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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一，为什么不可以表态？鲁迅知道，这完全是布置好的局势，对黄源搞“缺席裁判”，什么请吃饭，分明是“吃讲茶”！鲁迅连饭也不吃一口，放下筷子就走。临走时，他告诉茅盾，请他约黎烈文次日下午到他家去一趟。　　茅盾和黎烈文如约前来，坐下不久，鲁迅从衣袋里取出他已签了字的《译文》的合同，放在桌面上，说：“晚饭的事，沈先生大概和黎先生谈过了吧？”茅盾回答说谈过，鲁迅接着说：“我在这里不谈了。《译文》第二年的合同，我已经签了字的，昨天他们出来推翻了。”他随手指了指桌面上的合同，又说：“这样，合同不算数了。”他拿起合同，随即撕成纸条，说：“生活书店要继续出版《译文》，我提议，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两人表示同意，他便对茅盾说：“请沈先生通知生活书店。完了。”　　鲁迅要黄源签署合同的提议，打乱了生活书店的计划。由邹韬奋亲自安置在书店里执理事务的胡愈之当面斥责黄源，并且批评鲁迅，说他在新亚的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最后提出要鲁迅收回成命，由黄源亲自转达这个决定。几天过后，黄源收到鲁迅的一封信，知道其间有过郑振铎的斡旋，然而无效，《译文》的事情结束了。　　十天后，鲁迅写信给萧军，述及《译文》停刊一事：　　……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得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在他的百般努力之下，《译文》后来终于复活。他所译的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原来交《世界文库》连载，为了对读者负责，他不想因对生活书店的不满而中止。但等《译文》复刊以后，他便将《死魂灵》第二部转交《译文》发表，并写信给郑振铎，声明原来连载的部分不再汇印，而且，在可能有的出书预告上也得除去他的名字。这等于宣告，他和他们已经完全决裂了。　　在政治高压之下，在叭儿和同人的夹击中，鲁迅横站着艰难对付各路的明枪暗箭。他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包括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等在内的《奴隶丛书》；在写作方面，更多地从事文化批判，后来则愈来愈偏向于“文史”，绕到问题——尤其是权力与知识，政治与文化，以及知识阶级自身的问题——的背后，做“刨祖坟”的工作。继《花边文学》之后，《且介亭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都较为集中地编入了这类文字。  ＇返回目录＇  

救亡与启蒙（8）

其中，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很富于进攻的性质。所谓“两三件事”，是指中国的火，王道和监狱。有关“火”的一节，把神话典故同现实中的烧书事件等联系起来，通过民间祭火神的习俗描写，表明权威和压迫不可能完全征服人心，同时权势者也决不会因为有过讴歌感谢的人们而施行王道的。关于王道，文章这样指出：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在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　　为了刨掉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老根，鲁迅搜购了一批明清时期的笔记、野史、禁书和档案等，边读边写了《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以明清的文字狱史反照现实。　　《隔膜》和《买〈小学大全〉记》都写奴才文人，他们忠而获咎，以致惨死，根究起来都因为“隔膜”：不了解主奴有着严格的区分，为奴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文中对乾隆一类“英主”的统治心态有着很细致的披露：“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是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作为统治者的“文艺政策”或“文化统制”，一方面是砍头，禁书，甚至“销毁”，不使与世人见面。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这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的四库全书，于有关系的历史著作，无不加以修改，作为定本，不是鉴定，便是评奖，使文苑中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还有就是以统治者的思想形成一股势力，一种潮流，并且使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迎合这种潮流。　　《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继而叙说文字狱，以及文字狱以外的统治者的虐政。自有史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被同类和异族屠戮，奴役，掠夺，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然而，中国的文人，却偏能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文章把统治者的凶残和文人的乖巧对照着写，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以各种好看的名目逃避中国现实的才子们的轻蔑和愤慨。　　这样的文字当然为检查官所不容。《病后杂谈》送到《文学》月刊，检查时即被删掉五分之四，只剩下第一段，即鲁迅戏称的“只剩了一个头”。他要求将删剩的部分照样发表，意在悬头示众。，但发表出来以后，就有作家据此评论说：鲁迅是赞成生病的。至于《病后杂谈之余》一删再删，题目也被改作《病后余谈》，而且删掉“关于舒愤懑”的副题，才准予发表。鲁迅没有法，只好在结集时设法补正，在曾经删除的文字旁边加上黑点，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文章如土欲何之？”然而，世界也不是没有避居的地方，山本初枝邀他旅日，萧三也转达过苏联请他参加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意向，但他都谢绝了。他告诉山本初枝说：“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路。而且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他这样答复萧三：“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　　他离不开上海。　　他离不开中国。　　他知道他的危险处境，他将继续着他的“带着镣铐的进军”。  ＇返回目录＇  

