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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1页）

区的困扰。

日军一直把一○五平射炮标定在国军的火车上，所以火车在进入射程之前要先烧火，把蒸汽烧足后再用最高的速度通过，称为闯关，从东向西来的火车很容易通过，只要在射程内快速通过即可，所以闯关车从来没有出过毛病。

有一次，汤恩伯军队卖渡，从他那一区来了一批人，竟然带了12个地雷，预备炸掉蒋纬国他们的隧道，幸好被蒋纬国侦破，才没有酿成大祸。他在各处都布有眼线，甚至在河的另一边，所以他们还没有过河前，他就已经接到消息了，并且判定他们还会再来，于是就派一个班在那儿守着，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如果这些地雷在隧道中爆炸，就会有好几天无法通车子了。

当时日军有一个构想，预备兵分两路围攻重庆，一路从汤恩伯战区压迫过来，蒋纬国判断日军知道要拿下重庆并不容易，因为日本空军已大大损耗，而且日军要把空军主力放在太平洋战区，所以在大陆本土作战的日军航空队很是乏力；而中美混合空军编练成功，中方军力大大增加。基于此，日军就改从地面压迫中国空军基地，使空军基地逐步后退，希图将中国的空军基地压迫到第二线，对他们的地面作战就有利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8）

当日军到达陕川、灵宝，快要到达潼关时，蒋纬国这一个营就奉命调预备队连去守十二支河。那时的军装是以粗布制成，经纬之间又不密，子弹袋也是以布做成，像个网子，如果没有子弹夹，子弹就漏出来，蒋纬国就发明把旧军装用三层叠起来，做成弹袋，弥补原有之弹袋。士兵常常上身*，扛着步枪与大刀在十二支河布防，日军不敢轻易靠近。

日军战车第三师驻防该地，想打下潼关，不过潼关的地形无法让战车作战，只有河边才适合，所以蒋纬国就在河边设立反战车设施。他的部队每个士兵都受过战车肉搏战的训练，他们把步枪插在战车履带里面，让履带断掉，然后再用急速手榴弹（又名摩洛托夫鸡尾酒，也就是将酒瓶装满汽油，并放进白磷或黄磷，当磷接触空气时会自动燃烧）丢进战车透气孔，等汽油流下去之后，白磷或黄磷接触空气就会燃烧，战车自然也会燃烧起来，引擎一旦着火，战车也就毁了。

春秋时，齐威王要和齐国大将田忌赛马，田忌的谋士孙膑授予奇计。就是用下马对齐威王的上马，用上马对齐威王的中马，用中马对齐威王的下马，结果是田忌的下马惨败，不过上马和中马皆赢。此种竞赛策略，属于运筹学中的博弈论，但不论怎样的精通运筹学，上马和中马也需相当的实力，如果上马且在对方下马之下，那任何神机妙算也是枉然。所以，战术的精勤训练，乃是战争中最基础的部分，不可等闲视之。张发奎说：“我参加了淞沪、武汉、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讲句真话，我们从未取得一次胜利，只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敌军……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张发奎口述自传》）从这个角度来看蒋纬国的战术体系构建，一丝不苟，从脚底下做起，丝毫不予假借，确乎是用心良苦。因为他意识到，在这一层面上，没有丝毫投机取巧的侥幸和可能。

幕僚的学养准备与超越的眼光

蒋纬国认为，战略牵涉三个因素，力，力量；空，空间；时，时间。战略考量必须有通盘计划，在时间方面是传承的，在空间方面是全面的，幕僚作业要订出主计划与副计划，或备用计划，再召集有关人员修正计划。除了研究事情本身的对错与好坏之外，还要研究事情的可行性，第二步就是策划远程计划，这并不是以时间为限，而是以敌人的能力为研判标准。

在战略上，力、空、时三要素需要配合，战斗讲究力；战术讲究空；战略则讲究时，时效若失去，费尽移山心力都难以挽回。

蒋纬国的所有各时期学习笔记都很整齐，他到空军教授战术课程时，人家看了都不敢相信是他写的，因为那些东西就像是铅印的一样。

胡宗南手下有许多留学归来的军官，但他用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性，不论什么人，他都要摆上一段时间，说是要看看这人有无耐性。蒋纬国认为这是很不科学的做法，站在人力学的立场来说，应该适才适任，有效运用人力，使得展其长才。胡宗南习惯把干部闲置三年，如果干部耐不住，他也不会挽留，结果任由人才流失。真正有才干的人尤其是奇才，是不会空等的。而那些毫无作为的愿等待两三年的人，往往只是庸才而已。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9）

蒋纬国也谈到陈诚的功罪定位，明确说：“陈诚反对接纳伪满军，造成东北沦陷，是陈诚最大的一个罪，而且陈诚裁军极不得法，没有配合时间地点。照理说，他应该裁掉不打仗地区的军队，充实战争区域的军队，结果他裁军以后，也没有充实军力。”（《蒋纬国口述自传》307页）

关于抗战末期军队状况，蒋纬国也是痛心疾首，部队资源能够保持三分之二的就算是很好的情况了。尤其是装备方面，日军一个连有9挺机关枪，国民党军队一个连只有一到三挺机关枪。整体火力差距甚大，仅有日军的十分之一。

