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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在哈尔滨火车站，李立三因为开会，没有能亲自迎接李莎母女，但是，他早理了头发，刮了胡须，穿上整洁的军装，等待李莎和女儿的到来。回到家里，他同李莎长久地拥抱着。常言说，久别胜新婚。他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李莎看来，李立三根本不像40多岁的人，看模样只有二十七八岁；在李立三眼里，李莎倒像是个俄罗斯的小姑娘。李立三俏皮地对着李莎的耳朵悄悄说：“李莎，我们两个又结婚了。”李莎将双手一摊：“呶。你呀，从来没有见您像今天这样高兴过！”两人仿佛离别了一个世纪那样长久，仿佛时间的长河在这里凝固。李英男被冷落在一边，她抱住李立三的大腿，亲热地呼唤着：“爸爸！”李立三赶紧抱起李英男，在她的脸上拔起了“脆萝卜”，双手举起她在空中旋转起来。对于李莎一家来说，这是划时代的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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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编译小组到中共中央编译局

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后，1947年亲自组织和领导了一个以他和林利为总校审的俄文编译小组，办公地点就设在哈尔滨吉林街11号李立三和李莎的家里。参加这个小组的还有王一飞及夫人刘凤香、欧阳菲、赵洵等。其任务就是把我党的重要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的文件、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晋察冀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及毛泽东的其他重要著作翻译成俄文，介绍到国外；同时，把苏联和国际上的一些重要文件与著作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来。1948年解放区青年代表团取道苏联到波兰参加国际青年工人代表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由李莎、林利和赵洵等将《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声明》等三个文件，赶译成俄文，各印刷400份，到会上散发。这些活动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宣传毛泽东思想，促进中外思想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李莎刚来中国，还没有担任别的工作，就专心致志地投入了俄文的编审校订工作。

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以李立三为主，由编译小组翻译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了30万册，发行到全国。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中央各部委和省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该书对全党干部学习和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水平极为有益。该书的译者没有署名。李立三甘作无名英雄。

195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就是在李立三当初在哈尔滨组建的这个编译小班子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其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李立三和李莎长期参与了该局的翻译校审工作。

1961年初，李莎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俄文翻译校审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她始终兼任着中央编译局的俄文顾问，直到1967年6月她被送进监狱，才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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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济婆母，李莎帮李立三找回儿女（1）

李立三自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其后又在苏联居住15年，前后近30年没有回过家乡。

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1917年他在长沙广益中学毕业后，为寻找生活出路，在父亲的坚持下，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父亲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还强行为他包办了婚姻。出于对当时封建礼教的不满，以及对原小学校长（当时任县教育会会长）叶沛棠徇私舞弊恶行的反抗，他决心投笔从戎，辞去教职，参加了护国军。

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护国军的程潜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为了走向革命路，李立三在程潜部下当了一名士兵。由于他有文化、办事能力强，很快就在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当上了连队文书。后来，程潜发现，李立三不仅与他是醴陵县的同乡，而且李立三的父亲又与他是“同年”同一考场中的秀才，是老相识。有了这一层关系，程潜对李立三就更为赏识和器重。不久，就把李立三调到司令部候差。尔后，又做破译密码的工作，曾一度担任邮政检查官。同年底，程潜对李立三说：你不要在这里当兵了，我给你钱，供你去北京上大学深造。李立三听到有这样的好事，真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李立三拿着程潜给他的纸钞，先回老家，告别父母，再转往北京。

1919年春到达北京时，除去路费开销，加上纸币贬值，所剩无几，交不起学费，进不去大学。正当他走投无路之际，经朋友介绍，选择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路。他很快就进了设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进修法语。在预备班学习期间，李立三一方面接受法语的突击培训，同时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为了寻求革命道路，李立三回到家乡，说服父亲卖掉了16亩祖业好地，筹得200元银洋作路费，转往上海。

19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李立三同徐特立等47名赴法学生，登上“博多斯”号轮船，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途程，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1年，李立三从法国回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毛泽东委派他去安源发动工人。第一次因事情急迫，从长沙路过醴陵没有顾上回家；第二次想回家看看，因罢工在即，刚到醴陵，毛泽东写条子把他叫了回来；第三次他同当时的夫人李一纯回家探亲，刚到醴陵，被敌人盯梢要动手谋刺他，只得在前清官僚戴立夫的掩护下，由党中央派郑超麟安排工人护送他逃离。就这样，他三过家门而未入。发动和组织了“不发一枪，不伤一人”的中国产业工人的第一次大罢工——安源大罢工。李立三给李莎讲过中国古代大禹治水救百姓，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听着李立三讲自己的故事，李莎觉得他内心透露着无限的思乡之愁。

