生所学习和掌握的某项特殊技能，变成了市场不再需要的技能。他对自身与旧技能的投资都白费了，正如他的老雇主在旧机器或旧工艺流程上面的投资，突然之间也变得落伍过时，血本无归一样。张三本来是技术工人，拿的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因为他的技能不再有人需要，他又沦为非技术工人，只能领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我们并不愿意，也绝对不应该忘掉张三。我们会了解到，几乎所有的工业和经济进步都会带来个人悲剧，张三只是众多不幸者之一。

我们到底应该对张三怎么办——不管他、让他自己去适应变化；发放遣散补偿金或失业补助给他，任由他依靠领取救济金度日；或者由政府出钱培训，帮助他再就业——这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本章要讨论的范围。本课的主旨是，我们应该设法观察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的所有的主要后果——既观察其对特殊群体产生的即期影响，又观察其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我们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因为就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对于就业、生产和福利的影响，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至关重要。要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经济学上就很难做多少正确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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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1）

在上一章，我们提到了工会“制造工作机会”和“限产超雇”的种种做法。这些做法的起因，以及公众容忍它们的起因，跟害怕机器的起因一样，都源自相同的基本谬论：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做事，只会消减工作机会。这个信条换句话说就是，采用低效率的方式去做一件事，反而可以创造工作机会。

和这个谬论有关的另一种论调认为，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要是我们想不出更繁琐拖沓的做事方式来增加工作量，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想方设法将事情分摊给尽可能多的人去做。

这种错误认识演化成了许多工会坚持“细部分工”的行动准则。在某些大城市的建筑业，细部分工的做法尤其恶劣。例如，不准泥瓦匠使用石材做烟囱，因为那是石匠的专门工作。处理接线不良是电工的事，但拆装线槽木板这样的简单操作，却必须由木匠来做。管工若要处理浴室的漏水问题，则非得由泥瓦匠来帮他撬开和铺回地砖。

对于有交叉重叠的工作类型，工会之间常动用“管辖性罢工”来争取专属权利。美国铁路公司送交司法部长行政程序调查委员会的一份声明稿就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控诉国家铁路调节理事会的诸多决定：

铁路上的各项独立作业，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例如接听电话或者扳动开关，至今都是特定工种的员工的专属权。如果其他工种的当班工人在本职工作之外干了这份工作，那么不仅要多支付该员工一天的工资，还必须支付负责这份工作的员工一天的工资，而不管他是休假，还是休班。

倘若大家各自为政，少数人的确可以从这种不合理的细部分工规定中获利，然而这种呆板的规定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支持这类做法的人没有看到生产成本一定会因此增高，从总体上看，最终结果是工作做得更少，生产出的产品更少。假设你家里的卫生间漏水，要找人来修，按规定你不得不雇用两个人来做本来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你的确会多给其中一个人就业机会。但是这么一来，你能够花在其他东西上面的钱就会变少，当然就削减了生产其他东西的就业机会。由于你解决卫生间漏水问题多花了一份冤枉钱，你一直想买的新羊毛衫就只好泡汤。“劳工”并没有捞到更多好处，因为多雇用一名无所事事的泥瓦匠，就会导致另一名羊毛衫编织工或编织机操作工做不成事。你的处境也因此变得很糟糕。你本来可以修好管漏，并拥有一件羊毛衫，现在卫生间是不漏水了，却损失了一件羊毛衫。如果我们把这件羊毛衫算作国家财富的一部分，那么整个国家就少了一件羊毛衫。这就是靠采取不合理的细部分工来增进就业的最终结果。

“分散工作机会”还有其他做法，而且往往是由工会发言人和国会议员提出的。其中最常见的是缩短每周工时的提案，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定工时。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分散”和“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现行“联邦工资工时法”订立惩罚性加班条款主要基于这种认识。以前，各州有关雇用女性或未成年人的法律禁止每周工时超过48小时（举例而言），出发点是担心较长的工时有害健康、造成不良的工作情绪。另一些相关法律的立法主旨，是出于认为长时间的工作有损效率。如今的立法的出发点却大不一样。联邦法律的条款规定，只要雇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雇主就必须按每个小时的正常工资加付50％给劳工。这一条款的制定依据不是因为政府相信每周工作45小时（举例而言）有害健康或有损效率，其出发点在于希望籍此提高劳工每周所得，同时籍此遏制雇主要求员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进而达到迫使雇主增雇员工的目的。就在我撰写这些文字时，仍有许多提案希望通过法定一周工作30小时或工作4天来“避免失业”。

无论是个别工会的做法，还是靠立法去执行，这些做法的实际效果如何？我们将通过下面两种情况的分析来阐明这个问题。第一种情况是把周标准工时从40小时缩减为30小时，小时工资率不变。第二种情况是把周工时从40小时缩减为30小时，但是调高小时工资率，保证从业员工维持原有的周薪水平。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8章　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2）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种状况。假设每周工时从40小时减为30小时，而小时工资率不变。若实行该措施时，恰逢失业潮，这么做无疑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冒然假设，在增加了足够多的工作机会的同时，又能使总工资与总工时维持以前的水平。除非我们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每个行业的失业率都相同，每个工种新手的工作效率都赶得上熟手，等等。我们姑且认为以上假设成立，再假定每项技术工作都有足够多的技术工人可雇佣，假定新雇的工人不增加生产成本。那么，缩减工时而维持小时工资率不变，将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尽管有更多的人就业，但每个人的工作时数都会减少，总工时因而不会增加。产量因此也不可能显著提高。工资总额和整体“购买力”同样不会变大。即使在最理想的假设之下（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实际结果只可能是老员工补贴新员工。如今，新员工的周薪能够拿到老员工原有工资的四分之三，而老员工只能拿到原有工资的四分之三。老员工的每周工作时数的确变短了，但是这种用高代价换来的休闲时间并非出于自愿，而是通过牺牲自己来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

那些要求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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