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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致他的父亲最终落入法网。原来庆德大伯父亲所开的茶庄的对面住有一户军人，家中的主人是解放军的一位团长，这位团长有一位儿子，年纪与庆德大伯相仿。两位小孩常在一起玩，不仅投机也投缘。什么游戏都玩过后，最后就玩军棋。开始双方还互有胜负，但越往后面庆德大伯就赢的多输的少。孩子的天性就是争强好胜，输多了，团长的儿子就有点儿不高兴了，最终在一次输急的情况下，团长的儿子竟用一颗团长将庆德大伯的一颗师长给吃了。庆德大伯不服，双方吵了起来，团长的儿子强词夺理说团长的官大，他爸就是团长，庆德大伯一时忘记了他父亲的嘱咐，情急之下对团长竟不屑一顾，说你爸是团长有什么了不起，我爸还是师长哩，管着三个团长。团长的儿子听后，一时目瞪口呆。那个时候，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警惕性都非常高，团长的儿子回去后将庆德大伯的话向他的团长父亲一说，那位解放军团长不敢马虎，一查就将庆德大伯父亲潜伏的国民党少将师长的本来面目给戳穿了，最终少将师长被团长枪毙了。不能否定，在特殊情况下，团长确实比师长大！只是庆德大伯当时年纪太小，不懂。后来，小小年纪的庆德大伯就从四川成都遣送回原籍，即现在的江夏县马鞍山镇新屋边村，与他的瞎眼奶奶相依为命。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曾听父亲说起过庆德大伯，说他苦尽甘来了，因落实政策，他的亲生母亲在临死前在汉口利济北路一带给他留下了一片房产，让他去继承，就此他离开了新屋边。也不知母亲是出于什么想法，在八二年的时候，竟要我到利济北路去找一找庆德大伯，母亲的说法很简单，说只是去看看庆德大伯是否还是一个人过。后来我去过利济北路，也找到了母亲告诉我的红旗酱油厂，但却没有找到庆德大伯，即使到当地派出所查找，也没有发现曾庆德这个人。庆德大伯从此就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消失了，只是遇到家乡的老人说起以前的陈年往事，父亲和母亲才偶尔提起他，最后总是唏嘘不已，说他为他那当师长的父亲的死痛苦了一辈子。对于庆德大伯这一独特的经历我是深深地刻进了脑海，若在改革开放以前，我是断不会为他因争强好胜而导致的不幸结果而深表同情，这是时代使然，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却不能不为他因争强好胜而导致的不幸结果而深表同情，同样，这也是时代使然。为此，九二年的时候，经过部分加工，我以庆德大伯的经历为题材写了一篇说是小说也不像小说，说是杂文也算不上杂文的文章将它发表在《江夏报》的副刊上，题目叫做《团长师长孰大孰小》，为此，我还得了三十元的稿费。在用稿费请客时，同事们问我，那故事是真的吗？我笑一笑，不置可否。确实，没有切身经历，即使我说是真的，他们也不会相信，我情愿他们更多拿此当一个笑话……

酒席继续进行着，但是随着庆德大伯的到来，主角及相关议题已经完全变了。父亲和庆德大伯成了酒席上的主角。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这样旁若无人地与庆德大伯谈论着过去，他们的声音是那样大，表情是那样丰富，情感是那样专注。说到高兴处，眉飞色舞，说到动情处，感叹连声，说到悲戚处，唏嘘不已。确实，一个人压抑了一辈子的心里话，到他有一个发泄的时机和对象时，外人没办法控制，他自己更没办法控制。我也从没有见过父亲这样放开来喝酒，比如谈到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时，庆德大伯提议，为老人干杯，两位老人就会响亮地碰一下杯，喝下一大口酒。在谈到庆德大伯的父亲，也就是那位国民党少将师长时，父亲也举杯提议，为少将师长干杯，在碰杯以后，两位老人也会爽快地喝下一大口酒。即使父亲在向庆德大伯介绍我时，庆德大伯也提议为我这样一个以前爱流鼻涕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国家有用之人而要求父亲与他一道喝下一大口酒。当然，对于杨卫平、汤振业以及在座的其他各位向两位老人敬酒时，他们也从不打折扣，豪爽地喝下一大口，并且夸张地用手指在酒杯上比试一下，征询敬酒人的意见：“可以了吗？”

