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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部分（第2页）

“现在，我向你们正式宣布，所有被关押的人，不管有没有问题，一律释放！从现在起，你们自由了！”

掌声过后，是一片哭声。哭声越来越大。这哭声，是对党的感激，是对死者的哀痛，是对刽子手的控诉。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激动地说：“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损失！”他沉痛地指出，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山东八路军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加倍努力工作，尽快挽回损失，推动党领导的山东抗日革命事业的发展。

湖西“肃托”冤案被纠正后不久，凶手王须仁畏罪自杀，王凤鸣则乘对他看管不严之机，逃跑投敌。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向党中央打报告请求处分自己，并且在一一五师一次政工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3年冬天，罗荣桓与世长辞。郭影秋挥毫写下了四句悼诗：

沂蒙寇急震人心，亿万心连百战身。

昨日人经苏鲁皖，四山风雨哭将军。

6、关于湖西‘肃托事件（单县、鱼台、沛县等文史资料综合）

一、苏鲁豫边区的基本情况

湖酉地区是指微山南阳湖等南四湖以西地当时这个地区的党组织，为苏鲁豫区党委。所辖地区为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之处，约二十个县。这个地区是华北与中原飞华东地区相连接的枢纽和咽喉要道，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抗战开始后，我党在这个地区的党员，根据党的指示，建立了一些零星的人民抗日武装，名称各异，分属以王文彬，郭影秋为领导徐西北特委和以白子明为首的鲁西南工委领导，尚无统一组织。

一九年五月，徐州失陷，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官员仓惶逃跑，我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人民武装，加强对这一地区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七八月间，将徐西北特委和鲁西南工委合并，组成为苏普豫特委｛亦称湖西特委）划归山东省委领导。问时我党在运两个地区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也统—起来，组成为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李贞乾为总队司令，郭影秋为总队政委，总队下有十三个大队。

这支由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建立之后不久，就投入了对汉奸王献臣（人称歪鼻子）部队的战斗。王歪鼻子原系旧军伐的旅长，徐州沦陷后当了汉奸，背靠日寇向我人民义勇军进攻。正在这时我八路军——五师685团（一部）根据形势需要，组成苏鲁豫支队，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湖西地区，一举在丰县北及单县东的崔庄、韩庄及汪楼等地把汉奸王歪鼻子的军队大部消灭，声威大震，人民群众喜气洋洋，称赞是天上掉下来的八路军，送米送面，送肉慰劳自己的子弟兵，广大抗日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欢喜若狂，参军参政热火朝天，愿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流尽最后一滴血，载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

一九三九年初山东省委升格，建立*中央山东分局。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苏鲁豫特委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四日改为区党委（亦称第五区党委）。苏鲁豫区党委的主要领导成员有：白子明为书记，郝中士为组织部长，马宵鹏为宣传部长，孙衷文为青年部长，陈筹为政

府工作部副部长，苏鲁豫区党委下辖湖边地委，肖宿永地委、鲁西南地委和单县中心地委、沛县中心地委、丰县直属县委等地区和单位。在这期间，由于各地游击队大部升级，参加主力部队，苏鲁豫支队迅速发展，编为四个大队（相当于团）分散活动。第一大队由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领开赴苏北、铜山、睢宁一带活动，第二大队由支队司令员彭明治率领挺进陇海南路肖县、宿县、永城地区活动。第四大队由支队付司令员梁兴祚（兼大队长），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率领，在湖西中心区配合区党委活动，苏鲁豫支队在地方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打了不少胜仗。苏鲁豫边区局面打开了。随即在党领导下，开始建立抗日*政权，一九三九年五、六月，湖西地委所属的鱼台县建立了第一个抗日*县政府，选举游击第二总队司令李贞乾为县长。正在这时，令人寒心的“肃托事件”发生了，破坏了苏鲁豫边区的大好形势，给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救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二“肃托事件”是怎样发生的

