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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要对中国发动战争。1894年12月，当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已占上风时，福泽谕吉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强令割让台湾的理由》，提出日本接受中国投降的条件是同意“朝鲜独立”、赔款、割让土地。关于割让土地，福泽说，有人也许认为日本一打胜了马上就让中国割让土地，似乎是“非君子所为”，所以在割地这个问题上可能有所犹豫。对此福泽认为，“这毕竟是忘掉了军国大事的迂腐之论”，“以我所见，分割〔中国的〕土地不但有理由，而且在国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因为中国东北的土地从地理上说是对朝鲜的一种掩护，而分割台湾也是为了日本南部冲绳县的安全。所以首先必须割让台湾。他接着在《眼中无清国》（1894年12月）一文中又称，让清朝割地赔款，不要怕它来日报复，因为它腐败透顶，完全不足畏惧；现在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一到，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并认为这是“今后的大势所趋”。

怀着对中国的领土及财富的贪婪的欲望，本着这种“打仗是好事”的想法，福泽谕吉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动势，一直在寻找与中国“打仗”的机会。当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赴朝平定朝鲜###时，福泽谕吉认为时机到来了。作为一个民间人士，福泽谕吉一直以强硬的霸道的态度，煽动舆论，怂恿日本政府把朝鲜国内的###与中国的干预作为一个良机，趁机把朝鲜从中国的藩属中拉出，并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声称如果中国干预朝鲜事务，即与中国开战。他在《日支韩三国的关系》（1882年）一文中说：

如果虚妄自大的满清不知自己的空虚而以强大自居，以此次事变为借口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如果它说什么朝鲜国是我属国，朝鲜政府是北京政府的别府，属国别府发生的事本国本府加以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朝鲜亦敢甘于从属地位，支朝串通一气敌视我日本……如果###傲慢无理，使我日本人在世界上丧失体面，那我日本就应该勇敢应对，开启战端，将东洋的老大朽木一举摧毁。（《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304～305页）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福泽谕吉密切地关注着中国和朝鲜的动向，并不断写文章煽风点火。当时的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合法要求，以两国既定的关系为依据，派兵前往朝鲜帮助平定国内叛乱，日本却蓄意趁火打劫，也派兵侵入朝鲜，遭到中朝两国的抵制。消息传来，福泽谕吉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说什么：“在今次的朝鲜事件中，我日本国的名誉、权力、利益蒙受了大侮辱、大损害。其主谋是###人，其教唆者是###人，其实际行动者，又是###人……###人的罪行不遑枚举。”他还宣扬中国兵虐杀日本妇女儿童，肆意煽动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士兵罪责难逃》，1884年12月）；还说什么在这次事件中，“日本是被害者，###和朝鲜是加害者”，日本应当向这两个国家兴师问罪，尤其是对中国，光让他“谢罪”远远不够，“事已至此，必须抛弃以口舌论是非，而必须断然诉诸兵力，尽快了结局面，虽然这对两国人民都是一个不幸，但国耻难消，此事必须断然实行。”接着，福泽在《一旦开战，胜券在握》一文中还提出了更狂妄的作战计划：

我国一旦向###朝鲜两国兴师问罪，朝鲜固不足论，我们的对手就是###，首先应派一支军队赴朝鲜京城与###兵鏖战，让朝鲜政府答应我正当的要求；同时，我军从陆海大举进入###，直捣北京城，皇帝若退到热河，那就跟着进攻热河。这样一来，无论怎样刚愎自用的###人也不得不答应我正当要求，低头谢罪。（《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59～160页）

他认为，日本直捣北京的行动是有胜利把握的。原因是，“###军队腐败，八旗、绿旗、勇兵、蒙古兵，合在一起号称百万，其实能够使用西式武器的不过五六万人。又号称军舰百余艘，有相当于我海军四倍的兵力，其实不过是纸糊的炮铳船舰，实在不过是太平的虚饰物。就是说，船舰炮铳是铁制的，而使用它的人不过是木偶一般。”在1894年9月发表的题为《###庞大，但不足惧》一文中，福泽认为日本有些人担心要使中国那样的大国屈服并非那么容易，他表示反对这种看法。他说：“以我的看法，以上的说法只是皮相之见。###虽号称大国，但其政治组织已从根本上腐败，国民的团结不巩固，表面上属于大清帝国皇帝治下的大部分版图，其实是半独立状态，政治法律因地而异，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从一般的地理书上看，那个国家地广人多，但由此判断他们拥有几倍于日本的兵源，那就大错特错了。###军队号称百万，实不足信。###人的毛病是喜欢虚张声势，不过是出动一两万的兵力就声称几十万，古来笔法即如此。”他还分析了中国兵训练不足，不过是由乞丐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因而，“大国之大，在彼不足赖，在我不足惧，总之，我希望对###加以损害，要迅速、要广泛、要大”。

