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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部分（第2页）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６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１９０７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３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

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中华革命党，由此孙中山和黄兴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梦》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梦》大抵是用一种王国维先生所谓“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

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６月２６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1925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７月２日，汪精卫在１０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４月５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９月１３日通电下野，１２月１６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１９２９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发出委任状和番号。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这不是靠政治实力，是机遇造成的，是形势使然。其中隐含着脆弱的因素。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缺乏，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汉奸岁月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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