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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美国成了欧洲的债主，欧洲协约国共欠美国政府70多亿美元，同时欠美国银行将近35亿美元。威尔逊过分自信地认为，只要美国施加财政压力就可以为所欲为。正如他的法律顾问大卫·亨特·米勒所说：“欧洲在财政上已经破产，政府在道德上也已经破产。只要美国因为它追求正义、公正及和平的意愿遭到反对而提出撤退，甚至只是暗示，都足以让欧洲各国政府毫无例外地垮台，并在除一国之外的其他各国引发革命。”

在乔治·华盛顿号上的那次会议上，威尔逊还简单地讲了美国与战后中欧涌现出的新国家之间面临的困难，如波兰、捷克和南斯拉夫等等。他们可以建立任何形式的政府，但只能包括那些自愿加入其中的地区。有位与会人员这样写道：“标准不是谁是知识、社会或经济领袖，而是谁是人民大众，他们必须拥有自由——那才是他们想要的政府。”

伍德罗·威尔逊欧洲之行（4）

在威尔逊带入欧洲的所有观点中，自决权始终是最具争议、最含糊其辞的一个。和会期间，在维也纳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多次致电巴黎和华盛顿要求解释这个名词，但一直没有回音。的确，想弄清威尔逊的真实含义实属不易。诸如“自治政府”、“屈服于权威的人民在自己政府的发言权”、“小国的权力和自由”以及“为每一个像美国一样爱好和平，渴望主宰自己命运，建立自己的机构的国家建立一个安定的世界”之类的新名词不时从白宫涌出。这些口号令全世界人民大受鼓舞，但有什么意义呢？威尔逊真的只是想推广民主的自治政府吗？他真的认为希望独立的任何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吗？在他起草但未被采用的一份说服美国人民支持和平方案的声明中，他说：“我们说，所有人都有权在自己选择建立的政府统治下自主生活，这是美国的原则。”但是他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试图摆脱英国统治的斗争毫不同情。和会期间，他坚持爱尔兰问题是英国的内政。他对法律顾问说，当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代表团请求他的支持时，他真想让他们下地狱。他认为爱尔兰人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他们可以通过民主方式解决问题。

对威尔逊自决权这一概念研究越多，问题就越多。兰辛曾自问道：“总统在讲‘自决权’时，他头脑里是什么单位呢？他是指一个种族、一个领土区域，还是一个社区？”兰辛认为威尔逊想出这个词组实在是个灾难，“它将挑起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希望，可能还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丧命，最终没有人会相信它，并会称之为理想主义者的美梦，当他们意识到它的危险并想阻止它付诸实践时已经太晚了。”正如兰辛所问，什么是民族？它是共同的公民身份如美国，还是共同的道德文化标准如爱尔兰？难道它必须自治吗？如果是，它应该享有多大的自治权呢？一个民族，无论怎么定义，可以在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家愉快地生存吗？有时，威尔逊似乎是这样认为的，毕竟他来自一个包容诸多不同民族，并曾为统一而浴血奋战的国家。

起初，他不想分解诸如奥匈帝国和俄国之类的帝国。1918年2月，他对国会说，我们应该在“不引入破坏欧洲乃至世界和平的不和谐及对抗性的旧因素”的前提下实现“定义恰当的”民族主义理想。

这又引出其他一系列问题。什么是“定义恰当的”民族主义？波兰（这个很明显）？但是乌克兰呢？或斯洛伐克？其分支又怎么办？比如说乌克兰天主教徒或波兰新教徒？由于中欧宗教及语言文化繁多复杂，很难将民族划分清楚。大约有一半中欧人民可以分属不同的少数民族。当不同民族的分界线如此模糊时，如何在不同国家间分配人口呢？一个办法是让专家解决，让他们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收集数据并咨询当地居民。另一个更民主的办法是在国际机构的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威尔逊自己似乎并不认为自决意味着公民投票，但1918年时，好多人都这么认为。谁将投票呢？只有男人还是包括女人？只有现住居民还是所有在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出生的人（法国人坚决抵制在其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举行公民投票的提议，理由是德国赶走了这两省的法国人，迁入德国人）？而且当地人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国家怎么办？1920年，一位调查人在俄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以及乌克兰人混杂的白俄罗斯边疆地区询问一位农民是谁时，他回答说：“我是这一带的天主教徒。”克恩顿的美国专家问，当有人“不想加入其血脉相连的同胞的国家，或对所有国家问题完全漠不关心”时，你会怎么办？

1919年末，威尔逊对国会说：“当我说‘所有国家都有自决权’时，头脑中并没有如今很热门的民族概念。”　因此，他对18世纪末以来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运动的扩散没有责任。但是，正如意大利外交部长西德尼·桑理诺所说：“毫无疑问，这场战争使民族感过度兴奋……也许是美国直截了当的原则助长了它。”

