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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他只能凭责任心行事，所以人质遭扣押后，中国人要求联军撤退和放弃某些条件，他对此不得不装聋作哑。他认为，让步就等于开创会导致恶果的先例，让步就是让人相信，借助于绑架英国人质，他们可以得到通过军事或者外交途径所得不到的东西。

在同一份电文中，额尔金勋爵并不掩饰他的轻松情绪，因为他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他知道有人会严厉地责备他冷酷无情。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高兴，显然这些做法也付出了代价。他借此向巴夏礼致敬，这位外交官始终拒绝以某些许诺去换取个人的生命安全，或者要求他进行干预。额尔金赞扬“这是一个罕见的勇敢和忠于公共利益的典范”。然而他没有忘记那些尚未返回的人。他为诺曼先生、《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先生以及十九名护卫队士兵（十八名锡克士兵，一名龙骑兵）的命运担忧。

若干天之后，当额尔金获悉他的合作者诺曼先生不幸遇难的消息时，他发表了如下悼词：“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他有卓越的能力，工作上非常肯干，性格极为平和，勇气非凡，他在外交职业上大有希望达到顶峰。”

额尔金听说已成为其好朋友的鲍拜死去，遗骨刚被找回来。他也为这位深受好评的记者写了悼词：“我为他的死而惋惜，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消息灵通的完美的绅士，还因为他是一个有责任感又具有自由主义观念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就特别复杂的中国问题所作的调查报告中看出来。那些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既有思想和社会方面的，也包括政治和商业方面的。我一直希望他成为这种理想的媒介，去客观地介绍涉及我国利益的各方面的情况，以便使英国的公众舆论得到正确的消息。”

葛罗男爵也对《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去世表示了哀悼，说他是“一个受到我们所有人爱戴的、和蔼可亲、才华横溢的人”。

而额尔金10月14日的日记使人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换言之，他将要作出可怕的决定。他写道：“我们得到有关几个被俘朋友命运的令人发指的消息。那是一种残暴的罪行，我们必须给以严厉的惩罚。这不是进行报复，而是为了我们今后的安全”。

这项决定，这种惩罚，就是要放火焚烧圆明园。

霍普·格兰特爵士决定为英军遇难官兵举行军队葬礼，而且要搞得非常隆重。这样做是应该的，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死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同时也给北京市民留下深刻印象，向他们表明外国人对自己同胞的生命是多么重视。俄国驻华特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非常殷勤地向英军最高指挥官建议，把英军遇难者埋葬在北京北边离安定门不远的俄国人墓地。英国人对俄国人的建议表示感谢，并很快接受了。

英国人质安德森、诺曼、鲍拜先生以及士兵菲普的葬礼于10月17日上午举行。送葬队伍包括女王卫队的龙骑兵分队、范纳的骑兵团分队、各步兵团出的二十名士兵和一名军官，还有六十团（里弗尔）的乐队。所有的英军军官和大部分法军军官都披挂齐整地出席了葬礼。葛罗男爵没有到场。他在日记中说，他本来很想出席这个令人悲伤的葬礼仪式，但是非常遗憾，他接到通知时葬礼已经结束！他就此向额尔金勋爵和格兰特将军表示了歉意。英军最高指挥官和额尔金勋爵走在送葬队伍最前边。远征军随军牧师、尊敬的耶稣会姆吉神甫主持葬礼弥撒。仪式简单，很快便结束。这出乎孟托邦将军意料。

上校富隆…格朗尚、军需助理杜比、中尉阿代尔、士兵博尼肖、奥祖夫和布朗凯六名法军遇难官兵的葬礼，10月28日才举行。地点在两个世纪前为耶稣会传教士特许建立的一个天主教墓地，该墓地已关闭二十年，但中国人继续对它进行维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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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归还人质，（生还的和死去的）（6）

