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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部分（第1页）

三哥按月来交膳宿费，茹志鹃只管在补习学校学习。岁月在不知不觉中逝去了，她觉察到三哥的神情一次比一次愁苦，她不愿意哥哥被自己拖累，便决定离开补习学校，另找出路。这时，由一位信奉基督的同学介绍，进了一所由美国女信徒在中国开办的圣经学校，住宿免费，收少量饭费。这里较之孤儿院自由多了，可以外出，并允许亲人来访，每天还能吃到一顿干饭。生活上得到了小小的满足，但精神上仍然感到束缚和压抑。凡是来这里学习的人，不问你是否相信上帝，主课读的都是《圣经》，每天都要枯燥无味的背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那位女主人回美国去了。不久，这所学校也随之解散。茹志鹃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只好忍气吞声地回到姨母家暂住。这一次回去跟过去不同，年龄大了，阅历广了，想的问题也比过去深多了。她一面感到中国无望，一面感到个人前途的渺茫，加以环境的不如意，她在痛苦和绝望中煎熬，曾想服毒自杀，了结自己不幸的一生，但因安眠药价昂贵，才免于一死。

不久，三哥应姨母家人之召赴内地，便将妹妹和四弟一起带往浙江去找大哥。经大哥的一位朋友辗转介绍，兄妹二人作为沦陷区学生免费插入天目山武康中学三年级。这对于一个断断续续只读过三年半书的人来说，真是如攀天梯。为了拿到一纸文凭，她咬紧牙关，拼命苦读。一年以后，以语文尚好，数理化相当糟的成绩勉强毕业了。在武康中学读书时，她涉猎了不少现代文学作品，特别倾慕女作家庐隐及其作品，自己悲苦的身世和作品中凄惋感伤的调子有着强烈的共鸣。庐隐及其作品那种女性的细腻和捕捉生活的独特角度，对她以后的创作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茹志鹃从武康中学毕业时，四哥早已回到上海。她把那张来得不易的文凭缝在衣服里，去追赶四哥。回到上海，暂住在四哥的女朋友家里，经其父亲介绍，到一家私立小学任教。

四、磨笔尖的《生活》

旧中国教师的地位低下，生活待遇微薄。茹志鹃任教的学校亦不例外，每天供一顿中午饭，而每月的工资是无法维持早晚饭的，再由校长介绍去做一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每天从早忙到晚，只能勉强图个温饱。艰辛的生活，不时地撞击着她的创作神经，愤懑和不平充塞在她的胸中，散文《生活》便是她当时思绪的自然外溢。文章写好后，便寄给《申报》，出乎意料地竟在1943年11月22日的《申报·白茅》副刊上登载出来了。

《生活》是一篇速写，全文只有八百多字。作品描写了一个女大学生毕业后没有工作，看到了一张招聘广告，就去应试，实际上人家聘用的是供人玩弄的“花瓶”。应试回来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便把毕业文凭撕掉了。

这是茹志鹃创作上一次小小的试笔，已初步显露了她的创作才能，孕育了她创作风格的雏形。文章现实性强，内容清新，气氛浓郁。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反映了知识分子生活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文章结束时，采用比兴和象征手法，将撕成碎片的毕业文凭变成数十只小小的白蝴蝶，在空中高傲地飞着，以增强艺术效果。

文章刊载后，她已离开上海到另一个天地去了，所以作家一直未把这篇速写包括在自己的创作中。近年来，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把这篇文章从旧报纸堆中“翻”出来了，并且唤起了茹志鹃的回忆。这篇作品可以算作她磨笔尖最早的一篇了。

五、从此有了“家”

从孩提时代起，茹志鹃的家就四分五裂了。家，对她来说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如果说有，也只能算作是一个夏不遮雨，冬不避寒的“窝”。为了构筑一个舒适安乐的家，她作过多少梦，付出过多少心血和代价啊！

