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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有预言性的话，警告军官们，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胜过了纳粹党人，他们会有什么下场。他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对于德国陆军，你们就可以写下：“德国陆军的末日”。因为到了那时，先生们，你们就必须成为政治工具？？你们到了那时可能成为那个政权和政治委员的刽子手，如果你们不听话，你们的妻儿将被囚禁。如果你们仍不听话，你们就会被一脚踢开，也许站在墙前就刑？？听到这场演讲的人比较少，但是为了要在陆军人士之间广为宣传这篇演讲，《人民观察家报》发行了专门供陆军阅读的特刊，逐字逐句地刊登了这篇演讲。纳粹党最近发行的一家军事月刊《德国国防精神》还发表文章加以详细评述。

在1927年的时候，陆军曾经禁止征募纳粹党人参加10万人组成的国防军，甚至还禁止雇用纳粹党人在军火库、兵站中担任文职工作。但是到1930年年初，事情已经变得很明显，纳粹党的宣传在陆军里，特别是在年轻军官中间颇有进展，许多年轻军官不仅为希特勒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吸引，而且也为他所展示的前途所吸引，这个前途就是，陆军将恢复昔日的光荣和规模，那样，他们就有提升的前程，而在目前这样小的规模的一支陆军中，他们是没有这种指望的。

纳粹党打入各军种的情况日趋严重，终于使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格罗纳将军于1930年1　月22日发布一项命令，其中提到7　年前在啤酒馆政变前夕冯·西克特将军曾经对陆军发出过的一个类似的警告。他宣称，纳粹党一心想夺取政权。“他们因此讨好国防军。他们为了利用国防军来实现他们党的政治目标，企图哄我们［相信＇，只有国家社会党代表真正的民族力量。”他要求军人不问政治，超然于一切党争之外来“为国家服务”。

有些年轻的国防军军官却过问了政治——至少过问了纳粹党的政治。这一点不久就暴露出来，而且在德国引起了吵嚷，在军官团最高级军官中间引起了分歧，而在纳粹党的阵营中却引起了高兴。

1930年春季，乌尔姆卫戍部队有3　名年轻的尉官卢丁、施林格和温特被捕，因为他们在军队里宣传纳粹理论，企图劝诱其他军官答应：一旦发生纳粹党武装起事，他们不向起事者开枪。这后面一项罪名是叛国大罪，但是格罗纳将军不想把军队里有叛国行为这件事声张出去，企图把事情掩饰过去，他安排让被告在军事法庭上＇140＇只受违犯军纪的审判。可是施林格中尉却满不在乎，他偷偷地向《人民观察家报》投了一篇煽动性的文章，使得格罗纳将军的打算落了空。

1930年9　月选举中纳粹党获得胜利后一星期，这3　个尉官被解到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叛国罪审判。他们的辩护律师中间有两个刚刚出名的纳粹律师汉斯·弗朗克和卡尔·沙克博士。*　但是在审讯时吸引人们注意的不是律师，也不是被告，而是阿道夫·希特勒。弗朗克召他来做见证人。他的出庭是一种有意的冒险。要是抛弃这3个中尉不顾，是相当难堪的事。这3个中尉的活动证明了陆军中纳粹党的影响的增长，而这正是希特勒所不希望予以打击的。但是，纳粹党要篡夺陆军的活动被揭露出来也是相当难堪的事。而且，检察方面控诉纳粹党是个一心一意要用武力推翻政府的革命组织，这件事对于希恃勒的目前策略也是不利的。为了要否认这最后一个指责，希特勒同弗朗克安排好，要出庭为被告作证。但是在实际上，元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得多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在选举中获得了惊人胜利的政治运动的领袖，他要向陆军，特别是陆军的领导军官保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对国防军来说，不仅不是像这3　个纳粹党尉官案件所表示的那样是一种威胁，而且实际上是国防军的救星，也是德国的救星。

证人席成了向全国发言的讲坛。在这里，希特勒充分利用了他的辩论才能和巧妙的政治手腕。如果说他的精彩表现是尽欺骗之能事的话——事实上就是如此——那么在德国似乎很少有人识破的，即使在将军们中间也很少有人识破这一点。希特勒巴结地向法庭（和军官们）保证，冲锋队也好，纳粹党也好，都不反对陆军。“我一直抱有这种看法，”他宣布，“任何要想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取代陆军？？我们将努力做到，在我们执政以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

他再三向法庭（和将军们）重申，纳粹党只想通过合乎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这3　个年轻军官如果期望会发生武装叛乱的话，那是他们自己弄错了。

我们的运动不需要暴力。总有一天，德国人民会了解我们的理想；到了那时，3500万德国人将站在我的后面？？当我们有了宪法授予的权利以后，我们就将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组成国家。

