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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个层次：生存、温饱、发展。发展的最高层次是什么？古人觉得发展的最高层次是长生不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始皇。秦始皇做到了满足人生的一切欲望，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追求长生不老。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残酷的事实，既然人总是要死的，就出现一个怎么死、为什么而死的问题。武侠小说中提出个体生命最高归宿的问题，用金庸笔下人物的话说是“为国为民，侠之大义”，这很像共产主义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这种思想，中国共产党最好地最优秀地继承了儒家思想，共产党人的很多精神是自己发表的，是马列主义没有的，马克思什么时间教过我们被敌人抓住后要守口如瓶、绝不招供？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这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员坚贞不屈？是从孔子孟子得来的舍生取义的精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国民党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但继承得不好，不配领导国家。共产党最好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人民最后选择了共产党。黄世仁大年三十晚上去杨白劳家讨债，杨白劳还不起账黄世仁就把他的女儿抢走。在文化角度来看这叫缺德，书香门第的人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共产党要消灭这种缺德的事，恢复儒家的世界，减租减息，地主不能这样对待平民，所以老百姓支持共产党。爱国爱民好像是共产党提出的，金庸不是共产党，金庸对共产党有他不同的意见，他是根据形势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他讲的“为国为民”是从个体生命的归宿的角度来讲的。大侠可以想象成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在某个方面特别有功夫，是社会著名人士，可以是科学家，可以是优秀运动员，在某个方面有很高的功夫，用这个功夫干什么？赚钱享乐是正常的，赚钱后还做什么呢？满足个人的东西其实不需要多少，为人民做贡献会得到最大的奖励。为什么要将钱放在家里数呢，多累呀。应当帮助大家多赚钱，这就是杜甫所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思想。假如靠你的力量帮助别人有了广厦千万间，比你自己控制一间大房子要幸福得多。雷锋为何幸福？他天天为人民服务，因此吃得香睡得香，他与千万人一同生活。雷锋是当代大侠，大侠不一定就会武功，但最符合侠义精神。做到为国为民，最好的形象是郭靖和萧峰。郭靖成为一代大侠后，帮助大宋守襄阳，明知大宋守不住后便和襄阳城一起牺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萧峰领导着一个社会最大企业集团即丐帮，他是丐帮的CEO，他靠绝世武功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他挂念天下苍生，他不是站在大宋也不是站在大辽的立场，而是站在天下苍生的立场上，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祖国，怎么解决两难困境？萧峰一死以谢天下。凡是读过《天龙八部》的，很多人读到萧峰死亡的段落都会为之感动。萧峰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形象之一，金庸有意写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人最好地体现了儒家思想。把生命融入天下苍生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长生不老，把自己融入全人类才会真正长生不老。

第五，自由与道义的结合

新武侠不止是给读者出了一条道，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包容性很强，中国文化对人是非常宽容的，它不像基督教、###教，中国人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你可以为国为民牺牲，我们说你是英雄。如果你不为国为民也可以，你只要不做坏事就可以。郭靖和国家的居民一起死去了是大侠，杨过帮郭靖守了一段襄阳，但后来领着自己的爱人周游天下去了。你可以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不同流合污就是好的，在特殊情况下被迫同流合污一阵子也可以，只要能够改正就可以。中国文化是非常灵活的，儒家、道家，不行出家都可以。中国有太多的道义，太多的道义可能给坏人留下空子可钻，但还是让大多数人可以选择。金庸在冷战时期把“为国为民”放在最高层次，文学作品是不谋而合并不是谁号召的。共产党、国民党都宣扬“为国为民”是最伟大的，我们讲的“为国为民”是爱共产党，台湾讲的“为国为民”是爱国民党。今天的情况不一样，21世纪崛起的新武侠，二三十岁的作家已经起来了。他们的观念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已经有所不同，他们认为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更为重要，这是80后作家的想法。我对80后的孩子非常有好感，如果他们有幼稚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知识，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后进步会快得多，他们的环境比我们好，只要指出了正确的道路，80后是非常可爱的。我们为什么要求他们都要为国为民壮烈牺牲？时代不同了，他们需要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他们仰慕萧峰，但更愿意做令狐冲。张无忌专业特长很好，但是在人际交往、异性交往方面比较差，这很像我们普通人，人生能做张无忌就不错了。我们对人不要要求太高，要求大家都过得自由宽松可能是21世纪更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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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武侠与人文素养（7）

我希望大家能够借鉴武侠精神，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使我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幸福的、自在的、愉快的人。