送葬队伍从法军司令部出发。包括海军随军牧师特雷加罗和九名中国牧师在内的神职人员走在最前边。北京大主教孟振生大人也在其中，这是他十五年来第一次进入到他主管教区的首府。一个中国牧师举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后边跟着六辆炮兵辎重车，都罩有黑色哔叽布套，上面有用银白色布缝制的十字。每辆车都由四匹马拉着，马身上也都罩着黑绒布；六名法国遇难者的遗骨分别装在六口棺木中，每辆车拉一口，但是杜吕克神甫的遗骨不在其中。法国公使和两名统帅将军跟在灵柩之后，接下去是法国使馆人员、两个参谋部的人员以及众多士兵。一营的持枪军人分别走在送葬队伍两侧，与此同时，乐队演奏葬礼进行曲。

额尔金勋爵没有出席法军遇难人员葬礼。大概是对葛罗男爵没有出席英国人的葬礼的回应。不过，额尔金勋爵主要是因患流感而卧床。而巴夏礼却出席了葬礼。凯鲁莱借此机会，对这位“同时具有罗马人的活力和英格兰人的坚韧的人”表达了敬佩之意。

送葬队伍行进将近一个小时。一些中国基督徒在送葬队伍经过时做出划十字的手势。在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张诚等神父的墓旁边，已经挖好一个很大的墓穴。随军首席牧师特雷加罗唱经布道。葬礼仪式悲怅感人。本茨曼上校致悼词。最高指挥官将军代表全军将士向死者诀别。凯鲁莱写道：“孟托邦将军的诀别词充满悲痛和愤慨之情。我可以肯定，这是法国远征军每个人心中的情感”。有些士兵止不住流下眼泪。

但是，在额尔金的笔录中，有一点不实的记载需要指出。他没有出席葬礼，但是他却在文中写道，法国人为悼念他们被杀害的俘虏组织了“非常完美的葬礼”，不过有好几个悼词情调不对！格兰特澄清说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他认为，情况正相反，孟托邦的悼词非常好，在悼词结束时说：“永别了，我的朋友们，永别了！”

额尔金还提到法军葬礼过程中的另一些奇怪的做法。比如格兰特讲到，孟托邦将军递给他一个装有圣水的器具（洒圣水器皿），别人以为他会就这样往棺木上洒。格兰特在做这奇怪的仪式之前犹豫了一下，他看看“仁慈”的拿皮耳爵士如何处置，然后才照样去做！

额尔金对他认为是法国人的另一个奇怪习俗（格兰特亦予证实），相当看不惯。他说，每个法国士兵都朝坟头开一枪，因此，所有的棺材都用装弹药的硬纸板做成的筒套了起来！额尔金还尖刻地说，这让中国人说这样做是为了确认里面的人的确已经死了！

从此，这个墓地就埋有远征军将士和外交官的坟墓。后来，达马兹中尉的尸体也移葬到这里。

在樊国梁主教关于北京的著作中有一幅墓地图示，还有如下墓志铭：中国战役阵亡将士

纪念

一八六零年

上面刻着十八个人的名字，这次战役的遇难者亦在其中。

第十九章　占领北京（1）

10月7日，英军密使、额尔金勋爵的秘书威妥玛和恭亲王的代表恒祺达成协议，清政府将向联军交出北京的主要城门之一。英国人的确想预防中国人变卦，要找一个能起遏制其改变主意的筹码，因为英国和法国公使都必须呆在中国首都城内。冬季即将来临，时间紧迫。两国外交公使想迫使恭亲王加快签定和约的进程。

格兰特和孟托邦由炮兵和工程兵的指挥官陪同，边侦察边向城北安定门走去。城墙上面的鞑靼士兵向他们摇白旗表示欢迎。格兰特将军甚至还在护城河饮马，守城的清军士兵向他投去善意的目光。

额尔金和葛罗要求他们的两位军队最高指挥官致函恭亲王，就说如果在10月13日中午之前不向联军交出一个城门（安定门），联军就要强行进入北京。两位军队最高指挥官在信中说，“若同意让出安定门，那么联军不会允许任何兵卒进入城内，居民不会受惊扰……反之，如不让出城门，我们就从城墙打开缺口。如因中方拒绝而使进攻成为必要，联军将立即构筑火炮掩体，支起大炮”。

英法军队立即开始修筑围攻工事，清军岗哨始终在那儿好奇地观看。不过，英法军主要是在做姿态，而非实际威胁。北京护城墙的防卫性能的确了不得。它的高度超过十四公尺，底部厚达二十六公尺，顶部也有二十公尺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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