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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张伯苓说这话，和他的经历和教育主张有关，他希望年青学子在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奋斗，不屈不挠。甲午战败，年轻的海军军官张伯苓悲痛欲绝。他痛感我中华虽广土众民，但国民身体不如人，精神不如人，非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他最早关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全力推进中国与东亚及世界体育交流。

长沙临大时期，张伯苓兼任军训队长，黄钰生和毛鸿为副队长，学生全部接受军事管理和训练，编成若干大队、中队、小队，并按编制排定床位，不容自由散漫。所以，临大文学院男生宿舍成为“四十九标营房”。

1937年12月上旬，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了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为学生们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提供实际帮助。张伯苓向学生们宣布：“凡服务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不到两个月，根据教务处登记簿的记录，在长沙临时大学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和肄业证明的就有近三百个同学。张伯苓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他经常通过周恩来把优秀的师生和南开校友推荐到抗战前线去工作。

“我的表你戴着”

1938年4月2日，根据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决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然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任最高行政领导——常务委员会委员。

三校既联合，又独立，按照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的说法，三校的状态是这样：本科学生和担任本科课程的教师，以及在联大负责行政工作的人员，是联合的部分；在昆明新聘请的教师，为了教学需要，只发联大的聘书，三校之一认为这个人很好，另加一份聘书，表示三校分家后，可以继续聘请他回北京或天津。三校独立的地方还在于，都有各自的办事处和研究机构。对于三校的既联合又独立，冯友兰打了个比方：

南开有个张伯苓（4）

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都有自己经营的事业。

张伯苓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三位校长都去负责学校管理工作，极有可能出现矛盾和问题，最终导致管理混乱，因此就将管理职权全部交给蒋、梅二人，自己前往重庆南开中学。他有些调侃地告诉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意即“你代表我”。后来，蒋梦麟也另兼他职，于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具体事务由梅贻琦来掌管。

联大初到昆明，好多联大的学者、“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家里的家具都是用汽油箱子拼装的，外面罩上布套。有一次，张伯苓去赵元任家，就坐在这种凳子上。张伯苓身高体重，坐在这种摇摇晃晃的凳子上，生怕坐垮了，自己用两只手撑着，和赵元任、杨步伟夫妇谈了很久。杨步伟看他很累，就说换个地方坐坐吧，他把一只手往上一抬，说不累，可是身子往后一斜，几乎跌下来。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联大时期，张伯苓虽因政务羁缠，但其教育理想与信念不改，依旧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也时时考虑着南开的复兴和未来图景。1942年，张伯苓敏锐地感觉到法西斯败亡指日可待，南开复校为期不远，故积极开展起人才储备和学术拓展活动。同年，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他更是急切地督责负责人员努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希望将南开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融入边疆教育，达到造福边疆的目的。抗战胜利后不久，1945年10月2日，张伯苓派时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的黄钰生、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回天津办理复校工作。

三校联合的基础

西南联大学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特殊的存在方式，之所以成为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使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时期的稳定和发展，是和三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应隆重地庆祝。黄钰生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贻琦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登台说，要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好多人。之后，会议非常热烈，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形。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1］［1］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有一年联大校庆，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就配上“自然、自由、自在”为下联。他解释说，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他认为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气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向往自然、自由、自在。

当时，不论是清华、北大的校长还是一些知名教授，多多少少都和南开大学有着某种联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三校合作的基础。

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参与南开大学的策划与发展。梅贻琦是私立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之所以会走上教育道路，更是和张伯苓的教诲和引导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适都曾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董，汤用彤、罗常培等人也曾在南开大学任教，陶孟和、江泽涵、吴大猷、钱思亮等都是从南开学校毕业的。清华的李济、蒋廷黻、李继侗、萧遽教授等都来自南开大学。共同的南开奋斗经历和南开情结使得三校联合顺利地通过了磨合期，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西南联合大学也因保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精华，成为战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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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功狗”蒋梦麟（1）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1964年病逝于台北。

从北平到昆明

七七事变爆发时，蒋梦麟已从北京大学到庐山参加会议，“当时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1937年7月8日，蒋梦麟吃过午饭在房间休息，忽然，“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来敲门，告诉蒋梦麟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消息，蒋梦麟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追问详情。

蒋梦麟在庐山和南京，看到的和听到的是不惜代价保卫国家，全面抵抗侵略。蒋梦麟由南京到了杭州，在杭州，他目睹了日本的飞机轰炸杭州的飞机场，也得知了北方的三所大学南迁到长沙成立联合大学的计划，经过考虑，蒋梦麟同意了这个方案。

“我晓得在战事结束以前恐怕没有机会再见到父亲和我的老家。而且战局前途难料，因此我就向朋友借了一辆别克轿车驶回家乡。这时父亲年纪已经很大，看到我回家自然笑逐颜开。我离开家重返南京时告诉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1］［1］蒋梦麟《西潮》

长沙临时大学组建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都陆续来了。9月20日左右，蒋梦麟到达长沙，几个星期之内，大概就有两百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学生齐集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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