1943年冬，茹志鹃已满十八周岁，生活和工作都还没有着落，她沮丧而颓唐。一天，突然接到大哥寄来的信和钱，叫她随哥哥们一道去苏中解放区。当时她对革命并无深刻的认识，对那里的生活更一无所知，只是觉得到了那里可以兄妹团圆，可以建立一个较为安定的家——她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凉亭虽好，并非久留之地”，以前住在别人家里，常有寄人篱下之感，心情郁郁寡欢。接到哥哥的信后，她的心如同长上了翅膀，焦急地等待飞翔。她尽快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教书生活，随同二哥、四哥及其爱人到了苏中解放区盐垦中学。名为中学，实为中转站，茹志鹃的大哥并不在此。他们在盐垦中学迎接1944年元旦，后被分配到苏中二分区宣教科临时演出队。从此，她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充满了真诚、友爱、温暖如春的家，彻底摆脱了无依无靠的悲惨境界，结束了凄苦的流浪生涯。茹志鹃回忆说：“在这个家里，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不会失业了。这时尽管敌人清乡、扫荡得厉害，我这个家行动频繁，但我却觉得踏实可靠”。（同上）

1944年夏，茹志鹃上了刚刚筹建的苏中公学，参加整风运动。冬天毕业，后即留校，在总俱乐部任宣传干事。1945年总俱乐部与苏中一师文工团合并，成立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华中军区文工团。翌年，解放战争开始后，该团与山东军区文工团合并，改为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解放军渡江以后，又改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名字虽然变来变去，但人员和工作却没有多大的变动，这个“家”有关怀她、教育她成长的领导；有熟悉她、了解她的朋友和同志，她感到心满意足。1947年，在“家”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六、终生的抉择

在“家”里，她欢悦、畅快、无忧无虑，她奋飞、上进，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演出时，她是演员，也是舞台工作人员；行军打仗时，她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她和其他队员们一起，拎着石灰桶，赶在队伍前面，写大标语，沿途唱歌，喊鼓动口号。在战士的枪托上，贴上两指宽的油印枪杆诗，鼓舞他们勇敢杀敌。战斗打响了，他们躲在战壕里做大红花，等待战士们胜利归来。同时，又是护理员、担架员、俘虏押送员。他们与战士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心心相印。

1947年，在历时一个多月的鲁南突围中，她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练就了过硬的行军本领。她可以边行军，边睡觉。无论是徒步走平原，还是攀登峡谷上的羊肠小道；无论跋涉水路，还是走泥浆路、“橡皮路”，都从不叫苦，从未掉队。

在整个突围过程中，她不时地用保尔·柯察金等英雄事迹激励自己，跟自己的软弱、怯懦、自私进行无情的斗争。发表在《青春》1979年第1期上的《鲁南突围的追记》真实地记录了茹志鹃这一时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她拖着发烧的身体，和同志们在深及膝盖的泥水里行军。走了三十里路以后，已经精疲力竭了。稍有迟疑或怠慢就有掉队的危险，她含着眼泪，克制自己，紧跟着前边的人，一步也不肯停下。

队伍继续向前，路更艰难了。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骑上独立师的马。走到一个高坡前，她看到同志们在淤泥里靠两手支撑爬上去又滑下来的情景，坚决跳下马，跟大家一起行军。

当突围接近胜利，队伍要穿过陇海铁路时，恰巧遇上飞机轰炸，她的心有些发慌。事后对这一闪念的思想，进行了痛苦的反省，“以前飞机再厉害些，自己也不会这样失措，现在为什么呢……”

突围结束了，她打开背包，还未来得及细看，一股霉味直冲鼻子，日记、本子、衣服全霉了。她在《追记》中写道：“这些东西全霉了不要紧，我可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没有霉。一路上我是小心而努力地保护它的，它在淤泥里、急流里、风雨下、轰炸下，倒是锤炼得更加光彩了，这就是我的灵魂，我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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