事有凑巧，1946年，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党中央安排他化名李敏然，参加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处东北小组的工作。他以东北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赴长春、沈阳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不久，就被美国情报机关辨识出来，国民党的报刊上公布这则消息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首先，是东北立即轰动起来，国民党的主要将领郑洞国、廖耀湘等都是醴陵人，纷纷以同乡的名义，到李立三和李莎的家里拜访。李莎向李立三建议，请老乡帮助打听家乡的情形。得知父亲已经去世，老母尚健在，李莎就托他们给婆婆捎去一封家书和600元东北流通券，接济年迈的老人，尽一点孝敬之心。

之前不久，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刊登了他写的《苏联纪行》。当时流落在重庆的李立三的两个儿子李人纪、李人俊，从《苏联纪行》中看到了涉及父亲李立三的内容，真是喜从天降，想方设法约见到郭沫若，亲眼看到了父亲的来信和照片，欣喜之情，难以言表。郭沫若告诉他兄弟俩，不必往苏联去信了，他们的父亲很快就会回到国内来的。两兄弟和他们的两个妹妹，天天想，日日盼，终于在1946年秋初从报纸上看到李立三在沈阳同国民党代表、美国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的消息，得到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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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济婆母，李莎帮李立三找回儿女（2）

这时，李莎和李立三的小女儿雅兰，也在哈尔滨出生了。一家人虽未团聚，但先后都知道了下落。大家都期盼着全国解放以后的大团圆。李立三的心里也得到了一些慰藉，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中。

李立三送孙维世去延安结怨林彪（1）

在哈尔滨期间，李立三因三件事得罪林彪，一是在梅河口会议上，林彪与彭真意见分歧，他支持了彭真；二是在一次开会时林彪迟到他当众进行了批评，使林彪丢了面子；还有一件就是李立三放走了孙维世。

孙维世是一位烈士遗孤。1939年，周恩来从延安带她去莫斯科艺术学院戏剧专业学习，1946年9月底李莎从莫斯科来中国时，林利、孙维世一块回到哈尔滨，从此，就住在他们家里。由于孙维世长得很漂亮，又没有结婚，同时被林彪与刘亚楼看中，两人都想把孙维世追到手。一个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一个是参谋长，为此两人争风吃醋，发展到几乎要动武的地步，李立三见势不妙，就利用工作之便，用美国飞机把孙维世送到延安周恩来那里去了。因为，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把孙维世送走后，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下来，李立三暗中庆幸。岂不知却种下了与林彪之间不解的祸根。

其实，林彪一心想要把孙维世弄到手，并非自哈尔滨始。早在多年之前，林彪在苏联养病时，就单相思爱上了孙维世。1938年3月2日，林彪在山西，被阎锡山晋绥军哨兵误以为是日军开枪打伤，于1938年底，在妻子、“陕北一枝花”张梅（刘新民）的陪同下到苏联养病。当时，有许多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学习，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蔡和森的儿子蔡博，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等。

1940年9月，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应斯大林之邀，参加了苏军统帅部的军事会议。会上，苏联统帅部认为，德军一定会先进攻乌克兰，因为乌克兰最富。林彪则认为，德军进攻苏联是要消灭苏联，所以不会从乌克兰打，而是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全线进攻，占领莫斯科。与会者都摇头，所以苏军主力部署在乌克兰。事实却不幸被林彪言中。1941年6月21日，德军对苏不宣而战，进攻路线完全如林彪所说。因此，斯大林对林彪十分欣赏，称他是“天才战将”。一时间在苏联传为佳话。所以留苏的这一伙青年人当时对“常胜将军”林彪十分崇拜，经常到林彪那里去，请林彪给他们讲一些井冈山、长征、平型关大战之类的打仗的故事。在他们当中，天生丽质，年已20的孙维世，特别受林彪的青睐。

共产国际中国党代表任弼时回国后，其职务曾暂时由林彪接任。但林彪身体不好，所以组织上决定他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他就住到了共产国际宿舍“柳克斯”。当时张梅正在生孩子。林彪就经常到孙维世住的红色救济会大楼来。孙维世并不以为奇，把他当做一位领导兼长辈。不料，这时林彪心中却在追求孙维世。林彪追孙维世做得很隐蔽。他来邀孙维世出去玩，一起逛马路、公园。孙维世完全想不到，一个男人在妻子生孩子的时候竟然会去追求别的女孩子。林彪即将回国的前夕，竟要孙维世跟他一起走。孙维世以等林利一同回国作挡箭牌，于是，林彪要孙维世跟他回国之事就此作罢。但林彪临走时，仍对孙维世说：“我决心今后非你不要。”直到1943年，林彪辗转托人带了一封信给孙维世，信中说他不得已听从别人劝告结了婚，但孙维世留给他的印象甚深。至于原来的妻子，不管孙维世态度如何，他都决定和她分手。果然他的前妻带着婴儿留在了苏联，暂时住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对林彪的这封信，孙维世和林利笑了一阵，并找出其中文法的谬误。可见，孙维世对林彪的追求是毫不在乎的。没想到此事后来竟给孙维世带来了灭顶之灾。