从庆德大伯的谈话中，我对他在人造小平原建好以后的经历有了一个笼统的认识。其实非常简单，七五年他到武汉继承了他的亲生母亲遗留给他的一套房产后，他就将它卖了，好在他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就不存在遗产的分割问题。母亲所说的红旗酱油厂，也确实是他父亲留下的，解放以前叫做宏盛酱菜厂，解放后就被收归国有了，并改名为后来的红旗酱油厂。可能母亲将庆德大伯所说的话理解错了，认为他到武汉利济北路继承的是红旗酱油厂。七七年以后，庆德大伯一个人到了成都，因为他父亲在成都娶的那个后母还健在，但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这二十年来，他就一个人与后母相依为命地生活在成都。怪不得他的话带有浓浓的四川口音，即使他努力地想将他的意思以我们江夏的本地话表达出来，其结果却显得非常别扭。“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我还真有点儿怀疑古人的这句诗。

庆德大伯告诉我们，他这次从成都回来是想给家里的几座祖坟上坟的，在外几十年了，得了却一个心愿，再说年纪也不小了，说不定那一天就不能动弹了，想了却心愿也没办法了。但他担心，这些年农村的变化太大了，围湖造田，开垦荒山，不知他家的祖坟还在不在？汤振业问他具体位置。庆德大伯说就在曹家墩上，以前就是一个乱坟岗，与鲁湖中间的螃蟹山隔湖相望。

汤振业想了一下，肯定地说，那片坟山还在。他说在就应该还在，他在马鞍山镇当了十多年的镇长，全镇的一草一木他都清楚，更不用说显眼的土墩了。“现在人们的传统意识比以前强多了，在那片坟山上植了许多的树。只是不知道你们家的坟头是否还在。”他补充说。

汤振业的回答虽然并不是十分地肯定，但庆德大伯听了还是非常高兴，他举起酒杯向汤振业敬酒：“谢谢你这父母官。”

父亲告诉庆德大伯，他这次也是准备回家祭祖的，明天可以一同回去。庆德大伯听了，更加高兴。

大家喝完酒已是十点多钟了。这天，父亲和庆德大伯两人喝得最多，两人搀扶着走出酒店的大门时，脚步都有点儿飘飘然了。

“今天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一天。”庆德大伯说。

“我也是。”父亲说。

这个晚上，父亲与庆德大伯住在一起。这是庆德大伯的要求，他说他与父亲有说不完的话。我和王平安住在镇政府的招待所里。杨卫平想邀我打麻将，但被我推辞了。这一整天马不停蹄的，我确实感觉有点儿累。我将明天下午准备到牛头山找小男一雄的母亲的事对他简明扼要地作了介绍。他告诉我，小男一雄的母亲他认识，*年那日本人到牛头山还是他陪同的。他说明天下午他陪我一道去。

晚上，我躺在床上好久睡不着。一天的经历走马灯似地不停地在脑子里涌现，过去和现在，我还确实不能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来。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明澈的夜空，一颗颗星星水洗过一样镶嵌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显得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明亮。城市里是难得见到这样的夜空的。

