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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的话来解释，这叫做“实现多媒体的自动分析、有序化和可视化”，这中间最重要的部分，是张宏江在8年以前开拓出来的，其功绩直到今天仍为人们称道。张亚勤说他是“先驱”，李开复说他是“鼻祖”，意思都是一个：他在“视频检索”方面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走在全世界的最前面，没有人能取代他在这个领域中的位置。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他的“叶县故事”。

“叶县故事”的第一个情节出现在1973年那次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中。全国都在恢复学校的秩序，学生们回到教室里，老师们回到讲台上，有个说法描述这种情形，叫“复课闹革命”。叶县的中学也复课了，宏江刚好到了上中学的年龄，那是他第一次走进一所正规的学校，第一次经历正常的教育。

但是这孩子的精神世界还在随心所欲的状态中。有一天自习课，他不肯做作业却埋头画画，被老师发现，当场一顿训斥，揪出教室。这是那时候学校里面最严厉的体罚，对这孩子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屈辱。走回教室的时候，他哭了。那感觉直到30年以后还能记得：“那是我这辈子唯一被人逼过的一次，我还从来没有被当众揪出去呢。”

“等着瞧吧。”他一边哭一边对老师说。

这有点像一句中国成语说的，“知耻后勇”。很多孩子都曾有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只不过没有遇到持续的激励，所以不能长久。事实上，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们的自尊自信就不断地受到侵犯，就像一块石头，被一把坚硬的凿子敲打着，一点一滴地被击得粉碎。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冷酷无情的破坏力量，都是来自那些自称要教育孩子成才的人——父母和老师。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孩子，他们的自尊和自信似乎是敲不碎的。因为他们内心里的力量更强大，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艾莉诺·罗斯福说起过的那种情形：“没有你的同意，谁都无法使你自卑。”

几周之后，宏江迎来他期待的时刻。这是学校复课以后第一次正规考试，老师和同学都认定意义重大，而宏江心里还有一个更加强烈的愿望。结果他如愿以偿，在360个同学中得了第一名。老师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打量这个平时不起眼的学生，可是他却发现原来那个让老师“等着瞧”的念头，一点也不重要了。他拥有了更重要的东西：“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潜力，而且是突然意识到的。”

事实常常是，一般最平常的孩子其实和头戴“神童”光环的孩子一样，也具有潜在的能力。就像亚勤、宏江和向洋这三个人说的，每个孩子都是潜在的天才。不幸的是，大多数孩子往往不相信自己拥有才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也不相信，所以从来没有想到给他们一次表现的机会。

宏江的幸运不在于他拥有超越其他孩子的能力，而在于他有机会发现自己的能力，然后还有机会表现出来。那一瞬间，他看到了自己的长处、能量和潜力。他对自己的看法从此发生改变。

“我相信我是最聪明的。”他对自己说：“是的，我是最聪明的。即便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常常不如别人，但我还是对自己说：‘我能比别人做得好’。”

成功驱使他远离自卑，向着自信走去。但几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临近的驻马店市有一个女学生自杀，报纸上引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造成的恶果”。大批判的高潮再度掀起，干校扩大了，工厂也扩大了，工农兵再次呼喊着口号占领“上层建筑”，惟有正规的学校在沉寂。张宏江离开了给他带来那么多“第一”的县中学，回到父母工厂的学校去读书。

这里学生很少，但老师可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读书的时间。语文老师似乎格外眷顾这个曾经“考试第一”的孩子，他也在老师的眷顾和偏爱当中巩固了自己的信心。对于今天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或者“恨铁不成钢”的老师来说，这些往事也许能够证明一件事：

给孩子一个自信，比给他一大堆的知识都重要。

灾难发生之后（1）

如果我的家庭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一个低沉的家庭，一个怨天尤人的家庭，那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周明

周明清楚地记得1974年夏天的那个夜晚，以及在那之后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两个姐姐双双死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妈妈的精神世界几近崩溃，而周明当时还不到10岁。别人的成长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男孩子却是在那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每天上学走在那条小路上，他就渴望着找到一些踪迹，能证明两个姐姐都还活着。路边的高墙重新矗立起来了，那一天，就是这堵墙倒塌了，把姐姐压在下面。现在，它对着他，默默无言，没有生机。他也看着它，祈祷奇迹能够发生，姐姐能从高墙深处飘然走出。一年又一年，小男孩长大成人，他自己的孩子也和记忆中的姐姐一样高了，可姐姐还是没有回来，她们成了这个家庭永远的痛。