会上，威尔逊主要和专家们讨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如何找到解决国际关系的新策略。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在他1918年1月提出的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及接下来的演讲中，他已经大致勾勒了他的想法。在1918年2月发表的题为“四条原则”的演讲中，他对国会说，均衡力量已不再是维持和平的方式。这种导致欧洲各国互相算计、草率承诺、结盟并最终陷入战争泥潭的秘密外交将不会重演。和平方案不得留下任何可能引发未来战争的隐患。战胜国不得向战败国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不得索要巨额罚金——赔款。1870年普鲁士打败法国时就犯了这个错误。巨额赔款及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使法国无法原谅德国。战争必定越来越艰难，因此必须控制武装甚至要普遍解除武装，而且船只可以在世界海域自由航行（英国人很清楚，这意味着他们通过封锁敌国港口、截获其船只以遏制其经济的传统战术完全失效。他们曾借此打败了拿破仑，所以他们认为它也加速了盟军对德的胜利）。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必须降低，以便使世界各国更加相互依赖。

威尔逊设想的核心是一个能提供集体安全保障的国家联盟。这种保障在统治管理得当的社会是由政府、法律、法庭及警察提供的。一位专家在总统讲话时草草写道：“旧的权力体系，权力平衡，都很难实践”。国联必须有能解决纠纷的委员会，“如果不成功，国联将宣布挑衅国非法——‘目前非法者吃不开’”。

伍德罗·威尔逊欧洲之行（5）

威尔逊是自由党人，信仰基督教。他认为，均衡国家之间的力量或通过国联平衡各国，不是维持和平的最好方式，国家的强大不能保证其免遭进攻，集体安全才是有效途径。为了回应俄国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备选方案，威尔逊提出革命可以带来没有冲突的新世界。他坚信独立和民主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也是正义的力量。如果各国政府是由人民选举的，他们就不会也不可能发生战争。1917年，他对参议院说：“这就是美国的原则，是我们坚持的惟一原则，也是所有思想进步人士、所有现代国家以及一切文明社会的原则和政策，更是全人类的原则，因此一定会胜利。”他认为他的话代表了全人类的心声。美国人总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他们的政府和社会是其他国家的楷模。毕竟，美国的开国元勋想摆脱旧世界，美国革命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美国民主、美国宪法甚至美国人的行为方式都是他人应当效仿的。正如一个在巴黎的美国青年所说：“完成此行任务之前，我们将教会他们如何快速高效地办事。”

美国人对欧洲怀有复杂的感情，他们敬仰欧洲历史上的辉煌成果，但坚信如果没有美国，协约国早已不复存在，同时也怀疑，美国人一不小心，狡猾的欧洲人就会再次奴役他们。在为和会作准备时，美国人就怀疑英法已经布置了陷阱。也许，提出让给美国一个非洲殖民地，或让它保护亚美尼亚和巴勒斯坦会让美国人落入圈套，然后一切悔之晚矣。那时，欧洲人洋洋自得，而美国人就遭殃了。

美国的例外论通常有两面：一方面想让世界依法办事，一方面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时，又会轻蔑地置之不理。威尔逊对同船的乘客说，和平方案必须建立在新原则的基础上：“如果处理不当，世界将变成地狱。”那时候，他半开玩笑地说，他要找个地方，“很可能是关岛，把头埋起来”。　这种例外论的信念有时让美国人愚钝，使他们爱对其他国家指手划脚却不善于聆听，总以为自己的动机最纯。劳合·乔治评价说，威尔逊是典型的美国人，他就像一个传教士，去和会拯救欧洲异教徒，“布道”中充满直白的话语。

要嘲笑威尔逊很容易，很多人都笑话他。忘记他提出的原则在1919年时有多么重要是很容易的；忘记全世界有那么多人相信他那个建立更美好的世界的梦想也很容易。毕竟，大战遗留的废墟中有着他们痛苦的回忆。而威尔逊始终满怀希望地认为，人类社会在不断改善（虽然没有证据），而且世界各国总有一天会和谐共处。1919年，幻想破灭之前，全世界都迫不及待地想听他的看法。他的话不但打动了自由党人和和平主义者，也在欧洲政治、外交领域的精英中引起共鸣，虽然后来误传这些精英并不赞同威尔逊的观点。英国战时内阁部长及和会秘书长莫里斯·汉克爵士总在装重要文件的盒子里带一份十四点原则并称之为“道德基础”；写有威尔逊大名的广场、街道、火车站和公园遍布欧洲，墙报呼吁：“我们要威尔逊式的和平。”在意大利，士兵们拜倒在他的画像前；在法国，左翼报纸发专刊报道法国左翼领袖人物争相称赞威尔逊的文章。沙漠里的阿拉伯叛军、华沙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希腊群岛的起义军、北京的学生以及试图摆脱日本控制的朝鲜人都把十四点原则当作他们的救星。这让威尔逊既兴奋又恐惧。他对在乔治·华盛顿号上的宣传部长乔治·格里尔说：“我在想你是不是在无意中给我织了一张无法逃脱的网。”全世界都把希望寄托于美国，但他们都清楚这么严重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我似乎看到了辜负众望的悲剧，但我衷心希望我的感觉错了。”

