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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我又为能参加这样的高级别会议而自得。我感觉到风浪来了，考验来了。我积极有加地参加过解放后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反封建，反把头，反会道门，三反五反，私营工商业改造……从反胡风我就有点没想到，吓了一跳之感。我知道我已经算不上积极分子了。我跟不上，从心眼里不喜欢这样的运动，只盼望着这样的运动早日结束。这次的反右更是既激动人心又肝胆震颤，怎么大鸣大放的结果变成了这样？我觉得不舒服，别扭，生硬。我叮嘱自己，可不敢大意，可得好好学习学习啦，同时一切要听领导的，想不通也少说话，又没有你的事。至少，有这样的特殊重要会议要参加，我可以免去许多天在东直门与酒仙桥的两头等上公共汽车之苦。

我感到愧悔的是，我主动向作协领导郭小川同志反映了冯雪峰老师与我的唯一的一次个别接触中谈及文艺问题的一些说法，他说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说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篇普普通通之作，却被吹了一个不亦乐乎。我还在大会上发了一次言，表示了批评丁玲冯雪峰之意，也表示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这不是一个光荣的记录，用现在的语言，人们会，人们可以，我自己也应该狠狠地责备自己。我应该忏悔。对不起冯雪峰老师，他在家里接待我，是对我的器重与照拂，我却从里头找出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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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起大落（3）

我从小受到的一个教育就是，什么事都要向党汇报，向党坦白，然后，怎么都有救。

应该说，开头，甚至此后，文艺界的领导对我印象比较不错。但我知道，工厂方面对我不会那么感兴趣，我的文艺活动太多了，常不在厂，不在团委办公室，完全一个特殊人物。团干部间也流传着一些说法。

车间里的几个工人文学青年，在一个周末请了萧也牧来厂与工厂的文学社团成员见面。厂党委的宣传部领导立即说，萧是受过批判的，对党是不满的，怎么能请这样的人来厂？我听了很尴尬，很不好受，我没法做出反应。因为受过批判一定对党不满，因为对党不满，应该予以批判，这样的严丝合缝的逻辑令我无言。

这里有一个小的因素，我不能说成败仅仅决定于细节，但我敢说非主要矛盾也能起意想不到的大作用。我的新婚住房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我的工作地点在酒仙桥，公共汽车走一趟谈何容易？上下班时间汽车站排队等车的场面人山人海，一个小时过去了，你仍然上不去车。我试过几次骑自行车上班，太累。东直门一带道路常翻浆，动辄修路。有时晚上厂里还有会，我是能躲就躲。瑞芳假期从太原回来，只呆那么几周或几天，遇有市区开文艺会，而且确有重要内容，我可以晚点离家早点归家，我很快乐，但是厂里的同志怎么样反映我就不知道了。

我其实仍然重视在工厂的经验。欣欣向荣的新兴厂区与福利区（现称生活区），一家一户的单元房子作为单身集体宿舍，用得不伦不类。大部分人还不习惯用抽水马桶坐便，许多青工蹲在马桶盖上大小便。动力、机修、冲压、表面处理、装配……车间的分工，车、铣、钳、镗、刨……的工种，我在冲压四间参加过劳动。广东青工用电炉子在集体宿舍做饭的方法，与苏联专家打交道的经验，青年监督岗与青年突击队的工作，都是迷人的。我曾经想过写一篇反映工人生活的新作，但是愿望与认识，以及创作的感动，更不要说创作的完成，这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如此，进入21世纪，我在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还是运用了不少在酒仙桥有线电厂工作的经验。

我生活在一个路口，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确实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头，某些事情将要发生了。

二十一、《冬雨》与《尹薇薇》（1）

也不能说这一段我完全丧失了文学的“灵感”。1956年秋末冬初，我发表了短篇小说《冬雨》，1957年初春，我写下了，《尹薇薇》。

《冬雨》取材于我的一次真实的经历。初冬，阴雨渐渐变成了霰粒，低气压，坏天气。我的小说的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今年的天气真见鬼”。公共汽车，拥挤的人群，不文明的推搡与碰撞，低郁的心情。近似“多么野蛮的生活呀……”的契诃夫式怨尤——当然没有出现同样的句子。这时有姐弟俩在车窗玻璃的雾气上画指画，画得很好，使粗鄙的乘客们出现了笑容，出现了一点美好的光辉。

这里有契诃夫，而且有泰戈尔：把儿童看作天使，把童真童心视为良药，追求一种纯净、快乐、如婴儿赤子式的返璞归真。也许事后回想，其中还有老子，“能如婴儿乎？”“如婴儿之未孩”。

我写得简练而且自然。是内心流淌出来的散文诗。只用了两千字。一口气写罢，全不费功夫。整好年底这一期《人民文学》编一期短短篇小说的专号，拿去两周，发出来了。估计是抽换了其他稿件的。

原团区委的领导刘力邦同志转来一封读者来信，十分地感动于此篇，并说到了才华呀契诃夫呀什么的。刘力邦还特别嘱咐我读了这样的信不要骄傲。

也有一些文友在称赞此篇的同时说：“怎么你的作品中出现了淡淡的哀愁？”

这恐怕也是真的，在我痴迷于文学与并非无视也并不对之特别糊涂的现实生活工作之间，有某种不和谐，不搭调，有某种分裂和平衡的难以保持。这时候，历练与身份，生活与人，简单的说就是王蒙这个53公斤重的小伙子已经压不住文学了，我有点拉不住自己的文学之车，文学这辆怪车神车正在向诗化，梦幻化，温情化，边缘化与自恋化等超现实化方向滚去。

批判我期间，W撇着嘴说到了此篇小说，用细细的声音说：“怎么两个小孩一画画全车厢就温暖了光明了，简直莫名其妙嘛，虚无缥缈嘛。”

没有办法，W是大学生，是主管团市委的宣传工作的，是爱读书包括读文艺书的人。

直到1980年，我首次赴美国，遇到了汉学家欧大伟（David　Arkush）博士，他除了给我看他当年在哈佛大学时写的硕士论文《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外，还从图书馆复印了《冬雨》的英语译文给我，该英语稿发表在1961年，是捷克的一家外国文学刊物发表的。斯时我在三乐庄从事副食生产。

至于《尹薇薇》，写于1957年早春，那几天我患了感冒。先是张弦，后来是一些报刊的编辑来看完。由于毛主席的干预，我从文坛顽童忽然几乎变成了宠儿。一位女编辑当面对我说，开始，我们读了你的作品（指《组》），我们以为你多么严肃和盛气凛人，一见面，才知道王蒙其实是挺乖的。”另一位女编辑看到我正在病中，二话不说先到胡同口买了一盒“羚翘解毒丸”来。

病中我读鲁迅。我忽然想起亲友中的一些女性，她们原来也是地下党员，盟员，学生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这几年，大多结婚生子，暮气沉沉，小毛病也暴露了不少。我乃写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去看望老同学尹薇薇，发现尹的生活毫无亮色，甚至把大学年代她专门研究的白居易的诗稿《香山集》也卖给收旧货的了。尹忙着摆弄孩子，满室的尿布。尹对保姆的态度也极恶劣。结尾是“我”不吃饭而告辞，尹薇薇送别时若有所动，向“我”说了一句：“风大了，竖起你的大衣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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