蒋纬国说，做幕僚必须知命善运，及早知命，明确知命并及时善运，产生作业与行动的思维，所谓思维哲理就是孔子所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由果思考因，行动哲理则是有始有终。他说，其实很多道理在古书里面都已提及，“但是我发现很多高级将领既不念古书，也不念新书，一直思想僵化”（《蒋纬国口述自传》319页）。

美国来华的一些军中幕僚很佩服蒋纬国的参谋理念。说到美国的一些高级幕僚，美国人说：“你不要以为我们西方人生活在逻辑里面，那些大爷照样是蛋头。”（《蒋纬国口述自传》319页）是以蒋纬国感慨，把打仗的学问拿来运用在人生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可以相通的，因为这些事情的思维哲理是一样的。

关于战备支援，一个战事的案例，上级说可以支持48天，蒋纬国却认为只能支撑8天。这样，这个作战计划参谋之间的分歧相当悬殊，假如按此进攻而不能撤退，危害就大了。蒋纬国分析说，从理论上可以支持48天，但按照后勤物资最少的支援量来做打算，因为其中一样东西没有了，其他的东西再多也没有用处，所有的物资中润滑油一项只能支撑8天，没有一辆车子到了没有润滑油时，还能加汽油就走的，所以他说本案只能支撑8天。后来他的这个案子分析被评为优等。此事说明一个参谋作业必须万倍的细腻，因为这是攸关战略的重中之重。

高级幕僚应有使命感，才能产生优秀的作业，如果只是较为狭隘地理解任务执行，就不免出现疏忽。蒋纬国说，上级交下的任务，到了自己单位之后，要变成本单位的使命，然后根据使命，再交给所辖的各单位，使命就又变成任务。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观念，不可以破坏，一旦破坏，军中就无纪律可言了。

高级幕僚对于战略层面的任务，却没有思想上的反应，样样事情都等着逐级授权，就会陷入可怕的被动。想出一个点子之后，须再以逻辑思维来判断点子的好坏。蒋纬国从参谋角度考虑，认为：“权不是要等到授后才有，而是要跟着责任一起来，并且要变成一个制度。责任制度包含了随责任一起来的权力，职责必须进入游戏规则，凡是负何种责任的人，就有该种权力。责任制度是促进行政效率的重要观念，但是一般的长官都是爱权力不爱责任，这是人性的弱点，影响事情进行甚大。”

关于无形战力与有形战力的辩证关系，蒋纬国说，无形战力有三种成分，一是学术，二是意志，三是纪律。他觉得*和专制的差别就在于长官有没有理智，某人的思维理哲如果是科学的，这个长官就是好长官，没有什么危险性，就算是错了也一定有其不得已之处。有形战力则为侦搜力、打击力、机动力、后支力、指通力。有与无，两者结合到最佳点才能放出异彩。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10）

对于专业幕僚，应强调其逆序式的思维与顺序式的执行，而这些都需要以学术为基础，有了学术之后，先了解状况，再以学术分析状况，其决心才是客观的，才是有基础的、不会动摇的，否则就会把自己的私心放进去，这种计划一定是最笨的。

蒋介石在与蒋纬国谈话时，常常对于黄埔系的人“忠勇有余，而智能不足”耿耿于怀，所以蒋老先生不断地举办训练班，派遣素质良好的干部出国留学，尤其是到德、日两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于军事干部的培植非常严格，而且这两个国家的民风就是踏实。当年日本邀请德国军事顾问到日本训练军队，德国考虑再三，预备派遣有名的大将到日本，最后有一位迈克尔少校向参谋本部建议：“什么人都不必去，也不必带一本书，只要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参谋本部问他有何能耐，他说出一套理论来：“我们人派得愈精愈多，人家只学得点点滴滴，我一个人去，向他们说明军事学的道理何在即可，道理弄懂了，就一通百通。其他的是要日本人自己建立军队，而不是德国人去帮日本人建立军队。”

正确的格式应该是先做远程计划，这是目标研究，须先认清目标，所以先要有一个目标分析；中程计划是为了要达到目标而设计的预算计划；近程计划则是切近现实应变。但是没有战略头脑的人将计划程序改为先做近程计划，再做中程计划，最后做远程计划，有所谓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或是八年计划，完全不合乎思维理哲（《蒋纬国口述回忆》第十一章《军制学》）。

对此，蒋纬国举出德军名将的战略观。古德里安元帅有一句口号，隆美尔也非常赞同，这个口号是“要把绿灯开到战场的尽头”。其做法是把最后的目标告诉部下，中间需要暂缓时，再开个黄灯，要部下停止时，才开红灯。蒋纬国感慨，中国的将官或高级幕僚，学养、眼光欠缺，无法做一个全程的策划，也不愿意把全程的计划告诉部下，部下走了一步之后，才告以下一步，所以一路都是红灯，等到长官研究之后，才接到下一个命令，但是长官又不能以最快的速度作决定，所以研判状况之后的整体性决心是很重要的。

