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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吴看不起我，这我心中有数。她认为我太天真幼稚，不了解上层的路线斗争：江青不光彩的历史啦，林彪的个人野心啦，周恩来的机会主义啦，等等，等等。他们关起门来谈论起这类话题总是一副津津乐道的样子。我想如果我附和进去，就不天真了。其实我岂能天真到看不出他们这些高干子女高谈阔论背后的动机么？这些人若唱什么解放全人类的高调，我半点都不信。当“文革”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时，他们马上就背叛革命，转而关心父母的官运。他们心目中哪里有人民的位置！他们想的就是如何保住特权。他们在乎中国的命运仅仅因为在这个国度里他们曾经是天之骄子。他们自私伪善，虽然如此他们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简直受不了这帮人！

不管怎么说，吴和我再不喜欢对方，至多也就是白眼相向罢了，我们还没到恶语相加的地步。在其它地方，革命群众用棍棒和砖头对付革命群众，有些甚至动用步枪和机关枪。最近一零一中就有一个学生在江西被人用机枪打死，他和另外一些人在卡车上中了伏击，死的时候才16岁。

他属于我们这一派，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时这派的许多红卫兵宣誓要去江西完成烈士未竟事业，我没吭声。真是可耻！不过我实在不想这样去送死。

哒——哒——哒——哒——哒——哒——哒——在漆黑一片中，我的胸膛突然被一串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周围的人在痛苦和混乱中尖叫。血流如注，像消防龙头喷出的水。我呼吸困难，强忍着不喊出声，但恐慌的人群把我踩在脚下，他们的皮靴揣开我的伤口，虽然我的心已停止跳动，我仍能感到剧痛。是谁杀了我？为什么要杀我？我永远也搞不清。

我是个懦夫吗？我将来会叛变吗？……在酷刑下会招供我的同志么？……谁是我的同志？谁又是我的敌人呢？……这些事一辈子都想不出个结果。风车一个劲地转呀转，堂吉珂德大战风车……像这种混沈状态我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几点钟了？唤，不！不能看钟。听也别听，滴咯声会越来越响，我最恨这响声了。

深深吸一口气，就像准备潜入海底一样。定定神，水克火，火克金……火在我的心中间烧，夜复一夜……红烛滴泪……还是换一个姿势试试，两只手臂都放在枕头下，有时这挺管用的。

夜又开始泛白了，几乎是透明的。奇怪。过去我老觉得夜昏黑而浑浊，现在才知这是误解。透过薄薄的蓝色窗纱，微光流入我的房间。我像在海洋的深处，暖流寒流，漩涡暗礁，我的思路随波飘荡，了无定向。记忆沉浮，珍珠闪亮，鲨鱼游过投下一片阴影。

我的房间过去多么温馨。冶人，现在却冷冷清清。虎子死了，似乎还能感到它卧在我被子上留下的那种温暖和分量。孩子们怎么能这么残忍？什么可爱的天使，祖国的花朵，这些小孩全是混帐王八蛋！我要能逮住他们，非把他们的牙打掉，把他们屁股踢歪。得用皮带狠抽他们，抽得他们求饶，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好泄泄我心头的无名火。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恨这帮小混蛋，也恨我自己，我简直是废物，连一只猫的性命都救不了！

二姨也走了，我也留不住她。不知此时此刻她是醒着呢还是睡着呢，她呆在她的老房子里，那是她曾经和丈夫儿女一起生活过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堆积着回忆。抽屉啦，衣橱啦，床底下，蚊帐边，像蛛网一样，粘住了瞌睡虫。在二姨的故事里，这些看不见的小虫飞到人的鼻子里，人们就睡着了……快睡吧！我的房间里也有蜘蛛网么？

我明天要去看看二姨，她见到我一定会高兴，她会跑上街买肉买菜，切呀切，炒呀炒，出锅的尽是我最爱吃的菜。“尝尝这个，尝尝那个，多吃点！”二姨脸笑开了花，眼角里却残留着许多寂寞。她不敢来探望我们，邻居兴许会打小报告，给我们造成麻烦。我应该多去看看她。

上次我去看她……我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我没敢跟谁说起，一种偷了人家东西的感觉，其实那只箱子里每件东西都是我们家的，母亲的钻石婚戒，一只金手镯，父亲的德国照相机，几本珍藏的旧书和古典音乐唱片，一只新的瑞士手表，林林总总。箱子放在二姨那里是最安全不过的。没人抄家会抄到一个在旧社会贫困不堪的老太婆身上，二姨深受居委会的信任。她答应帮我们保管这只箱子，问题是怎么把箱子弄到她家去呢？

父亲和母亲朝我看看，一言不发，我心领神会：只有我去最合适。我真不爱做这种事，不过我还是做了。在街上，在公共汽车里，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和那只箱子。人民群众的眼睛雪亮而犀利，他们在我身上扎出了一个个洞，我则活像一只纸老虎。外表上看，我武装到了牙齿，一个杀气腾腾的红卫兵；但在内心深处，我且疑且惧，惶惶不可终日。