听众：您喜欢金庸作品中的哪个女性人物？

孔庆东：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多次回答这个问题，每次回答都显得我这个人很不专一。我喜欢很多女性人物，因为金庸写得都很可爱。武侠小说中写的女性人物其实是作为文化选择来写，你喜欢不同的女性人物代表不同的文化选择。在众多的女性中我更多关注的是赵敏，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人，金庸小说中有意描写了一些少数民族英雄，这是对大汉民族的一种反省、一种批判，也是一种“五四”精神。

听众：有人批判金庸对女性的态度，他笔下的女性只有三种结局：死掉、疯子、回归家庭。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孔庆东：首先不是只有三种结局，韦小宝的七位夫人都跟着他享福去了，还有小龙女与杨过一起过上幸福生活。你要女性成为哪种结局呢？郭襄独立建立峨嵋派，金庸笔下的女性人物归宿还是很多的。但男性的归宿还是值得思考的，男性的归宿不是死了就是走了，这是金庸小说值得反思的问题，建立繁华世界后这个人物抛弃这个世界走掉了。这里包含另外一种佛家思想值得思考，即入世与出世是结合了。张无忌、杨过走掉了，韦小宝最后恍然大悟也走掉了。

听众：作为一名普通院校本科中文系的学生，自认与名校中文系的学生存在差距，因此总存在压抑感与自卑感，有什么方法能消灭这种不良情绪吗？

孔庆东：所谓重点院校与普通院校的差距是存在的，这个存在不是个体的差距，而是机会的差距。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可以听到更多高水平的教授讲课，你们之间的差距是机会，但这种机会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弥补。一定要读高层次的书，这样差距缩小了。人和人都是差不多的，你和同学差15、20分，他考上北大你没有考上北大，你们之间的差距就在这15、20分吗？绝不是。北大也不都是人才，也有坏人、废物，哪个学校都一样。差距不在个体而在于机会，机会是可以弥补的。我从小生活在哈尔滨，我会想和北京的学校有很大差距，但我如此想没有用，我刻苦、勤奋，考上北大后发现北京的学生没有赶得上我的。所以不要总想差距，你只要勤奋地读自己的书就可以了。

听众：对现实不满意，但又找不到突破口，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将走向何处，您是怎么度过这个彷徨期的？来自于一个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谢谢您的指点。

孔庆东：这是很多年轻人都存在的问题，不但今天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有追求的人总有彷徨，比如你想干大事但人生总有束缚。30年代的人苦闷，但苦闷有突破口，过去苦闷可以去延安去投八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这是当时的突破口。现在没有八路没有延安，你也不能漂洋过海去找出路，所以路在脚下。鲁迅当年就有一个彷徨期，他专门有一个小说集就叫《彷徨》，鲁迅继《呐喊》之后有个《彷徨》，喊完之后很空虚，一看中国还是很黑暗。鲁迅认识到自己不是革命领袖只能踏实地写文章，鲁迅认识到自己不是英雄就开始认真写文章，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我们不是鲁迅，但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做对自己对社会都有好处的双赢的事情，一旦有机会再做大事，没有机会的时候做小事，平时要作勤奋的积累，等机会来了就去做大事。

听众：请问您最偏爱的金庸小说的人物是谁？

孔庆东：我最敬仰的人物是萧峰，但我知道我离萧峰太远，我根本做不到，我在努力做张无忌。金庸小说中境界最高、人生修养最高的是张三丰。张三丰100岁时已经修炼成差不多快成为一个神仙的境界，可能所有的大侠没有在功夫上能打过张三丰的，但他看到张无忌的时候揉了揉眼睛，眼睛里居然要流下泪来。这段描写非常好，神仙也是有情的，人都修炼成这个程度了，看到自己孙子辈的徒弟来了之后竟然感动得几乎落泪，写得非常真实。张三丰的境界是非常高的。

孔庆东：武侠与人文素养（8）

听众：金庸小说里虽然是善恶分明的，但恶人梅超风、李莫愁却演绎了一段段让我们肃然起敬的爱情，是否在道义上应当得到宽恕，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孔庆东：你后面说得非常好，恰恰证明金庸小说不是那么善恶分明的，这正是金庸小说超越以前武侠小说的地方。有些简单的武侠小说善恶太分明，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人物太简单不够复杂。鲁迅批评《三国演义》时说诸葛亮太聪明了，像妖怪似的，也没有成长的过程，不可信。金庸小说改变了这个毛病，金庸小说的人物是有变化的，好人有缺点，坏人有可取之处，且坏人有成为坏人的可信的历程。谁说梅超风是个天生的坏人，梅超风原来在桃花岛上和黄药师学武功，她也是桃花岛的研究生之一。她的老师性情比较严厉，武功非常好，但在教育学生方面不太合格，学生不好好学习他就采取暴力手段。梅超风和师兄产生爱情，知道老师不允许早恋，面对人生的考验，是要爱情还是要学历，梅超风和师兄选择了感情而私奔。有一次回到桃花岛上偷看老师教同学武功，发现连师傅十分之一的功夫都没有学到。她的丈夫问她是否后悔，她说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你不后悔，我也不后悔。”在他们心中什么最重要？感情是第一的，是最重要的。金庸把他们写得非常复杂，所谓的坏人内心是非常善良的。金庸是人性大师。