至于参谋或幕僚对主官的互动，蒋纬国以为，虽然许多军制有书面资料，但是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询问将校团，所谓将校团也称为指参团。将军没有校级军官的辅助，“将”不起来；校级军官没有将官的把舵，也“校”不起来，校级军官是高级参谋，在英文里面，参谋是stuff，希腊文原意为树干，一个公司里面各部门的主要干部称为officer，其他的职员则称为employer。蒋纬国分析德国军制的理念，是一个人要先懂得全面，然后再负责局部，如此就懂得如何与别人配合，所以德军编制中师参谋长是中校，团长是上校，副师长是准将，师长是少将。先当师参谋长，以幕僚的身份理董其全面，然后再去当团长。国民革命军在抗战前采用的就是德国的军制，抗战后军事制度改采美制，遂改为先当团长后当师参谋长，然后升副师长、师长。蒋纬国明确说这种制度有两个坏处，“第一，在人情方面不上路，例如有三个团长，原来是生死弟兄，好得不得了，等到要升师参谋长时，三个团长抢一个师参谋长，这三个人就变成冤家了；第二，从理智方面来说，应该先全盘历练，了解了全盘之后，再去负一部分的责任时，才会主动配合整体的需要。换句话说，当师参谋长能了解全师的需求，等到成为团长时，他知道他这个团在全师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会自动地来配合，等到师长下命令，他心理上早已有准备，知道在这种状况之下，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11）

世道浇漓与军界怪相

蒋纬国在抗战从军期间，以其留学的背景作为参照系，比对出国民党部队的低能、谬误，种种不上路的地方溃疡面积很大，一时半会难以扭转。

因而参谋拟设作战计划，必须考虑此类制约性因素。

近代社会转型急剧，来不及做优游不迫的姿态，军队亦然，至令怪象百出。何应钦的参谋汪敬煦谈道，抗战后期大型的湘西会战，日军败北，何应钦电告王耀武，说他要亲自到战场察看，除了战死的国民革命军尸首移走之外，阵亡日军及马匹放置原地不动，因为抗战期间流行一则笑话，每次战役结束后，统计由各团、师、军所作阵亡日军的报告，加起来日本人都死光了。

黄仁宇在《黄河青山》《地北天南说古今》中屡屡提到部队战士的涣散、困穷、战力低下，吵架、斗殴、装备粗陋，简直是家常便饭。就是黄仁宇本人也染上粗鄙郎当的习气，上世纪80年代他到中国社科院演讲，明史专家王春瑜负责接待，亲见他座谈时忽而跃起，蹲在沙发上，指手画脚，拍胸撸袖，就是当兵时留下的后遗症。

1941年初，蒋纬国从重庆到西安报到，坐何应钦将军的飞机到西安，交由胡宗南部分发。期间随何氏到某一站去视察前方部队，夜里1点半钟，他听到部队吹起床号，而按规定应是早晨5点，他觉得奇怪，为什么1点半就吹号呢？原来师部告诉团要4点半起床，团告诉营4点钟起床，营告诉连3点半起床……最后到师集合场，如此算来，士兵不就要1点半钟起床了吗！次日晨5点钟开始讲话，天由蒙蒙黑转成东方鱼肚白，等到讲了半个钟头后，天已经大亮，何应钦就走下讲台去看部队。后来何将军就问为什么这些士兵红眼睛的、有眼屎的那么多，蒋纬国在旁于心不忍，他想，士兵1点半钟就起床，到现在已经4个钟头了，眼睛怎能不红，他们半夜都没睡嘛！蒋纬国痛愤不已，为了一个长官的讲话，部队竟然如此自我消耗折磨。

后来，胡宗南带蒋纬国去看军械库，想炫耀一下部队所藏的军械，显示军力之充足。当时是熊惠权副官陪同，那位库存长佩戴红底两条杠三颗星的徽章，是一个炮兵上校。蒋纬国在军械库存里发现一种丹麦制造的枪，放在枪架上，一看就知道是两用机枪，摆在枪架上可当重机枪用，拿下来可当轻机枪用，不过并没有标示重量。他就问那位库长：“报告库存长，请问这挺机枪有多重？”那人想了半天后回答说：“大概八斤。”通常一挺轻机枪的重量也不止八公斤，蒋纬国便怀疑地问：“不止吧！”他说：“老秤，老秤。”这么一个军械库存长，就算不是管这个库的，也应该知道大概，而且哪有说武器是论老秤来算的，可以说对武器是一无所知。胡长官本来想向蒋纬国炫耀他的军械库，结果却让他发现他的部队水准不过如此而已。蒋纬国想到，怎么会派炮兵上校去后方管仓库呢？说不定他还不是炮兵呢！这些都是国民党部队给他的初步印象。

蒋纬国在部队基层发明了以画图代替文字侦察报告。士兵里面文盲多，不过他们的国家信念和忠诚度则毋庸置疑，军官的程度稍好，但出身行伍的基层军官，也不认得几个字。蒋纬国到了部队之后就开始训练士兵，开设识字班，并教画图。要训练成能写报告并不容易，所以蒋纬国特别教他们画图。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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