法庭庭长：这也是通过合乎宪法的手段吗？

希特勒：是的。＇141＇　但是，希特勒讲话的主要对象虽然是陆军和德国国内其他保守分子，他还得考虑一下他自己党徒们的革命要求。他不能使他们失望，像他已经使3　个被告失望一样。因此，当法庭庭长提到他在1923年举行政变失败前一个月说的一句话“人头将会落地”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庭长问，这位纳粹党领袖今天是不是否认这句话了？他马上回答道：我可以向你保证，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取胜的时候，届时将会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法庭。那时，1918年11月的革命将会受到报复，人头将会落地！没有人能够说，希特勒对于一旦他上台以后要做的事情没有事先提出警告，但是当时法庭中的听众显然很欢迎他的这番威胁，他们以热烈和持久的鼓掌来表示欢迎。而且虽然庭长对鼓掌打断审讯的进行提出非难，但是不论庭长还是公共检察官都没有对这句话提出异议。这句话在德国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报纸上成了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在希特勒发言所引起的兴奋刺激情绪中，原来的案件倒反而无人注意了。这3　个年轻的军官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遭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最高领袖本人的否认，结果被判定犯有叛国阴谋，处以18个月的炮台禁闭。这个判决算是轻的，在共和的德国，对叛国罪的严厉判决是保留给那些支持共和国的人的。*　在德国人不可挽回地走向第三帝国的道路上，1930年9　月是一个转折点。纳粹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惊人胜利一事，不仅说服了千百万普通人民，也说服了企业界和陆军中的领袖人物：现在也许的确出现了一种无可阻挡的趋势。他们可能不喜欢纳粹党的煽惑人心的做法和它粗鄙下流的作风，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唤起了在共和国头十年中曾经受到这么严重压抑的德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感情。官答应领导德国人民摆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摆脱民主政体的软弱无能。最重要的是，它已经在全国造成了燎原之势，影响盛极一时。

由于这一点，也由于希特勒在莱比锡审讯时对陆军方面所作的公开保

证，有些将军开始考虑，国家社会主义可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用来团结人民，恢复德国原来的地位，再一次使德国军队成为一支强大和伟大的军队，使国家摆脱丧权辱国的＇142＇　凡尔赛和约的桎梏。最高法庭庭长曾经问希特勒，他不断提到的“德国民族革命”指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希特勒的回答使这些将军们感到很高兴，“这指的仅仅是，”希特勒说，“拯救我们今天的被奴役的德意志民族。德国的手足受到和约的束缚？？国家社会党并不认为和约是法律，而是用强制办法加在德国身上的东西。我们认为，完全无辜的未来一代不应该承受这种负担。如果我们尽我们一切力量反对这些条约，我们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也是军官团的看法。军官团的一些上层军官曾经激烈地批评过国防部长格罗纳将军，因为他竟让最高法院审判3　个尉官。最近卸任的总司令，夏恩霍斯特和格奈斯瑙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一般公认是战后德国陆军天才将领的冯·西克特将军曾经对格罗纳表示，这打击了军官团内部的团结精神。

不久即将担任参谋总长、以后在这部历史中还要成为更加重要人物的路德维希·贝克上校，在1930年的时候是这3　个尉官所属的驻在乌尔姆的第五炮兵团团长。他不仅激烈地抗议他的上级逮捕这3　个尉官，而且还在莱比锡出庭为他们作证。

现在审讯既已结束，希特勒也讲过话了，将军们对于他们原来认为是对陆军的一种威胁的运动，态度也就和善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曾经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谈到，这个纳粹党领袖在莱比锡的发言对军官团有什么意义。他说，在此以前，高级军官们都认为希特勒企图破坏陆军，而在此以后，他们就感到放心了。

冯·西克特将军本人在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曾经公开与希特勒合作过一阵子，而且在1932年要求他的姊姊在总统选举中投希特勒的票，而不投他的老上司兴登堡的票。

德国陆军军官们在政治上的盲目短见已经开始有所发展和表现，这在最后将证明对他们是个致命伤。

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们在政治上的愚蠢不亚于将军们，他们错误地以为只要付给希特勒足够的金钱就能把他笼络住，一旦他当权之后，就会按他们的命令办事。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20年代还把他看成是个奥地利的暴发户，但是在纳粹党在1930年9　月选举中获得惊人胜利后，企业界的领袖人物逐渐意识到，这个暴发户很可能接掌德国的控制权。

据瓦尔特·丰克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到1931年的时候，“我的工业界朋友和我相信，在不太遥远的将来，纳粹党就会上台”。

丰克是个油光满面、目无定睛、大腹便便的矮胖子，他的脸＇143＇　总叫作者想起一只青蛙来。他在这一年的夏天放弃了德国金融界著名报纸《柏林交易所日报》主编这个好差使，当了纳粹党和一些企业界重要领袖人物之间的牵线人。他在纽伦堡说，他的好几个工业界朋友，特别是那些在莱因兰大煤矿企业中有地位的朋友，要求他参加纳粹运动“以便说服该党采取私人企业的方针”。

