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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遗憾的是，在这个时代再怎么享受也不可能获得后世的那些乐趣。这样一来，即便朱棣立志做个昏君，其生活质量仍然远逊于穿越之前。思来想去，世间之人不为求名就为求利，既然求利不得，那也就只好求名了……怀着这样的信念，朱棣总算坚持着熬过了那段最难适应的时期。

实事求是地说，坚持每天上班确实令朱棣的心情很不愉快。

首先，朱棣之所以能登上皇位，是因为明成祖以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为幌子而起兵，又以“恢复祖制”而号召天下。因此，将朱元璋的旗帜举得越高，恢复祖制的调子唱得越响，对自己的统治才越有利。

明成祖本质上是个说话不怎么算话的无赖，而朱棣本人也不是那种愿意为他人的承诺而负责的迂腐之人。不过，食言而肥毕竟不是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偏偏穿越之前燕王声嘶力竭地叫嚷着要“恢复祖制”——作为幌子，朱棣登基后只得装模作样地宣布“尽复建文朝废斥者官”，随即又“复官制”。

对于前者，建文皇帝的本意应该是精简官僚机构。然而朱棣来自于四十多个百姓就要供养一名公务员的年代，因此并不迫切地觉得这个年代的官僚机构需要精简——官少一点百姓的负担轻了固然是好，但过犹不及：1371年地方官员总数仅有5488名，后来好不容易慢慢增加了一些，建文皇帝却又精简官僚机构，即便加上吏员，最大的县也不会超过30个有薪俸的位置。用后世的眼光看，一个大县也不超过30名公务员，这样如何能将统治深入到社会基层？

至于说后者，朱棣实在猜不出建文皇帝更改官制的动机。改官制，终建文四年一直没有间断。很多官制的改变无关紧要，意义不大，或仅仅改变了名称。只有提高文臣品衔的改制稍稍有些意义——洪武年间，六部尚书低于五府官，祭酒反低于皇帝的养马官，状元所获官衔不如区区百户，这确实不怎么合理。但总的说来，“复官制”之举对朱棣而言还是利大于弊的，因为他可以用这个举动证明自己“恢复了祖制”。至于说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行动，那自然应该选择性遗忘——历史上明成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自己有利的或是没太大妨碍的，那便“恢复祖制”；但如果是他不喜欢的，那么“恢复祖制”这个口号就会立刻被抛到脑后去。

用“尽复建文朝废斥者官”以及“复官制”作为妆点门面的幌子后，朱棣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各项改革。可惜的是，朱棣的脸皮比明成祖稍稍薄了一点，因此仍然有那么一丁点“食言而肥”的负面情绪。

另一个令朱棣不愉快地地方在于：皇帝这份工作真地很累。

朱棣很难想象朱元璋地精力为什么能够那么充沛！他不设丞相。所有地奏折都是自己亲自处理。更可怕地是。那时候大臣们写奏折时都习惯先写一大段华丽地、歌功颂德地、与内容毫不相干地东东。皇帝晕头晕脑地读完几万字后才发现。实际内容只是最后面地几百字而已。朱元璋当皇帝时。为此打过很多大臣屁股。甚至将一名还算正直忠诚地大臣给打死了。才勉强将这股风气刹住。

与朱元璋相比。朱棣已经是想方设法地偷懒了。首先。他命令大臣撰写奏折必须誊出节略。于是。朱棣不必每篇奏折细读。只需要看看多不过数百字、少不过几十字地节略便大致知道秦折地主要内容。然后。他提拔侍读解缙、编修黄淮、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入值文渊阁。并预机务。这七个人组成地内阁目前是朱棣地顾问。相当于秘书长地职务。有了这些秘书长。朱棣地工作负担自然大为减轻。

即便如此。可中国那么大。大小事务那么多。又没有双休日放松心情。所以这段日子里朱棣总是觉得很累。

最后还有一个令朱棣不愉快地地方：皇帝这份职业实在很不利于心理健康。

皇帝称孤道寡并不是因为有趣。而是因为皇帝确实是一个孤家寡人。朱棣原本只有二十多岁。可是再加上明成祖四十多年地经验记忆。算起来已经有六十多年地人生经历了。臣子们奏事全都是循礼不悖。大局小局笼统一槛。一套一套满嘴都是慷慨陈词。但朱棣地人生经历既丰富又特殊。因此对臣子们地心思其实是心知肚明。这些臣子地真实想法很少会直接说起来。往往需要朱棣自己去猜测。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大臣们。主要是因为皇帝地权力太大了。一不高兴就可以廷杖大臣甚至将其处死。如此一来。即便是正直而又富有能力地大臣。也总是喜欢揣摩皇帝地意思。以尽量不触怒皇帝为第一要务。

想想，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面对朱棣时都小心翼翼的，好象朱棣是一头随时会兽性大发的老虎一样。这样的生活，一两天或许还会觉得挺新鲜有趣，可是天天如此就让半道出家的朱棣觉得很痛苦了。

