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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6部分（第1页）

尚德义，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

伍正禧，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

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

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存者。他和另一个重伤难友为仅存者。

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现在的汉中门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强奸。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导致忧郁而死。

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上开过去。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侵华日军及战后日方的人证物证

侵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

攻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也记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

1938年1月1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电文中称：“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不下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吴天威，译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日、士兵的日记、证言也被列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侵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4日，他看到南京下关江边：“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日军第16师团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东史郎日记》）为重要实证，例如他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了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来，然后平静下去。”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记还有：《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记录“百人斩”等屠杀事件。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杀证据（《侵略亚洲的日本军队》，大月书店出版）。＇13＇＇14＇＇15＇

相关事件

中**队将领视察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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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整理档案时发现：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国民政府即公开进行了强烈谴责，并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分别派人赴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及日本东京，全方位开展了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动。其中，1938年初春秘密派遣人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是二次大战中绝无仅有的在敌国首都宣传的范例。这不仅仅是将一段被埋没的历史事实披露于世，而且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所叫嚣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当时从未听说过中国政府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说法”等谬论。

据该馆副研究员、民国档案杂志副主编郭必强介绍，他们在整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卷宗时发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1938年4月致蒋介石的一封密呈，密呈中称：“国际宣传处”曾派外人四人赴日，将国际宣传处嘱其秘密携去之英日文宣传品广为递送。此中有甚多外人叙述日军暴行之文件，更携有外人在南京所摄日军暴行影片四百尺，曾密约东京各使馆人员及开明之日本士绅作数次演映等等。

郭必强说，之后又发现了一份《三名外国友人日本之行报告》的英文档案，虽然与《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不是同一案卷，但两相对照，内容竟相谋合。通过这个案卷，了解到，“国际宣传处”因为工作需要，一般派外籍人士开展工作，这次秘密赴日宣传工作的就是4位外国人，其中有3位是日本人，由于当时仍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同时这又是一次秘密行动，所以他们都没有留下姓名、身份、甚至性别。另外一位外国人，我们在费奇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费奇（A。Fitch）1883年生于中国苏州。南京沦陷前后，在基督教南京青年会工作，受命担任南京安全区总干事。他在1月18日的日记中写到：他将约翰·马吉摄制的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送到上海柯达公司冲冼，赶制了四套拷贝，然后在上海美国社区的教堂中放映。“调查委员会（英国）的莫瑞尔·莱斯特（小姐）碰巧看到了一场放映，她认为如果日本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领导人能看到这些胶卷，他们将会着手停止敌对……几个星期后，她报告说她已经给东京的一小组基督徒领袖放映。”从时间上看，莱斯特小姐的义举与3位日本友人赴日是一致的，应为同一行动。

郭必强认为，这两宗案卷的发现表明，中国政府当时派员赴日本东京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不仅是一次在敌对国首都揭露真相的行动，还是一次受害国政府和人民对日军暴行的一次近距离的最直接的抗议和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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