日本近代化的设计师福泽（4）

福泽谕吉还分析了日本所具有的优势，强调日本具有精兵强将，一定可以打胜。“如###的战争若不能取胜，我日本人自今后不但永远受###凌辱，也会被世界各国所轻侮欺凌，最终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如果打胜的话，则我日本的国威不仅可以炫耀于东方，也会令远方的欧美各国所敬畏。取消制外法权不必说，作为万事〔与西洋〕平等的文明富强国，会永远被东方奉为盟主。”他还鼓动说：“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直接进军北京决一死战；我们的财产也不足爱，愿全部充作军费。举日本全国之力即可达到目的。此次朝鲜事变若果真引发日支两国的战争，则我辈可以断言：日本必然胜利。”（《战争一旦发动就应有必胜之信念》，1884年12月）。他在《御亲征准备如何？》（1885年1月）一文中进一步煽动对中国开战，认为“比起谈判的准备来，更应该做开战的准备”。他鼓动天皇亲自率兵征讨中国，即所谓“御亲征”，强调“我辈所希望的就是准备御亲征，仅此而已”，并在这句话旁边加上了着重号，以示恳切郑重之至。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夕，福泽谕吉写了一系列文章，更起劲儿地鼓吹立刻对中国开战。7月，他在题为《应该直接对###朝鲜两国开战》一文中，称李鸿章给朝鲜政府的电文所说的“内修德政，勿负皇恩，倭寇放肆，敢恃狡毒，第视天兵一举，无异以石压卵也”这些话，“是对日本无礼万千的语言”，并指出由此可见是中国“挑拨朝鲜政府拒绝我要求的事实确凿无疑”，因而提出“一刻也不要犹豫，要与###为敌人，断然开战”，而且在向中国开战的同时，也不要放过朝鲜，因为朝鲜与中国是“同一个洞里的狐狸”。他说朝鲜是小国弱国，攻打它别人看来好像有点可怜，但“为了打破它多年来脑海深处崇拜###的迷梦，必须付诸弹丸火药”。1894年11月下旬，日军攻入旅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美国的《世界日报》（WORLD）、《时报周刊》等媒体报道日军从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后，四五天中屠杀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儿童六万人，称日本人为“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怪兽”，而一贯标榜“文明”的福泽谕吉却为日军屠杀辩护，称中国军人伪装成市民，杀死他们理所应当，说中国人没有信义，“不能把他们当普通的人看待”（参见石河干明《福泽谕吉传》第3卷第756页，岩波书店1932年版）。

三、“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图6福泽谕吉手书条幅除了这样赤裸裸地鼓吹与煽动战争、为侵略战争及屠杀行为辩护外，福泽谕吉更以一个学者文人特有的方式，打着“文明”的幌子，为对华战争寻找理论根据，这集中体现为“文明战胜野蛮”的“文明进化论”。他把西方列强依靠武力向世界扩张作为“文明”的楷模，认为那就是“文明开化”，日本应该、并且已经这样“文明开化”了。他早在《文明论概略》（1875）等一系列著作中，就认为日本的文明已经高于###（中国），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正在或已经“脱亚入欧”，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开化”的国家，而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则尚在“未开化”之列，不属于文明国家。在这种前提下，日本对朝鲜和中国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被他归为促使中国和朝鲜“文明开化”，为了这个名义，纵使侵略，也是正义的行为。信奉“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福泽谕吉，就这样振振有词地把最丑恶可耻的侵略主张与行径包装起来，加以美化。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写了一篇题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的文章，其中说道：

在朝鲜海丰岛附近，日清两国之间展开海战，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听到这一消息真是欣喜若狂。由于我军的开战而博得了胜利的大荣誉确实可喜可贺。我军的勇武再加上文明精锐的武器，打他的腐败国的腐败军队，胜败的结果本是明明白白的。恰似挥日本刀斩草无异，所向披靡，无可阻挡，原不足为怪，与预想的完全相同。最可喜的是日本军人果真勇武，文明的利器果真好用，绝非出于侥幸。日清战争就这样在世界面前展开，文明世界的公众到底如何看待？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努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绝不是两国之争。本来日本国人对###人并无私怨，没有敌意，而欲作为世界上一国民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普通的交往。但是，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竟敢无法无天，对我表示反抗之意，所以不得已才发生了此战。也就是说，在日本的眼中，没有###人也没有###国，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凡是妨碍和反对这一目的的都要打倒。所以这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可以看作一种宗教〔信仰〕之争……几千清兵无论如何都是无辜的人民，杀了他们是有点可怜，但他们不幸生在清国那样的腐败政府之下，对其悲惨命运也应有所觉悟。倘若###人鉴于此次失败，领悟到文明的力量多么可畏，从而将四百余州的腐云败雾荡涤一空，而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付出一些代价也值，而且应当向文明的引导者日本国三叩九拜，感谢其恩。我希望###人早早觉悟，痛改前非。（《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第491～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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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化的设计师福泽（5）

