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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经过一番打散重组，我们重新上路，开始真正触摸和融入北大的传统和现实。

二年级的时候，部分同学还是保持着对学生社团的兴趣，我也加入了北大校刊，成为一名学生记者。三年级以后，大家对校园活动似乎普遍失去了热情，更加关注个人的生活和出路问题。就自身而言，除了读书和写点东西，我长久得以维持的兴趣，便是听讲座。

北大的讲座文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这当然和它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有关。一般来说，凭借它的声望，被邀请者不管名气多大，职位多高，都不会拒绝。于是，北大的学生有福了，可以见识到各个领域最优秀的思想者。

我在北大听过的讲座和座谈不算少，印象比较深的却只有几场。

一是张承志先生的。一个秋日的下午，他在三教最东边的一个大教室，201或301，以考古学者的身份讲西北草原。能够容纳100多名学生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不少路过的人从门外踮着脚尖，透过一群人脑袋的缝隙，想要往里看个究竟。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张承志的形象非常高大，是一个以笔为旗抵抗流俗的斗士。以是，当我在教室里第一次看见他本人时，非常惊讶。一个中等个子的中年人，衣着朴素，头发稀疏，尤其和我在书上照片看到的年轻时的浓密不同。这一场考古学讲座的内容如今在我脑海中只余下个标题的大概内容，而张承志黝黑的皮肤、平实的语调和卷曲的头发则时时浮现眼前。

二是王蒙先生的。这位曾经当过文化部部长的“五七”一代老作家，对中文系的师生很有吸引力。或许是为了避免拥挤，座谈被安排在五院中文系的会议室，有幸参与的差不多都是中文系师生。我又一次感觉到想像和现实的错位。王蒙，这样一位充满睿智和幽默、文笔如长江大河奔流不息的长者，就是眼前这位其貌不扬不声不响的干瘦小老头吗？那一天他的兴致好像不高，几乎没说什么，他的话，我是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三是余华先生的。声势很大，被安排在一教的101，一个可以容纳400多人的大阶梯教室。但还不够大，讲台左右和门口内外都挤满了人。作为先锋作家的主将，余华的外貌并不先锋，壮健的身躯，饱满的面庞，双眼炯炯有神。谈话比较幽默，同学提问踊跃。讲座结束后，争相合影者众。遗憾的是，我那一天的合影相片，不知何时无影无踪了。

四是李欧梵先生的。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在新落成不久的理科教学楼一楼的某个大教室。由本系的陈平原教授担任主持。李欧梵先生其时是大名鼎鼎的哈佛教授，那天的讲座以老上海三十年代的月份牌为主要内容，放了许多幻灯片。当时，他那本后来反响很大的《上海摩登》大约已经完成英文稿。不过还在读本科的我并不清楚其治学理路，只留下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印象。更加意料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我能和他在香港再会，并成为他的学生——许子东教授——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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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桂新：底气（3）

外校的学生常常跑到北大来追星。对于北大自己人来说，只要你有意，隔三差五总能见到各行各业的社会名流。见得多了，渐渐习以为常，在不断拓宽视野开阔心胸的同时，不知不觉间打破了偶像崇拜的心理，从而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定位。北大精彩纷呈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熏陶，这一点应是最大的功用之一。

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的日子，空中微微飘着雨丝，我在微雨中沿着未名湖北岸散步。不经意间，一辆中巴无声地从身边驶去，车窗内一张熟悉的脸庞一闪而过。好几秒钟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总书记参加校庆来了。我一边想着刚才看得太不清楚，一边继续沿着湖边散步。

四

相对于这些不时光顾的外来名人，北大校内则是名师荟萃，文采风流。“漂亮的女生”无时不有，而“白发的先生”更是北大的价值所在，可遇而不可求。予生也晚，进入北大已是二十世纪末，前辈师长津津乐道的一些“北大旧事”——诸如在王瑶先生的烟斗熏陶中增长学问，在未名湖畔追随宗白华先生进行“美学散步”，在大礼堂前将时任副校长的文化泰斗季羡林先生当作校工、让其帮忙看管行李等——已无由得见，只能从口耳相传的各类轶闻中怀想当年。经历过五四时代的老先生们大多仙逝，王力、吴组缃等教授都只闻其名了；硕果仅存的几位也早已远离课堂，深居简出，轻易不得相见。

