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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韩琦处理公事的能力越是突出，其余大臣的存在越发显得渺小。

其余的大臣根本没有在做事嘛！——众臣因受到如此批评而对韩琦心存恚愤，结果自然造成韩琦逐渐被疏远孤立。

神宗对韩琦的观感也不甚良好。年纪轻轻即位的神宗，衔有父皇英宗的遗嘱，因而对国政改革有很大的抱负。但精明能干的宰相在一旁，新皇帝就似乎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

这不是应该由朕裁决的事吗？——每次韩琦要求事后承认时，十九岁的皇帝总会一肚子懊恼。他希望的是，宰相事前就找他商量，他或许会表示意见或做一些指示；然而宰相却是自行决定后，仅在形式上让他知道。

莫非因为朕年轻而瞧不起朕？

年轻皇帝容易把感情形之于色，同时朝廷内也不乏睁圆大眼企图从皇帝表情看出其心事的人。

“皇上对司空好像耿耿于怀……”

“你也发现了是吗？我也有这个感觉。”

“皇上认为司空的做法过于专横，这是一定的事情嘛！”

“依我看，司空的职位一定保不住。”

廷臣们如此窃窃私议。韩琦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此外兼任侍中职。

时机成熟了！——做此判断的韩琦政敌，遂提出了对他的弹劾案。这个人是中丞王陶。

无视其余廷臣，作为专横。——这是弹劾的主要理由。韩琦因而被迫离开内阁。

在这之前，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巩，为了牵制韩琦的专横，推荐了江宁府南京知事王安石。

韩琦于离开内阁前进宫辞行时，神宗问他：“卿去职后，委由何人担任国政为宜？有人推荐江宁王安石，此人是否适任，卿意以为如何？”

对此，韩琦回答：“倘若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而言，他的才能超越其上。但如若要委以国政，他的能力稍嫌不足。”

翰林学士是皇帝的秘书，对皇帝垂询事项提出回答为其任务。为使王安石伺候于皇帝身边，将他任命为翰林学士是一个方法。但这无疑大材小用，因为以王安石的才华，翰林学士一职是委屈了他。然而，一下子就让王安石担起国政，使其入阁，在资格上尚嫌不足——这是韩琦的看法。

韩琦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微妙。

新法开张（2）

王安石成为翰林学士，《　资治通鉴　》著者司马光也成为翰林学士。

新法、旧法之争的两派领袖，于神宗甫即位时同时就任为皇帝秘书，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于神宗即位的翌年又有改元之事，是为熙宁元年（1068年）。

此时王安石四十八岁，司马光五十岁，以东坡之号驰名的大诗人苏轼则为三十三岁，当时他因父亲去世正值服丧期间。苏东坡当然也是进士及第，但年轻的他仍只是中央官厅的中坚干部。相较之下，王安石则是历任州、府知事的高级干部。

王安石是曾巩为了牵制韩琦之专横而向皇帝推荐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急欲攀登龙门。

王安石可能成为秘书、顾问，甚至是可能成为宰相的阁僚级人物呢！——他知道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微妙，因此，对进退之间持着极为慎重的态度。他到熙宁元年的四月才上京，这是被推举为翰林学士后第五个月的事。

越次入对——史书如此表达。“次”指“序列”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见是超越序列之举。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非首先执行不可的事情是什么？”神宗质问他。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择术。也就是说，必须决定一贯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识之论，而以实施方法为绝对先决条件——王安石的实务派本色由此可见。

“方法？”神宗略为斜头问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也以方法为重呢？”

在当时，“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词。身为君主，如何才能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人？——这是每一个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要向唐太宗看齐呢？”王安石用较大的声音道：“何不舍太宗而向尧、舜看齐？”

尧、舜是神话中的人物，为圣天子的代名词，远较实际存在过的唐太宗为高。

伸手到更远的地方——王安石如此激励年轻的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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