在福泽谕吉的逻辑中，他的所谓“文明”——实为弱肉强食的法则——具有绝对的价值，“文明”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日本是“文明”的代表，不服从日本就是不服从“文明”，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而“文明”的战争是绝对正确的和必要的。他在不久之后写的一篇题为《直冲北京可也》（1894年8月）一文中再次重弹“文明”老调：

盖此次开战，是日本促朝鲜朝文明的方向改革，并让它自身真正自立。但那###人却反对文明的主义，试图施以种种的妨害，终于以兵力表示对我的抗拒。与其由他们首开战端，不如我们断然宣战。###人千百年来在周公孔子的梦中沉睡不醒，自尊自大，蔑视他人，以堂堂中华圣人国自夸，只有让它看到自身的无知蒙昧，事事才不致碍手碍脚；若对自身蒙昧无知毫无认识，那就要将自家的臭气传到邻国，反对改革，以至妨碍文明开化的事业，此罪重不可恕。倘若对其任意胡为坐视不管，任凭它以无知蒙昧之力压制文明革新运动，那就会使它越发傲慢，不知最终会做出何等事情来。也就是说，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革新的命运。应该意识到我国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给它顶门一针，乃至当头棒喝，启蒙昧国家之蒙，促其真正悔悟，甘心俯首于文明的脚下，以求上进，此为要紧。（《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第500页）

根据这样的逻辑，福泽谕吉并不满足于在黄海上与中国海军的战斗，他再次提出日本军队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还远远不够，还难以使中国“幡然悔悟”，日本军队还要“直冲北京”——

要以文明之势力席卷四百余州，让四亿人民沐浴革新的阳光雨露，就必须做出决断，直冲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于文明之师面前。此非好战，乃是世界文明大势赋予日本的天职，是不得不为之也。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四百余州的全图尽在文明的阳光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辈翘首以盼。（《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第501页）

接着，1894年8月11日，福泽又发表《赶快攻略满洲三省》，提出“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又在8月16日发表《旷日持久会上###人的当》一文，认为日本和中国打仗不可旷日持久，“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断，直冲其大本营，蹂躏（“蹂躏”一词是福泽在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汉字词汇——引者注）四百余州，加快其亡国的机会。此外别无选择”。

福泽谕吉就是这样，一边口口声声“文明”，一边煽动日本政府和军队将侵略战争推上中国大陆，尽快蹂躏和吞并整个中国，将日本国旗插在中国上空。这就是福泽谕吉所提倡的传播“文明”的途径和手段，也清楚地表明了他所谓的“文明”究竟是何种东西。正如现代日本学者竹内好在《日本的亚细亚主义》（1963）一文中所指出的：福泽谕吉所信奉的文明“并不是当时所流行的欧化，当然也不是鹿鸣馆中举办的化装舞会。对他而言，文明就是冷酷无情地扩张自己，如果否定这一点那就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不下去”。换言之，福泽谕吉的“文明”就是以进化论和社会生物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穷兵黩武、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所信奉的不是国际间的道义、友谊与合作，而是依靠赤裸裸的武力来扩张日本的“国权”。在福泽谕吉的有关思想言论中，有着军国主义的全部基本的特征——对天皇制专制集权的推崇，对“御亲征”的热望，鼓吹国家体制的军事化，动员国民踊跃参军，鼓动国民为战争捐款等等，他还在不少文章中动辄自称日本为“军国”。特别是，福泽的思想言论中有着军国主义者的非理性、疯狂性和冒险性的特征。甲午中日战争中他极力主张日本军队攻略中国“四百余州”，在当时来看就是一个极大胆和冒险的想法，刚刚维新改革三十年的日本当时显然尚没有足够的国力做到这一点，但向来以理性分析见长的福泽，却异想天开地认真地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从一个方面暴露了以传统日本武士道精神为内核、以近代“文明”相标榜的近代军国主义的非理性和冒险性。

福泽谕吉虽然终生在野不仕，但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他一直以民间学者文化人的身份开办学校、编辑报纸、著书立说，其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其他方面的人士。一百年来日本主流舆论奉福泽谕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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