一

出了马鞍山镇，沿107国道往北，也就是朝武汉方向走，不到三公里路往左拐，就上了一条刚能容一辆车子行驶的乡级公路。前年我第一次到爷爷的坟上去时，这条路还只是一条典型的农村机耕路，那天下着满是寒气的春雨，路面坑坑洼洼，泥泞不堪。想不到时隔两年，这条路已变成水泥路了，路面虽然窄，但仍让人感觉到这几年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这条乡级公路上行驶不到两公里，就到了有着五十多年历史的株山茶场。这是全县十多家茶场中唯一的一家国营茶场。在十年以前，株山茶场不管是在规模还是在创收上，在全县十多家茶场中都是首屈一指的，由于职工福利待遇非常好，许多人通过各种方式以求在这儿谋上一份工作。但这几年由于经营方式过于保守，不适应残酷的市场竞争，茶场的经营状况竟每况愈下，甚至沦落到职工工资都没有保障的惨境。前年我从这儿经过时，巨大的推土机正将成片成片的茶树铲倒，听人讲，武汉市汉正街一个做生意发了财的人将整个茶场买下了，但不再种茶叶，而是种树苗。那天，在阴郁的天气下，茶场的许多老人站在路边，用一种茫然若失的眼神，怔怔地看着巨大的推土机将长满嫩芽的茶树推倒。他们此刻的心情可以理解：过去的日子虽然辛酸但毕竟踏实，以后的日子呢？谁的心里也没有底。现在在原来被铲平的茶园里，已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树苗，有紫荆、万年青、樟树和柏树等，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再过两年，将这些树苗挖起来运到武汉市，就可以卖上一个好价钱了。许多穿作鲜艳的姑娘在树丛间忙碌地给树苗修枝打药，看见我们的车子走过，有几个转过身来，秀气的脸上露出青春的笑容。

我没想到在茶场小卖部那儿买钱纸时会遇到我小学同学张平安和蔡冬香夫妻俩。他们在路边摆了一个茶叶摊，由于没甚生意，正围着一个小方桌，与一个开三轮摩托车的人“斗地主”。十来年没见，我感觉他们夫妻俩比实际年龄老多了，脸上皮肤松驰，呈营养不良的菜色，细密的皱纹象刀刻一样，纵横交错的皱折里盛满了生活的艰辛。但不能否认，他们认出我时那灿烂的笑容是出自内心的，并且荡漾着抑制不住的惊喜。张平安告诉我，茶场倒闭后，百分之八十的茶园种了树苗，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则零散分给了场里原来的职工，他们家分了五分地，仍种茶叶。“看，这就是我种的茶叶。”他指着面前长条桌上摆放的十几包茶叶，对我说。茶叶是半斤一包的，用绿色的包装袋装着，上面印着江夏名茶的字样，还有场址以及电话号码。“带几斤回去，尝尝鲜，是明前茶。”蔡冬香说着麻利地将几包茶叶放进一个更大的塑料袋。张平安却突然变脸将她制止住了：“回家去将铁皮桶里的散茶叶装两斤来。”不到两分钟，蔡冬桂将茶叶拿来了，她一脸的歉疚，说：“刚才光顾了高兴，差点儿忘了。”我一脸迷茫，不明就里。张平安告诉我：“桌上的茶叶虽然看着光鲜，但是都是打过农药的，现在拿来的茶叶看起来叶质要差一点，但没有打过农药，是我亲手制的，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我可不能害老同学。”我拗不过张平安的好意，只得将茶叶收下了。我试着给钱他，他却将我的手给挡了回去，连声说我不够意思，小瞧他了。那表情真恨不能立时打我两巴掌。

对茶叶好坏的判断，我不是十分在行，只听说明前茶在全年所产的茶叶中可以算得上*。所谓明前茶，是指清明节前摘下新鲜的茶叶，用手工制成。要知道，清明节前那茶树才刚刚长出几片嫩叶，而要将这少之又少的嫩叶制成茶叶，那就有如在成千上百吨砂子里面淘出几克黄金一样，十分珍贵。严格来讲，一年四季都有茶叶出产，春天有清明茶，夏天有夏茶，秋天有秋茶，冬天有冬片，不同的季节所产出的茶叶在味道和汤色上都有较大的差异。喝茶高手只要端起茶杯看一看嗅一嗅，就能准确地判断出茶叶的产地，及制作工艺。我是门外汉，对这些一窍不通。但是对于茶叶打农药我虽然没有听说过，但肯定知道打农药的危害。以前经常听说过有人吃了打了农药的蔬菜最后给送到医院治疗的事情。毋庸置疑，喝了打了农药的茶叶与吃了打了农药的蔬菜，应该是一样的后果。所以，故意卖这种打了农药的茶叶，在道德上确实令人不齿，但是，现在大多数人却更喜欢表面的东西，卖菜卖茶的人也只能投其所好。