湖西肃托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康生一九三八年一月所

写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帮》一文，在延安《解放》第二十九和三十期发表，不久这个文件传达到山东和苏鲁豫边区，受此影响，在苏鲁豫边区发生“肃托事件”前后，在山东的其他地区，如临沂、郯城、泰山，胶东等地，都曾发生过‘托派”案件。对这些案件究竟如何评价，笔者没有调查研究，不敢妄加置词。但湖西“肃托事件”却是一个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冤案。湖西“肃托事件”首先是从湖西地委发生的。

湖边地委根据区党委的指示，为了适应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开办了一个干部学校，内分军政队、*队和青年对，干校的负责人是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实际是挂一个名，并没有管理干校的工作，干校的日常工作交由一个非党员魏定远负责。因此，干校内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当薄弱，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军政教育较差。来干校学习的学员，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很高，有为国捐躯的志愿，但又缺乏无产阶级和革命队伍必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思想易于浮动，在学员中组织有文艺团体，写文章，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志向，并经常向区党委出版的报纸《团结报》投稿。在“七七”事变两周年和临近毕业的时候，他们给在别处工作的同志朋友写信，谈论毕业后到何处工作的问题。这时，有一部分学员在议论要不要服从组织分配，到自己不愿去的地方和单位工作的问题，由于干校平时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竟然没有人发现这种思想动向，当然也就谈不上及时教育和纠正了。结果这种思想和议论，随着毕业时间的临近，逐渐蔓延开来，特别是从沛县来的学员，不愿留湖边工作，要回沛县去，说那里有新的共产党，也可以加入。同时又发现在学员中有“同乡会”的组织。学员中的这类现象，在当时情况下，并不奇怪。以为我们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中，他们对共产党并不真正了解，一般说来，不少人对党组织都还有一种神秘感，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出现一些奇谈也不足为怪，至于“同乡会”的组织，这在过去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很加强对这些学员的教育，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这类问题。

但是，湖边地委的几位领导者，发现这种情况后，却大惊失色，以为出了天大的事，断定这是出于敌人的破坏造成的。在当时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如果失去这种警惕性，那是要吃大亏的。但是作为地委顿领导者，面对已经发生的情况，必须认真地井下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按照事件本来到真实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才能作出正确的处理。可是湖边地委领导者没有这样做，他们在主观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所谓的“调查”。他们发现主持干校工作的教员，魏定远对学员的某些错误言论和行为报支持态度，又加上魏定远过去曾在沛县工作，与某些沛县来的学员较熟，于是就进一步断定魏定远居心不良，一定是这一潮流背后组织者和煽动者。据此，地委经过调查后决定对魏定远进行审查。接着便搜集魏的材料。根据1940年《关于苏鲁豫边区肃托斗争的总结报告》的记载，魏定远的罪恶主要是：

（1）组织同乡会，在学员中进行秘密活动，使他们不听从学校的分配，煽动回乡运动。

（2）时常发现他和姚焕敏、郝晓光（均为干部）等人作密秘谈话，别人一来就停止，不说了。

（3）他本来不是党员，却以党员的面目出现，迷惑群众疑为他是共产党员，以提高他的威信，甚至有的学员说“我不在这里入党，待回到沛县可由魏老师介绍入党。

（4）自由主义，不经过任何组织，自己找工作，时常换工作，交换地方。在工作中喜欢个人包办，不叫别人插手。

（5）对于他的妻子刘莹，平时感情不融合，似乎有什么密秘，还不能暴露于妻子。

（6）曾到沛县去两次，等等。

上述各条有的能否构成“罪状”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否经过核实也走难以会相信的。例如第一条，说魏组织“同乡会”但魏并不是沛县人，也不是丰县人，而是河南省扶沟人，他怎么能在沛县、丰县学员中组织“同乡会”呢，许多人的回忆材料都说明，回乡工作之风并是魏煽动起来的，而是自发地酝酿起来的，只是魏对此表示同情被罢了。湖边地委报据上述“罪状”决定逮捕魏定远，当时地委在谷亭镇，干校住在大田冢，相距约三十里，地委负责人带着武装人员到了干校，以召开干部会议的名义，派通信员吴德琴把魏定远叫到会场，当即逮捕押回地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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