解散左翼前后（1）（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围剿中失败，奋起，辗转突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远东及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确定为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苏战争，因此，极力要把日本点燃的战火控制和熄灭在中国土地上。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足以壮大到可以成为反侵略战争的领导者，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于是把大量的军事援助倾注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只是提供急需的药物，医疗设备和政治读物，以及不容违拗的指示。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即《八一宣言》，中共代表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其基本精神，反映了莫斯科方面的政策立场。　　自东北四省沦陷以后，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相继发生。12月9日，北平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口号，集中涌向新华门。国民党当局不但拒不接见请愿学生，还出动军警驱赶，致使学生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运动进一步暴露了政府反人民反民主的实质，揭示了依靠民众的力量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必要性。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会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对蒋介石所作的揭露和谴责，与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的敌对态度是相　　一致的。这是结论的一致。鲁迅并不十分了解共产党的真实立场，在上海，凭借国民党控制下的有限的几家报纸，他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的信息。左联党组与中共中央实际上也处于隔绝的状态，何况“周扬之流”以党的面貌出现，使他时时感到愤慨，孤独与悲哀……　　他曾写下自作的七律一幅赠许寿裳，云：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沈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同一天，还为友人写了两幅字，一是唐人钱起的《湘灵鼓瑟》，一是明人项圣谟的“风号大树中天立”的题画诗，此诗他已写过不只一次了。数天后，还写过几幅字赠人，大抵抒发寂寞之感。还选取南宋郑所南的《锦钱余笑》，写作条幅赠增田涉，诗云：“生来好苦吟，与天争意气。自谓李杜生，当趋下风避。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非惟不成文，抑且错写字。”一切豪情如虹霓在眼，转瞬即逝，幽默里包含着一种自觉无力收拾的人世的辛酸。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左联代表萧三写信回国，指示在组织上取消左联。　　信是由鲁迅转左联的。鲁迅很清楚，此信并不只是代表萧三个人。信里从对“新月派”和“第三种人”的评价，几年来思想文化界的论争，直到统一战线问题，在鲁迅看来都有不少混乱的、糊涂的、错误的地方。对于左联的关门主义的严重性，他比任何人都有着更清楚的了解，他曾对人说过，“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岂止关在门外而已！还要鞭扑不止！1935年至1936年间，“鞭子”之喻，在信中就不知使用过多少次。他信中称周扬为“元帅”、“工头”、“奴隶总管”、“指导家”，不但自己不做事，还指责别人不做事，甚至指责他“懒”，“不写文章”。青年朋友萧军一度想加入左联，他的意见很明确，就是：“现不必进去。”对于左联的核心，显然，他已经完全失望了，可是现在要取消它，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情方面，他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左联成立时，他甘愿被利用，一者因为盟员都属于文学青年，二者是为了对付当局。那时候，说起态度来，还不算怎么积极坚决。可是，等到柔石等人牺牲以后，他就从感情深处把自己同左联的命运连结到一起了。要把这些给忘记掉，全盘放弃这个柔石们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作代价的团体，甚至同杀人者携手组织“统一战线”，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此外，由外部和上头指示解散的做法，也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作为一个自动组织起来的团体，成立与解散，都一样是内部的事情。关系到左联命运的大事，不管是谁的命令，都不能代替盟员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把信转给左联党组之后，他便期待着盟员中间有一次集体的民主讨论与磋商。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解散左联的计划实际上早已在酝酿和实施之中了。　　早在10月上旬，新“文委”组建完成，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仍被推举为书记，在收到萧三的来信前，以周扬为首的“文委”成员即已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上分别看到《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报告，开始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而积极行动了；萧三的信件，只是促进原计划的完成罢了。12月间，周扬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文委”扩大会，决定解散“文委”所属各联，其中包括左联，并且把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到议事日程上。会上还决定“文总”解散后，成立一个新的党团实行统一领导。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解散左翼前后（2）

可是，要解散左联，必须取得鲁迅的同意。他们都知道这老头子不好对付，经过研究，决定由夏衍先找茅盾，通过茅盾了解鲁迅对萧三来信的意见，再考虑下一步行动。　　茅盾转述了周扬夏衍等人的意见，鲁迅的回答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要是赞成抗日，参加进来也无妨。但是，这个团体的核心必须是左联，倘使左联解散了，我们不但统不过来，结果恐怕还得被人家统了去。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鲁迅认为存在着一个主体，一个核心问题。　　三天后，茅盾如约将情况告诉周扬和夏衍。夏衍辩解说，组织不会没有核心，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不是核心么？茅盾表示愿意把这个意见再传达给鲁迅。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说明来意之后，鲁迅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笑了笑，说：“他们这班人我早就不相信了！”　　周扬决定让徐懋庸以组织的名义，再次找鲁迅谈。鲁迅毕竟鲁迅。绕开走是不行的。然而，无论徐懋庸或是茅盾，出使都没有结果。鲁迅一点没有改变的意思：不赞成解散左联。在左联常委会上，徐懋庸汇报了有关鲁迅的情况，并且表示赞同鲁迅的意见。主持会议的是上海“临委”的胡乔木，在他的指导之下，大家一致讨论通过解散左联。会后，胡乔木让徐懋庸继续做鲁迅的工作。当徐懋庸把会议的决议及胡乔木的意见向鲁迅传达以后，鲁迅表示：左联是大家的，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于是，提出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他认为，如果不发表宣言，社会上会认为经不起政府方面的压迫，是自行溃散的。周扬开始说，可以讨论；过了几天，对徐懋庸说：讨论过了，认为“文总”所属的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影响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其他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为此，徐懋庸第三次找鲁迅，鲁迅答复说也好。可是过了几天，周扬又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徐懋庸第四次去见鲁迅，当鲁迅听完这套不成理由的理由时，脸色一沉，于是一言不发。　　一度轰轰烈烈的左联，就这样，在中国文坛上终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1936年4月，徐懋庸看到日本《改造》杂志所载，“改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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