那一年周家住在承德。这城市坐落在塞外崇山之间，交通不便，却在中国相当有名，因为它是旧时皇家的避暑胜地。在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后，京城有些权势的人家每年夏天总喜欢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北戴河，另一个就是承德。但周家是平民，住在城乡结合处的一处破旧的平房里，父亲当年大学毕业后从湖南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避暑，而是想要为国家寻找矿藏。

周明出生在“大萧条”结束后的年代里，中国开始短暂的休养生息的阶段。这以前的三年中，饥荒造成千万人死亡和一亿儿童的营养不良，现在，物质紧缺的情形稍有改变，但精神的匮乏却更加严重。接着，“文革”开始了，就像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所有学校全都停止上课，还把那些有点知识的人赶出城市，赶到乡村。那时候，把一个城里人赶到农村去，是除了坐牢杀头之外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公开的舆论却把这叫做“教育”。党的领袖毛泽东那时候颁发的一个指示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于周家来说，农村和城市的界限是不那么分明的。父亲出身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民之家，50年代从中南矿物学院（现在叫中南地质大学）毕业了，这在当地农村是个大新闻。方圆百里之内的乡亲都来祝贺，可是按照那时的说法，这叫“臭老九”。幸亏他当初拼命要求当一个地质工程师，算是半个工人阶级，所以没有受到政治冲击。但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从南方到北方，随地质队出入在荒山野岭间，餐风露宿，居无定所，在野外结婚，然后带着整个家在野外到处跑。妻子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却生活在地质队，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也是出生在野外营地里。直到周明上学那年，这家人才定居在这城市的边缘。

父亲一生都在寻找宝藏，这有点像武侠传奇故事中的那些大侠，但是他的故事没有那么浪漫，他找到很多矿藏，有金矿、银矿，还有形形色色周明说不出名字来的有色金属矿，那都是国家的。他本人一直都是穷人，还是个老实人，妈妈也是一样。这对夫妻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让孩子们拼命读书。

姐妹两人在5个孩子中最聪明也最用功读书，是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也是爸爸妈妈的骄傲。那一年，姐姐读初一，妹妹读小学五年级。一天下午，姐姐放学后被老师留下检查同学作业，很晚还没有回家。妈妈不放心，让妹妹去找。

姐妹两人携手回家的时候，天黑了。那条路并不遥远，30分钟就能走到家，何况这条路也是天天走的，所以没人想到会发生意外。但就在这时，下起雨来，开始是小雨，很快就成了瓢泼之势。姐妹俩顶着大雨继续前行，经过那堵土墙下。墙倒了，把姐妹俩埋在下面。

雨还在下，风还在刮。母亲左等右等，不见女儿回来，急坏了。丈夫在野外找矿，长年累月不回家。家里也没有电话，不能报信。她只好独自跑出去，沿着女儿上学的路，跑到学校，再跑回来，在风雨中奔跑了一整夜，好几次走过倒塌的土墙，竟没有发现异常。

天亮了，她在断壁残垣旁边看到女儿的雨伞，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大叫一声扑过去，挥舞双手插进土墙，就像疯了一样。土墙被扒开了，但还是晚了，姐妹二人在两个小时前憋死了。

家庭出现这种变故，真是一个天大的打击。母亲精神恍惚，身体一下子垮下来，神经也不正常了。全家充满了悲伤和绝望的情绪，充满了怨言。埋怨那条路，埋怨那堵墙，埋怨那场雨，埋怨政府官员，埋怨学校的老师，埋怨自己，埋怨父亲就知道为国家寻找金山银山，不顾家。三个弟弟全都焦虑不安，不再淘气。姐姐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但现在彼此都害怕说出内心中对姐姐的思念。

母亲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让自己平静下来。在确信两个女儿真的不能回来之后，她也不再去那条小路上寻找。她还有三个儿子，还有希望。

“不要抱怨，要靠自己。”母亲总是对儿子重复这句话：“只有自己的本事最可靠。”

当母亲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就意味着她已经平静地接受了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从绝望中摆脱出来，也意味着这个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

周明本是两个姐姐宠爱的小弟，现在却觉得自己在家里有了一份责任。他从这一场变故中学到了很多，打算把自己变得像姐姐一样优秀，像母亲一样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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