听众：金庸的小说中有大侠、中侠、小侠，都有自己的精神，您认为当代大学生最欠缺的是哪种武侠精神？

孔庆东：当代缺乏的是一种责任感。我们弘扬法制，这可能是时代的需要，但带来一个问题，人们只讲自己的权利不讲自己的责任，只讲我应当得到什么，我应当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考虑别人的权利，不考虑我能为别人做什么。现在的人很少能自我反省，道歉，认错，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都说自己没错，只要不犯法就可以做，想方设法做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事情，犯了法请律师狡辩，只要自己不受惩罚就可以做。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责任感，我活着要给别人带来快乐，给别人带来快乐你就会得到世界上最大的快乐。我经常收到读者来信，当我看到有的读者说读了我什么书后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的人生到了什么样的境地之后，我非常满足。即使说只满足我的虚荣心，我觉得是莫大的幸福，比他给我多少钱都幸福，因为我觉得自己有意义，我改变了别人的生命，我使别人的生命快乐。甚至有的读者给我写信，我回信后他不自杀了，我收到他的信后是多么自豪呀。我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但我得到了最无价的珍宝，我使其他生命活得好活得快乐，所以我活得很值。我们生活中可以随时随地做好的事情，做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那样大家都快乐起来了。现在校园里吵架都是不值得的东西，最后大家都不快乐。

听众：美国有很多侠，像蜘蛛侠、蝙蝠侠，您怎么看美国的侠？

孔庆东：外国也有我们翻译成侠的东西，严格来说“侠”是中国独有的文化概念，西方的侠和我们相通的地方就是做好事、打击坏人，但没有中国侠的精神的追求。外国侠是尊重法律，在法制范畴内活动，中国侠往往提出更严峻的问题：假如法律坏了的话怎么办？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哪一个阶级掌权就会制定对哪一个阶级有利的法律。法律从来不是客观的，法律坏了怎么办？需要无数侠客出来，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恶法，使恶法变成良法。中国侠不是只做具体的事情，他有精神追求，有生命归宿的拷问，中国侠追求知音、认可。荆轲可能就是普通的社会闲散人员，没有知音，但燕太子丹发现他是人才，视他为知音。燕太子丹发现荆轲用砖头瓦片打小鸟，给他一袋子金子打，这是多大的知遇之恩。燕太子丹知道荆轲喜欢吃马肝，就把自己的千里马杀了把肝给他吃。有一次听歌女谈琴，荆轲说女孩子的手很漂亮，宴会后给荆轲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侍女的那双手。做得很残忍，但这些手段表示对荆轲的无上认可，一个人得到最大的价值认同，才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些充满美学浪漫的精神是蜘蛛侠、蝙蝠侠所不能比拟的，他们那些侠不过是优秀的警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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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武侠与人文素养（9）

听众：孔先生，您在北大求学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北大给您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孔庆东：北大最难忘的事情很多，让我脱口而出的可能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游行示威，我们参与国家改革，如何让国家知道我们的声音，我们就不断去游行。北大是世界上一个特殊的大学，如果给世界大学打分评一流大学，如果评哪个学校对国家推动最大，最大程度推动国家的进步，那就是北大。北大和国家的现代化命运是绑在一起的，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北大学生喜欢用游行方式让政府知道民意、民声。我最难忘的就是一次又一次数不清的游行示威。去年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大家》栏目，我说丁校长是我最喜欢的北大校长，我们学生游行不一定都是对的，有时可能我们是错的，我们每次去游行，丁校长都拦着我们不让去，说：“你们不许去，如果你们要去就从我身上踩过去。”我们不理他，把他扒拉到一边就跑了，但是每一次如果有游行的学生被警察带走，丁校长会亲自去把学生带回来。当时我们不懂事，现在我们知道这就是最好的校长，像父母一样对待学生。北大给人最大的启示就是北大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武侠精神。真正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承担一切责任的精神，这是在北大空气里弥漫、延续、代代相传的。我希望这种精神在整个中国社会代代相传下去。

谢谢大家！

樊富珉：健康文明从“心”开始（1）

樊富珉

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心理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心理辅导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委员等。《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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