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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3页）

对此，陈立夫并不掩饰他的派系色彩，他公开说：“这两位都是与我共事较久的同志，他们都曾担任过大学教授，也是教育界知名人士，把部内日常事务交给他们，我完全放心。

”只是，陈立夫拉来###任职的党方人士并不多，所以，并没引起教育界的微辞。

另外三个职位，因并不特别重要，陈立夫则从教育界选择。

经慎重考虑后，陈立夫任命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教授为政务次长，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章益教授为总务司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吴俊升教授为高等教育司长。

这样一来，教育界人士有所释疑，当时蒋梦麟就说：“自从###的新人事发表以后，我们知道陈部长系纯粹从教育的立场来主持行政，大家都放心了。

”对于司以下的官员，陈立夫一般不插手，而是各主管部门保荐，由陈最后核定。

这样，既可避免部外的人情委托，也可发挥下面主管部门的积极性。

由于以上措施，稳定了部内人心，使得陈立夫在以后7年教育行政管理中进展顺利，有所成就。

其次，要稳定全国教育界人心，也就是要统一思想，消除混乱。

当时，处在抗日战争非常时期，问题很多，但重要的如陈立夫自己所说，“面临极需解决的有两大问题：第一是战区逐渐扩大，学校员生不能原地进行教学，纷纷内迁，流亡在途，除需紧急救济外，此等学校，是继续按原来规模办学，还是紧缩归并？此为‘量’的问题；第二是抗战前夕，即有人高唱‘实施国难教育’，完全改变平时教育的性质，一切课程及训练，均以适应军事需要为前提，因此极须在平常教育与战时教育两者之间作一选择，这是质的问题”。

关于量的方面，即学校是缩减还是发展的问题。

国民党一些官员认为，现在正处于战争非常时期，一些学校已被破坏，一些学校迁徙流亡，干脆停办。

而且国民政府资金有限，应把有限的资金全部投入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缩减一些学校可以节省资金，支援战争。

另外，抗战需要大量兵源，学校缩减停办，青年学生可以参军参战。

因此，他们主张：“高中以上学校除个别与战事有关者外，为配合抗战，均应予以改组和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

即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

”陈立夫不赞成这种主张，他认为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有建国的任务，抗日后更要恢复生产、建设国家，要建国就需要人才，要培养人才学校就不能停办，他说：“建国需要人才，教育不可中断，并且即在战时，亦需要各种专技人才的训练和供应”，根据这种情况，“遂决定学校数量不仅不应减缩，并且依据需要，还须相当扩展”。

他重申要坚决执行1937年8月27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即：“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各级学校之训练，应力求合国防需要，但课程变更，仍须照部定范围”，“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经费在战时仍照常发给”等。

根据这些原则，陈立夫主掌###期间，在稳定旧有学校的同时，还发展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的新校。

对高等学校，陈立夫根据需要，使之有一定程度的适当发展。

当时，国内师范、工科、农科、医科等方面的高等学校比较少，特别是师范大学，战前全国只有一所，而国家又急需这方面人才。

于是，陈立夫便根据国家的需要、根据各类学校的布局，设置了一些新的高校和新的学科。

他先在几所国立大学设立师范学院，不久，便在一些地区创建独立的师范学院，到抗战结束时，全国已有11所高等师范学院。

稳定人心（2）

与此同时，一些有特色的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也建立起来。

在一些条件较好的老校，还设置了新的科系，如西南联大开设了航空工程系，中央政校开设了蒙、藏、印等语言专修科，复旦大学开设了职业教育系、法律系、数理系等，中央、西北两所大学还开设了边政学系等。

陈立夫还根据战前高校布局不合理、西南西北一些省区高等教育几乎是空白的状况，提出抓住高校内迁的机会，发展内地高等教育的主张，使得战后高校迁回原地后，西南、西北省区都有自己的大学。

因此，陈立夫将新设的高校，多建在西南西北地区。

如贵州省文化比较落后，原来没有一所高校，陈立夫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便决定在贵州建立一所综合性大学，他亲自到贵阳察看地形、选定校址，并对校舍的建筑、图书的购置、仪器的配备、教师的选定、学生的招生等问题一一过问并督促落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终于建成了集文理工医为一体的贵州大学，为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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