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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23年。

1924年林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之后他还历任其他政府要职。1932年12月，林森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在他11年半的总统生涯中，他甘心当一个有名无实的象征性领袖，从未打算去争夺总司令的位置。

正是由于林森的生活俭朴、简单忠厚和他极富幽默感的天性使他在民众的心目中占据着极其特殊的位置。1932年上海战役后不久，一些美国记者来到南京参观。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中山陵的旁边有一个特大的花园。一位白胡子老人正在园中散步。他们走上前去请求允许参观。“请吧！请随意参观！”参观结束之后，其中一位记者拿出1美元放进老人的衣袋。老人说：“先生，不用谢。欢迎你们参观寒舍。”这位白胡子老人就是林森。

1943年9月的一天，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聆听着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讲话。面对150位高级官员，他宣布一党制的政府即将结束。中国现在已处于孙中山革命三阶段计划的第三步：从国民党执政的政治领导转变为法制下的民主。所有的政党都享有平等的地位，而在法律面前国民党不再享有任何特权。

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都同意蒋总司令的意见。他们决定，一拖再拖的人民代表大会将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内召开，并制定宪法，确定宪法生效的日期。

这些清醒的官员都知道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当天早上从《扫荡报》（国民党军报）上读到蒋介石的新书《中国之命运》的节选。“在过去，中国的命运受外国政策的支配。但现在，实现国内政治统一、集中国力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中国已站在自身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日前的这场战争两年之内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官员们认为蒋总司令应成为他们的领袖，并选他接替已逝世的林森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

蒋介石要求他们重点集中在战后重建上，包括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根据官方通讯社的解释，这意味战争是人民革命道路上的一步，而人民革命是战后重建发展的新环境。

中央执行委员会废止了一项妨碍经济重建的规定，规定曾要求外国在华企业必须有51％的中国股份，必须任用中国人作总经理。现在官方已正式欢迎外国资本在中国法律管辖下投资。

中央执行委员会然后通过一个含有16项条款的决议。建立起新经济建设的规划蓝图，规定了依然实施私有制的工业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地位平等，垄断性的工业和设施收归国有，“而那些可以交由个人经营、不适合国家经营的企业将由个人经营。”

中央执行委员会明确指出，蒋介石总司令，在一切怀疑面前坚定不移，认为战争的胜利结束已为期不远。他想要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民主的新中国。

10月10日的10点钟，重庆的老百姓点燃烟花爆竹，一片欢天喜地的景象。这一天是10月10日“双十节”，辛亥革命32周年纪念日。在中央政府院内，蒋介石总司令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总统。人们在细雨中踏着泥泞，蜂拥而至，他们凝视着飘扬的旗帜、红色的标语和五光十色的灯光。高低错落的山城阴冷潮湿，峡谷里的军舰鸣了21响礼炮。在挂满旗帜的大厅里肃立着400名高级官员和蒋夫人。蒋总司令吟咏孙中山的遗嘱，然后拿起印有总统誓词的一页白纸。

蒋总司令一身戎装，满脸严肃地期待着就职开始。他身着的军装上的装饰物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戴着雪白手套的手不停地挥动着。国民党1911年辛亥革命的###，学者吴稚晖，把那枚用红色丝绸包裹着的玉玺递交给新任总统。这时，蒋介石已做好发表“双十”演说的准备。这时，他既是就职总统，又是本次就职仪式的主持人。

民主是他就职演说的主题。为支持他的这一理论，他引用古人的话：“上天对你是奖赏还是惩罚，取决于人民对你的评判。”

“孙中山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使所有的人都能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但是民主精神应服从于法规和纪律。如果我有超出职权范围的行为，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对我进行指责和纠正。”

当蒋介石讲以上的话的时候，抗日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很多人都相信在下一个双十节之前，这场战争将宣告结束；最近也没有同中国共产党发生重大冲突；战争结束后的一年之内就能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

沸腾的声音

1944年2月，宋庆龄言辞尖锐地说：“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奉命在封锁和‘保卫’游击区；有些人仍然把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农民依旧遭到压迫；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劳工运动。这些都是反动派和法西斯势力猖獗的有力证明。有些中国的反动派正准备发动内战，摧毁我们斗争事业中的民主力量。这些民主力量就是陕北和敌后的游击根据地。”

她的上述言论直接抨击了蒋介石对共产党军队所采取的政策。她要求美国像对待国民党军队那样给共产党军队提供援助。

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亚特金森说：“中国不会爆发内战……蒋委员长准备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共产党问题。这一计划目前进展顺利，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而在去年，中国河南省的饥荒有300万人死亡，2000万人面临饥荒。与此同时，重庆记者报道广东省发生了中国另外一场饥荒。去年6月份以来，那里已有100多万人命丧黄泉，数百万人急需救助。

乔治·亚当斯是国际救援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他对广东省进行了考察，回到重庆后他说：“那里的民房被拆掉，拆下来的木材被当作柴火卖掉，其它材料也零零碎碎地卖掉了。通往市场去的路上布满尸体。”

由于经济封锁、庄稼歉收以及商人、官僚和投机商囤积居奇，致使粮价暴涨。国际救援机构在灾区设立了75个救济站，这些救济站不得不花天价买下粮食分发给灾民。

1943年10月，中国的意志薄弱但英俊潇洒的###长陈立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实现了自己对远在美国的中国思想家的控制。###颁布的规定中说，将在每个国家建立一个机构，用于指导和控制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思想和品行。留学生必须服从他们的领导。一旦###接到报告，有哪名学生的言论背离了三民主义，他将被遣送回国。2月，###为出国的教授和讲师也制定了类似的规定。

要不是两周前这些规定引起了哈佛大学哲学家拉尔·巴顿·佩里的注意，中国###的这些规定无疑将有效地发挥作用。作为哈佛美国国防研究会的领导人，佩里要求国务院展开调查，如果发现这些规定真的像看起来那样险恶，就禁止所有中国学生进入美国。中国###的这些规定与日本的思想控制制度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令美国学者感到吃惊。对此，佩里谨慎地避而不谈。

然而，陈立夫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就令人感到不舒服。他说：“中国临时宪法规定，三民主义应是中华民国的基本教育思想，就像民主是美国的基本教育思想一样。因此它不容违反。任何中国人如果违反了三民主义，就是侵犯了我们抗日战争的共同利益，学生也不例外。”

要在中国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就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组。距上次改组20年后，这个党还是没有一点“民主精神”。它还在压制来自内部或外界的批评意见。虽然国民党只代表了中国亿人口中一小部分人（不足1％）的利益，却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

“我们应该……改变不容异端的态度。……政治问题必须允许自由讨论……各种观点都应被允许充分表达。”

中国长期的政府专治和宗族式的家庭生活是民主事业的“障碍”。“普通民众”和“中上阶层”都不熟悉“选举制度……没有一位县议会的官员是由本县人民自己选举上任的。”

“有些批评家可能认为我们努力实现政治民主与建立计划经济是自相矛盾的做法。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我们的民主不是英国式民主的翻版……同样，我们会向苏联学习那些对我们适用的制度……”

“在中国，国家必须在战后倾全力发展基础工业……但必须把轻工业交给私人企业家来经营。”

1944年8月，国共两党之间的积怨已久的争吵终于疾风闪电般地爆发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呼喊道：“内战一触即发。”而重庆的宣传部长粱寒操则反驳说：“内战的危险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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