当然，真要想见这些“活着的传奇”也不难。以个人名义请教学问、以社团名义邀请讲座、以学生组织名义请求题词或赠送礼物等，都是正当理由。不过，多数学生内心不愿意去打扰这些老人，尤其是当知道他们仍然很忙或身体不佳的时候。此外，心里必然也含有几分敬畏。

燕园的西南角有一片独立的世界，一片面积不大的地方，四周有围墙，里面安安静静，林木葱茏，稀稀落落散布着几栋双层小楼。这便是燕南园，一个园中之园。住在园子里的，是少数几位教授中的教授，年纪和声望都很高，譬如有中文系退休教授林庚先生，一个充满童心的学者诗人，三十年代即已成名，从事研究过程中，将盛唐诗歌的风格特色高度提炼为“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两个精辟传神的短语。我认真读过林庚先生的部分诗歌，用心体会其中情怀，但从未想到登门求教。事实上，直到研究生毕业，我从未进入这个园子，从未搅扰过它的安宁。只是一年一度春秋，路过的时候，常常去看那伸出墙外怒放的红花，以及秋风中摇曳的劲草。

“那个某某是你们学校的吧？”常常有人这样问我。“是的。”我说。“你见过他吗？”人家再问。“没有。”我老老实实。“很有名啊，怎么不去见呢？”对方有点惋惜了。“没什么事。”我说。“嗯？”疑惑不解的神情。“嗯。”见怪不怪的淡然。

知情者会说我不懂得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当年要是多去拜访一些人，拍个合影，留个谈话记录，以后出本书不是很容易吗？是的，离开学校后，心中也有些遗憾，不过全然不悔。

最善于利用北大资源的，往往是一些北大的边缘人。这批人跑到北大听过几场讲座，加入过学生组织，有事没事到校园里晃荡，逮住名人就合影，有的还索取过名人手札，自居名教授的非正式弟子。这以后，他们就开始谈论北大了，大谈特谈，从历史到文化，从传统到现实，从精神到学术。当然，其中必然抬出北大某某名人，以作后盾。有的还创办所谓的文化公司，将“北大”二字镶嵌进公司名称。有的神通广大，不知怎么就和团委之类的搞上了关系，打着北大的旗号在外到处招摇。

须知，真正的北大人是不怎么谈北大的，更不会整日把北大挂在嘴上炫耀出身。鲁迅在北大任教有年，却“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只是当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之时，在学生会的力邀下才写了短短的几句话，如“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之类。当北大和你血肉相连，成为自身的一部分，酸甜苦辣样样俱全，真不知从何谈起？我至今未见同学间有写过回忆北大的长篇文章的。不是爱不够，常因情太深。这就像父母，恩重如山，然而我们有几个人会想到要为他们写点什么？要谈，要写，除了一些陈年趣事，也多是反思多于廉价的赞美，否则不成了自吹自擂吗？北大形象的某些方面近年受损，北大边缘人的某些空洞浮华叙事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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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桂新：底气（4）

五

上个月，一个本科同学来香港出差。我们难得一见，因此虽然时间很紧，我还是在夜里来回两个多小时，和他相见，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天。这位同学当年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本科毕业后被保送到上海某大学上研，之后又读直博。如今回顾，他坦言到了上海后，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因为读硕士时开的课，他早在北大读本科时便学过了，而且老师讲得更深。到了读博士时，更主要靠个人钻研了。

我的一个老乡兼师兄曾对我戏称，北大中文系是全世界最好的中文系。初听我颇愕然，继而恍然大悟。北大中文系作为国内学科最为齐全、师资最为丰富的中文系，在于中国执牛耳的同时，自然也便高居世界第一了，否则才怪了。

北大中文系能开出最多的课，却偏偏不开文秘、写作之类的实用课程，而开出一些古典文献选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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