乔治·华盛顿号于1918年12月13日抵达法国布列斯特港口。大战刚刚结束一个月，总统伫立在舰桥上，他搭乘的船缓缓驶过一排英、法、美三国海军战舰。几天来，阳光第一次这么明媚，街道两旁布满桂枝、花环和旗帜，墙上贴满海报欢迎威尔逊。右翼欢迎他是因为威尔逊把他们从德国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左翼则是因为威尔逊许诺的新世界。街道上、屋顶上、树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甚至连路灯杆也被占上了。人们身着华丽的布列塔尼传统礼服，空气中弥漫着布列塔尼风笛嘹亮的乐声以及群众狂热的呼喊：“美国万岁，威尔逊万岁！”法国外交部长欢迎道：“非常感谢你的到来，感谢你带给我们真正的和平。”威尔逊的答复则没作任何表态。美国代表团乘当晚的火车前往巴黎，凌晨3点，威尔逊的医生无意中向车厢外望去，“我看到许多成年男女，还有小孩光着脑袋站在窗外欢迎这趟专列。”

威尔逊在巴黎受到了更加热烈的接待，欢迎的人群规模更大。一位居住在巴黎的美国人说：“这是我所听说过的，当然更是我所见过的，巴黎市民最富激情的一次游行。”他乘坐的列车驶入精心装饰的卢森堡站，站内彩旗飘飘，鲜花遍布。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及其政府官员，还有其宿敌雷蒙德·庞加莱总统，都在车站恭候威尔逊一行驾到。当礼炮在巴黎齐鸣宣布威尔逊的到来时，人群开始挤守护道路的士兵，威尔逊总统夫妇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前往住处，沿途狂热的欢呼声不绝于耳。当晚，家庭晚餐时，他说他对如此礼遇非常满意，“我仔细观察了群众的态度，很高兴他们都非常友好。”

最初印象（1）

抵达巴黎的当天下午，威尔逊会见了最信赖的顾问陆军上校爱德华·豪斯，他看起来不像富裕的得克萨斯人，矮小、面色苍白、谦逊、身体脆弱。因为怕冷，坐着的时候他总是用毯子盖着膝盖。和会刚开始，他就因流感病倒了，并几乎丧命。有评论家说，他说话轻柔，纤细小巧的手不停地摆弄着什么东西。他的话听上去总是很镇静、理智并且令人愉快。看到他，人们总会想起过去一个伟大的法国主教，好像叫马萨林。

上校只是豪斯的一个荣誉头衔，其实他并不是上校。他虽然从未参加过战斗，但对冲突却很了解。在他童年时代的得克萨斯，人们一旦受到侮辱就会掏枪解决问题。在这种环境下，3岁时他就会骑马和射击了。他的一个弟弟在一次枪战游戏中被射掉了半边脸，另一个从吊杠上摔落而死。豪斯也曾出过一次事故，从绳子上掉下来，头部受伤，一直未能完全恢复。因为在身体上没有任何优势，他就学着从心理上战胜别人。他曾对一个传记作家说：“我过去喜欢挑拨伙伴们的关系，看他们怎么办，然后再使他们重归于好。”

最终他成为了解析他人的大师。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他可爱而友好，连一个仇敌的儿子都说：“即使他正在割你的喉咙，你也会觉得他很亲近。”豪斯酷爱权力和政治，尤其喜欢在幕后操纵。在巴黎，贝克半褒半贬地称他为“诸多重大事件必须通过的小孔”。他几乎不接受采访，也从未在官方任职。当然这使他成为关注的焦点。他常说他只想作个有用的人。然而，在日记中，他却仔细地记下准备见他的权贵，并且忠实地记录所有溢美之词，不管多么虚假。

和多数同种族的南方人一样，他是个民主党人，但比较激进。当威尔逊初入政坛时，豪斯在得州政界已经是个人物了，他认为威尔逊是可以共事之人。1911年他们初次见面时，威尔逊正在准备总统竞选。多年以后，他们的友谊彻底破裂时，豪斯回忆说：“从初次相会，我们就很亲密了，思想非常一致。”他给威尔逊无尽的关爱和忠诚，而威尔逊给他权力。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威尔逊更加依赖豪斯了。他在1915年写道：“你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可以和我讨论一切的人，我可以对某些人这么说，对另一些人那么说，但是对你，我总是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可他的第二任夫人总是以尖锐、妒忌的目光小心地监视着豪斯。

战争爆发后，威尔逊派豪斯前往欧洲各国的首都，希望能阻止战争，但无果而终。战争结束后，他又立即派豪斯去巴黎协商停战条款。威尔逊告诉他：“我没有给你任何指示，因为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豪斯完全同意威尔逊的新外交政策是世界最好的希望。他认为国联是个很好的创意，并相信他能比威尔逊更好地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威尔逊太过于理想化、教条化，而豪斯却巧于安排，善于审时度势，察言观色，灵活调整战略重点，化解差异，然后解决问题。其实，他并不希望威尔逊参加和会。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这位忠诚的上校在日记中有条不紊地记下了威尔逊所犯的错误：发脾气，前后矛盾，谈判不讲求策略和只能想一件事的头脑。

克雷孟梭很喜欢豪斯，因为他不但幽默，而且似乎很了解法国在关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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