林彪回国后并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不久就同叶群结了婚，1944年生下林立衡，1945年又生下林立果。

1946年10月，孙维世跟随李莎和林利回到哈尔滨，得知林彪与叶群已经结婚，并生儿育女，出于对林彪的尊重，曾前往林彪住处去进行礼节性拜访。林彪一听说孙维世要来，破例亲自迎接，热情款待，立即安排极为丰富的晚宴为孙维世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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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送孙维世去延安结怨林彪（2）

当时，林彪在东北局说一不二，一手遮天，他正在谋划着如何才能把孙维世追求到手时，又是不识时务的李立三打破了他的美梦，搅乱了他的如意算盘，把孙维世偷偷用飞机送到远离哈尔滨的延安去了。从此，林彪对李立三恨之入骨。

李立三为叶群背“黑锅”

孙维世回延安后，看望了她的“小超妈妈”和“胡子爸爸”（这是孙维世对她的义父母邓颖超和周恩来的称呼），又提出去哈尔滨工作的请求，因为她从事的是话剧艺术，要在大城市里才能施展身手。周恩来、邓颖超同意了。她又要求调林利这个患难朋友及她的亲生母亲一起走，也得到许可。

11月下旬，她们一行三人乘美军班机到达北平。来到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住地北京饭店，孙维世母女（孙维世的母亲名任锐，革命老干部，1949年病逝于天津）和林利三人住进同一间客房。代表团人才济济，大多是中青年干部。有徐冰、张小梅夫妇，黄华、何理良夫妇，还有荣高棠等许多同志。

很快她们就见到了中共代表团团长叶剑英。叶剑英住在景山后街的一所中式小院里，他对孙维世说，你们不能去哈尔滨，因为东北已经来电，嘱咐我们，你们不得去哈尔滨，原因未说明。孙维世当时有些气愤。叶剑英把哈尔滨来电情况报告延安中央。不几天，收到周恩来的复函。信中语气是明确的，并不以哈尔滨来电为然，况且派她们去哈尔滨是中央决定的，为什么可以无故不接纳人。当时叶剑英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去东北吧。她们三人便坐上飞机，下一站去长春。那里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伍修权。他接待她们时也说，接哈尔滨方面的电报，不要她们去哈尔滨。孙维世、林利和任锐很气愤，便欲立即返回延安，哈尔滨方面李立三署名来电说：“孙维世同志，请你为了党的利益，不要来哈，林利可以来。”无奈之下孙维世只好服从了。

谁知事情到这里并未了结。1949年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以后，一次，李立三在北京饭店理发时，正好周恩来也在那里。在交谈中，周恩来批评说：“立三，你这个人就爱管闲事。”李立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什么事情，反问道：“总理，你说我管了什么闲事？”周恩来说：“在哈尔滨的时候，为孙维世的事情，还值得你专门给我发电报，不让她再返回哈尔滨去么！”李立三着了慌，忙解释道：“总理呀！我从来没有发过这个电报呀！”周恩来很不满意，严肃地批评说：“怎么没有？孙维世就是收到过你署名的电报嘛！怎么又不承认呢？”

李立三见周恩来生气了，便没有再作解释。后来，经过查对才知晓，原来是林彪的老婆叶群，出于吃醋，生怕林彪把孙维世弄到手后把她遗弃了，就不惜盗用李立三的名义发去不让孙维世回哈尔滨的电报。对于中央的决定来说，像这样内容的电报，当然只能属于“闲事”的范围。而李立三也不便再为这些琐事去向周恩来进行解释。在周恩来那里，李立三只好是受屈一辈子，他结怨于林彪，却为叶群背了“黑锅”。

1949年北平解放，中央机关进城时，来自老区的许多同志住在北京饭店，孙维世和叶群在这里不期而遇。叶群对她说：“天下那么大，何必挤在一起呢！”叶群对孙维世的妒嫉多年来从没有减退过。这成了孙维世后来悲惨结局的根源。

陈云称李立三是辆“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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