我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地道。李叔叔的女儿就没这么多私心，她揭发她的父母，把什么都报告了她父亲单位的红卫兵，包括父母晚上说的话，他们藏东西的地方。

说她“大义灭亲”也罢，说她“落井下石”也罢，这一切都是她父亲多年来对她教育的结果。“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不能不相信党；不论发生什么事，对党一定要忠心耿耿；热爱毛主席要胜过爱你的亲生父母……”

李叔叔被“拉下马”之前是某学院的党委书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行家。我认为他的女儿背叛出卖了自己的家庭全是他的错，现在他和妻子对女儿恨得牙根痒痒的。他们应该以她为荣才对，我就很佩服她，这样的事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我承认我是个是伪君子。可是我宁愿做伪君子，也不愿做傻瓜。

毛主席和我的父母，我究竟更爱谁多一点？哈，这倒是个难题。老实说，我真觉得我爱毛主席胜于爱父母，要是毛主席、父亲、母亲和我坐在同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马上就要坠毁，而机上只有一顶降落个，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给毛主席，宁愿我和父母在烈焰中被炸得粉身碎骨。又比如我们在汪洋大海中航行，我们乘坐的船即将沉没，我会把唯一一件救生衣给毛主席穿上，我和父母当含笑葬身鲨鱼之腹。可这会儿，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中南海里安然无恙，我父母却危在旦夕，我当然得帮助他们啦。他们并没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实上，他们的麻烦大半是因为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力。文化大革命招来的。

直到去年父母还不见有什么宿敌，学生都喜欢他们，同事亦相安无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父母不与任何人争。遇到提级、分房和长工资等事，父亲的哲学是“激流勇退”，母亲虽则勉强，也只好听父亲的。因此，去年父亲的许多老战友被打成走资派，挨了斗之后，都说父亲棋高一着。

高？哼！“文革”开始时他们批判学院的领导这一着就高不到哪里去。他们这么做，顿时就给贴上造反派的标签，学院里有一半人与他们不共戴天。对这些人来说，将我们碎尸万段都不解恨。

为达目的，我父母的同事翻起了陈年老帐，还搬弄出许多新的是非。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到全国各地调查我的父母。至于他们当不当权，这无关宏旨，打不成走资派，至少可以戴顶“幕后黑手”的帽子，或是叛徒、外国特务、现行反革命等等，各种各样的帽子多着呢。

有一点值得庆幸，我父母没有历史问题。母亲在解放前是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父亲给派去了延安而不是回到北京去做地下工作。这实在帮了他的大忙——做地下工作难免会和党失去联系或被敌人逮捕，碰到这种情形，谁又说得清楚他有没有叛变，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只要有人对他的清白产生疑问，他的罪名就成立了。父亲许多老朋友的厄运就是这么来的。有些还给抓了起来，实行逼供信。

延安相比之下安全得多。很多人都认识父亲，他们可以证实父亲从未离开过解放区，也没有脱党，更没有被捕过。鸡蛋里怎么能挑出骨头来？且慢！若是采取逼供信，鸡蛋里什么东西挑不出来？子弹、匕首、机关枪、无线电台……你随便说好了。

延安又怎么样，安全在哪里？单是认识很多人这点就已经让父亲招架不住了。在延安时，叶剑英是他的上司，王光美是他的同事，又是他辅仁的同学，伍修权是他和母亲的结婚介绍人等等，这张名单可以开半天，即便父母在这些人当了大官儿之后再没与他们联系，专案组的人魔镜在手，定要找出他有历史问题的蛛丝马迹。

跟这些人说实话？专案组的有些人就会勃然大怒。他们拍桌子，跺地板，薄薄的门板挡不住从父亲房间传出来的声音。父亲态度和蔼忍让，审问他的人却声色俱厉：“我们警告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要是想包庇叛徒和走资派，你决没有好下场！小心你的狗头！”嘭！嘭！

要父亲诬陷老同志，他所受的压力莫可言状，泰山相形显其轻。父亲何去何从？他态度坚决。

“我得讲实话，”他对我说，“不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猜测，不负责任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会置人于死地的，也会毁了别人的家庭。我不能这么做，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知道坚持真理也许是要付出代价的，很惨重的代价，也许你也要受到牵连，瑞，你明白么？”

我明白，父亲，便是付代价，你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敬佩你的勇气和正直。但是别人也会像你一样讲真话么？你们学院的红卫兵对你的老战友施加压力时，他们会怎么办？只要他们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或者干脆编造点什么来迎合这些人以求自己过关，我们便完了。千钧一发，一把利斧此刻正高悬在我们头上，每一刻都可能落下来。我好怕这一刻，日日夜夜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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