不久后，朱棣终于找到了一种减轻这种痛苦的非常有效的办法，那便是瞅着机会偷偷溜出皇宫微服私访。

既然一本正经地当皇帝太累，那么抽出一点时间好好了解放松一下心情当然好——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劳逸结合也是很有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理由后，朱棣便心安理得地享受微服私访的乐趣了。

高升客栈里没人认识朱棣，所以朱棣也就舒舒服服地享受着普通人的乐趣。如果知道他是皇帝，谁敢在他面前大声嚷嚷呢？

原来，刚才周忱说到黄观时，朱棣谈性大发，聊了一些关于《移民纪要》的内容。得知黄观等人表面上是被发配海外，实际却是去建功立业时，周忱等人大赞当今圣上宅心仁厚。听到《移民纪要》的内容后，周忱等人尚在思索，周围的举子却被吸引了过来，并且纷纷参预了讨论。

很快，举子们便分为两派。正方大力抨击在海外建国的本质其实是侵略行为，而侵略行为不合泱泱大国气度；反方则极力赞扬开拓疆土的行为，又举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例子，认为历史上的名君必定重视武功。

朱棣刚刚认识的三位举子都加入了反方，可是周忱是从建文帝忠臣遗孤的角度考虑，认为那些人前往海外自建一国才是最好的归宿；而景秀则是认为既然吕宋岛上并无统一国家，大片土地无人统治，人遗我取合乎天理人情；至于钱成则更加干脆，大约因为是纯粹的武举人的缘故吧，钱成唯恐天下不乱，巴不得天天有仗打以便封侯拜相。

正方人数本来就居多，反方人数较少且不说，相互之间又有分歧，因此在辩论中渐渐落了下风。朱棣自然是毫不犹豫地加入反方。别看朱棣生理年龄已经四十三岁了，但由于保养得好，看起来却只有三十多岁的样子。由于科举并没有对年龄进行限制，别说四、五十岁并不稀罕，甚至连七、八十岁的人都有，所以朱棣在参加辩论的人群当中并不显得碍眼。

朱棣原本以为自己拥有超越众人的见识，知道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可以轻松赢得辩论的胜利。可是只辩了一会儿朱棣便沮丧地意识到：他根本没有取得完胜的可能。

朱棣辩论的条理很清晰：无主之地谁都可取；忠于建文皇帝的大臣留在帝国本土对谁都不好。

而正方却紧咬一点不放：泱泱大国应有泱泱大国的气度，此举有辱斯文。

正方不讲逻辑不谈利益，只是死抱着孔孟之道不放。对于这种读书读得已经犯傻的人，朱棣还真想不出说服对方的方法。唯一令朱棣庆幸的是，反方人数虽少，但就比例而言还不算很极端。这种情况或许是因为八股制举制度实施的时间不算太长，文人的思想还没彻底僵化的缘故吧。

在确定无法说服正方之后，朱棣下了一个决定：下次正式科考之前，一定要对科举进行改革。完全废除八股或许会造成剧烈反弹，但可以改变考试科目和顺序。比如说，第一天考策论，让举子们自由发挥议论国事；第二天考策问，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考士子，比如说水利、农桑什么的，是看看举子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天再考八股、经义等死记硬背的东西。如果前两场考卷中考生只是从古书上默写那么几段或是东扯西拉不知所云的，无论八股文写得多么好都淘汰！！！总之，不能再放任八股文荼毒国人了。

既然无法取得胜利，朱棣自然也就没兴趣继续这场辩论了。扯了个理由，朱棣和景秀、钱成、周忱打过招呼，然后施施然离开了客栈。

看看天色渐晚，朱棣体谅身后那两名侍卫已经精神高度紧张了，于是决定回皇宫。

其实皇宫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朱棣面前都战战兢兢。至少，皇后徐贞静（注1）对朱棣并非伴君如伴虎的态度。

皇后是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幼贞静，好读书，人称女诸生。明朝公办学校招收两大类学生，一类是凭借祖荫，另一类是凭自己能力考进去的，后者统称为诸生。由此可见，皇后还是颇有才学的。朱元璋听说此女贤淑的名声，便亲自向徐达提亲。1376年，徐氏被册封为燕王妃，第二年，十六岁的徐氏和十八岁的燕王正式成亲。成亲后，徐氏助夫治内，慈俭仁厚，上孝下恤，温良恭俭让竟是五德俱全，令燕王满意得不得了。

建文元年，建文皇帝在黄子澄、齐泰等人的影响下实施削藩。在靖难之役前夕，燕王曾向徐氏悄悄诉苦：如今想做一个富家翁也不可得。这位看起来贤淑贞静的徐妃却说：既然“人无伤虎心，虎有害人意”，那么行为处事但求问心无愧也就罢了。在此之前，僧道衍就一直在拾掇燕王造反，燕王早有反意。在听闻徐氏说出“但求问心无愧”这句话之后，燕王得到红颜知己的支持，于是真正下定决心发檄文“清君侧”。

靖难之役展开不久，燕王打败征燕大将军长兴侯耿炳文。建文皇帝在黄子澄的建议下换李景隆为主帅。李景隆是李文忠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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