说话的当儿，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背着书包从旁边走过，张平安喊道：“儿子，过来。”小男孩瞌睡好象还未睡醒，懵懵懂懂的，张平安要他喊我伯伯。我不知道这伯伯是从何而来，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好象比我大，我懒得解释，故意装糊涂。小男孩长得象他妈，大脸盘，浓眉毛，一双眼睛透出十万分的精明。由于不认识，他有点儿勉强地喊了我一声伯伯，然后说了声再见就走了。张平安连连陪小心，说小孩不懂事，不知道说话。他说这是小男孩是他的儿子，读小学三年级，为了生这个宝贝，他甘愿罚了三万元。看到我不解的表情，他就向我解释，前面他生了三个丫头，这宝贝儿子是老四。这时蔡冬香插话，说农村里不比城里，儿子丫头就是不一样，农村里没有儿子，老了就没有着落，虽然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养儿防老这一习惯在农村里仍起作用。她说话时，尽量在掩饰自己的尴尬，确实，像我们这样大年纪的人，说起生了四个小孩，就有点儿做小偷似的心虚。张平安却没理会他老婆的表情，自豪地对我说：“这小子读书还可以。哈，我们是破窑烧好瓦，下辈子就指望他了。”

上车以前，趁他们不注意，我将三百块钱偷偷压在桌子上的茶叶下。虽然生活在县城里，但农村生活的艰辛我还是略知一二，三百块钱足够他那宝贝儿子半年的零花钱。当然，车子开出十来米后，我没忘告诉他们我将钱压在茶叶下面。从倒车镜里我看见张平安愣了一下，从茶叶底下找到那钱，就朝车子追了过来。我一踩油门，车子风驰电掣地朝前开去。他怎追得上呢？我这在艰辛中却找到自身幸福的老同学！

二

爷爷的坟与庆德大伯家的祖坟虽然都在鲁湖边上，但从所处的位置看，不明就里的人都能看出两者的巨大差异。爷爷的坟在湖边的坡岸上，离水边也就不到一百米的距离，坡面很缓，让人担心在大水天，会不会被上涨的湖水所淹没。爷爷的坟周围全是零乱的、几乎看不出坟包的坟头，大多数没有立碑，少有的几座虽然立了碑，但都是非常简单地用平常的水砂石刻的，碑面不大，因年代久远，字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看不清死者是谁，也看不清孝男孝女是谁。几乎所有的坟包都没有人整理，坟包上以及坟包与坟包的间隙里长满了齐膝高的杂草和荆棘。前年我到这儿来上坟，听一位放牛的老人讲，这周围的坟大多数是无主的，亦即不知死者的真实身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些是解放前被土匪周小山杀死的外乡人，有些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抗日志士，也有些是解放后象爷爷一样被政府*的地富反坏右，更多是淹死在鲁湖里的无主尸体。前年我到这儿来时，若不是父亲事先告诉我爷爷的坟头有棵长得奇形怪状的檀树，我还真没办法判断出眼前这座坟茔埋葬着自己的爷爷。在我的记忆里，自我懂事起，就听奶奶和父亲讲起这棵檀树。一九五零年爷爷被政府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鲁湖边枪毙后，晚上，奶奶、父亲还有几个好心的村里人将爷爷的尸体草草裹在一张芦苇席里，就近埋在现在这个乱葬岗上。我们江夏一带有个风俗，长辈去世后，孝子孝孙执哭丧棒在坟前跪拜完后，顺手将哭丧棒插在坟前，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哭丧棒越多，说明孝子孝孙越多。哭丧棒是非常讲究的，大多数是用青竹杆做成，半米长，通体缠上白纸条，讲究一点的则缠上白绸子。那时奶奶和父亲哪敢讲究，用柴刀在路边的林子里砍了一截檀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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