在那个时候，党的领导方面在经济政策问题上有着完全自相矛盾和混乱的看法。我企图这样来完成我的使命：亲自使元首和党相信，应该承认，私人的首创精神、企业家的独立自主、自由企业的创造性力量等等是党的基本经济政策。元首本人在同我和我所介绍的工业界领袖人物会谈时一再强调，他是国营经济的敌人，所谓“计划经济”的敌人，他认为，为了要争取最高产量，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是绝对必要的。据希特勒的这位未来国家银行总裁和经济部长说，当时希特勒开始会见德国国内掌握经济命脉的一些人物，并且向他们说了一些多少是他们喜欢听的话。党需要巨额经费来从事竞选，支付大规模的频繁的宣传费用，发给成千上百的专职人员薪水和维持冲锋队和党卫队这些私人军队。冲锋队和党卫队到1930年年底已有1Ｏ万多人，成了一支比国防军还要大的部队。企业家和银行家并不是唯一的经费来源，因为党在党费、资产、募捐以及党报书刊的销售方面也能筹到相当可观的款项，但是企业家和银行家是最大的经费来源。他们给纳粹党的钱愈多，他们可以给迄今为止他们所支持的其他保守党派的钱也愈少。

先是担任希特勒纳粹党的新闻发布官，后来担任国家新闻发布官的奥托·狄特里希说：“1931年夏天元首突然决定有步骤地努力讨好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

这些巨头是谁呢？

他们的姓名是个秘密，除了元首周围的核心圈子以外，对谁都保守秘密。

党得耍两面把戏。一方面，它不得不让施特拉塞、戈培尔、怪物弗德尔用国家社会党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金融巨头的叫喊来欺骗群众。另一方面，党的经费得从那些有不竭来源的人那里骗来。据狄特里希说，在1931年下半年，希特勒“走遍整个德国，同重要的［企业界］人士私下会谈”。

为了保守秘密起见，这些会谈甚至要到“一些人迹不到的森林中去举行。”

狄特里希解释道，“保守秘密是绝对必要的；绝不能让报界有捣蛋的机会。否则就会影响到会谈的成功。”

因此，在纳粹党的政治中，就出现了一种几乎滑稽可笑的忽左忽右现象。

有一次在1930年秋天，施特拉塞、弗德尔、弗立克在国会中代表纳粹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对所有利率都规定一个4　％的最高限额，无偿征用“银行和股票交易所巨头”以及所有“东方犹太人”的财产，将大银行收归国有。希特勒大为震怒：因为这不仅是布尔什维未义，而且是党在经济上的自杀行为。

他立即命令党撤回这个法案。共产党这时却重新提出这个法案，一字不易。

希特勒命令他的党投反对票。

我们从战后在纽伦堡监狱中对丰克的侦讯中知道，希特勒所结交的“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谁。艾米尔·“寇道夫是个痛恨工会的煤矿大王，负责掌管西德矿业界募集的一笔名叫“鲁尔金库”的政治贿赂基金，他是在1929年纳粹党代表大会上被希特勒拉拢过去的。钢铁托拉斯头子弗里茨·蒂森捐款还要早一些，他后来对他的错误后悔不止，终于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为希特勒出资》。他最初是在1923年在慕尼黑遇见这个纳粹党领袖的，初次见面就被后者口若悬河的辩才所征服了，于是通过鲁登道夫第一次向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的纳粹党捐了10万金马克（合2。5　万美元）。

继蒂森之后的是艾伯特。伏格勒，他也是联合钢铁公司的一个巨头。事实上，煤钢企业是工业界人士方面帮助希特勒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克服他取得政权的最后障碍的主要经费来源。

但是丰克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工业和企业，它们的董事不希望在希特勒一旦成功后受到冷淡。这些工业和企业的名单很长，但是远远谈不上完全，因为丰克到纽伦堡审讯时，记忆力已经很差了。这一名单包括伊·格·法本公司这家化学工业大卡特尔的主要董事之一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钾碱工业的奥古斯特·罗斯特格和奥古斯特·狄恩（丰克谈到了该工业的“对元首的积极态度”）、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古诺、中德的褐煤工业、康蒂橡胶工业、科隆大工业家奥托·沃尔夫、在扶植希特勒上台的最后活动中将起关键作用的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一些主要银行（其中有德意志银行、商业私营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德意志信贷公司）以及德意志的一家最大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

希特勒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威廉·凯普勒介绍了一些南德工业家，并且组织了一个奇特的企业家团体，来支持党卫队头子希姆莱。这个团体名叫“经济之友会”，后来一般都称为“党卫队长＇145＇　［即希姆莱］之友会”，这个团体筹集了好几百万马克专供这个匪徒“研究”亚利安人起源之用。希特勒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之初就得到慕尼黑有钱的出版商雨果·勃鲁克曼和钢琴制造商卡尔·贝希施坦因在经济上——以及社会上——的帮助。这两个人的太太对这个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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