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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部分（第1页）

、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文化性散文。这是宗璞在散文创作中的突破，也是作家对于散文领域拓展所作的贡献。对于这位我们业已熟知的作家来说，则是她的作家文人心态的全面和完整的体现。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呈现出繁采多样的景观。散文创作也打破了五六十年代那种单一模式。这个时期的有些作家（应该说多为知识作家）如萧乾、汪曾祺、王蒙、林斤澜等，从人生的过往经历和知识贮备，也从身边世事和环境中，牵动了他们长期积蓄的文化底蕴，一批充满理趣也充满情趣的散文、小品和随笔随之出现，这也是情理中事。

这类充满文化气氛的作品（传统为笔记散文）在中国源流悠远而盛于明清。其内容或记逸人行状，或记奇闻异事，举几天文地理，民情风俗，科技医药，宦海浮沉，街谈巷议均可入文。五四时期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诸人在晚明袁宏道、张岱、归有光等散文风韵基础上又融入西欧主要是英国随笔的谐趣。一时间这类散文小品盛行于世，成为五四散文中成就最高，实力最雄的品类。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重性灵，富理趣，不论是晚明、五四或是当今八十年代，这类作品是在个性意识比较张扬，心清比较疏淡的背景下产生。林斤澜曾论及这类作品的好处，精辟地指出这类作品的三大特性：一是不端架子。他说，“笔记的作者，大有载道君子，立志丈夫，明理仁人。有大事业在做着、写点笔记是消闲，随手拈来，不免把载道、立志、明理的大题目放松了，由着性情变化文字”；二是不矫情，写法上白描为主，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三是不作无味言语，本是由性情顺情趣的东西，若语言无味，写它作甚。

此类文章摆脱了载道明理、匡时济世的重负，由着性情写一点轻松洒脱的文字。手法和语言是白描，但要写得有趣耐读，别有一番疏放清雅。所以写这类文字并不容易。首先需要旷达处世的姿态，宽松自由的心境，才能从内里透出闲逸和淡远的情怀韵味。再就需要丰富的学识修养。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姑且不论，五四以后的周作人、林语堂等写小品的名家，他们都是文化根基雄厚并且学贯中西的一辈人。他们主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草木虫鱼无所不谈，林语堂晚年还在报刊设《无所不谈》专栏，采撷的主题非常宽泛，如果没有广博的学识做基础，就很难做到“无所不谈”。这类文章，表面平淡冲和但却深沉有味，感情绝不轻浅，只是笔法上求清淡，所以要求有深厚老到的语言文字的功力。

宗璞具有优厚的文化学识条件。随着岁月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她越来越进入旷达疏淡的人生。张抗抗在《宗璞小记》对宗璞的这种成熟人生作过很好的诠释：“不见她高谈阔论好为人师，亦无莫测高深的名人气派……她不为身边的那名利之争所动所累，她几十年静静地安之于燕园”。从宗璞的创作总体看，近来这类文化性散文和读书随笔产量大增。这类作品与传统小品文最为接近。《风庐茶事》、《酒和方便面》等，内容涉及茶和酒，这与五四散文如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相近，字里行间充满着雅韵逸致。这里的喝茶、饮酒也许是一种形式，一种文化人才能找到的那份感觉。

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五义》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因因的。”

这是出自宗璞之手的《风庐茶事》中一段，与周作人的《喝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相比，也许不及后者的名士风十足，但我们不难找到它们间相维系的那份生于同一深厚文化母体的“感觉”。

发表于1992年的《从粥疗谈起》也是名篇。先从自己多病，得到一本旧书《粥疗法》谈起。然后从喝粥引出陆游一首食粥诗。从这首诗中引出张来《宛丘集》中一篇《粥记》。而这位张来又是“苏学士之徒”，又考证出苏东坡原来也嗜粥。他说：“夜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出新，利隔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最后又引出陆游另一首内容与苏学士差不多的诗：“粥香可爱贫方党，睡味无穷老始知……”宗璞的旁征博引，使我们如入花阵，乐不知返。阅读此文，由于丰富的知识与清淡的人生感兴，而产生丰盈的愉悦感。那种在清茶淡饭中寻求固在本味，一种甘于淡泊人生的气度也给人以启发。全文娓娓道来，平易如诉家常。但文理结构却精致而匀称，行文走笔中表现出游刃有余的闲雅情趣。譬如她在写自己多病得夫弟赠送《粥疗法》一书之后，极其自如的出现这么几句话：“不过此书的命运和我家多数小册子一样，在乃兄管理下，不久就不见踪影，又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只要读过宗璞《恨书》《卖书》两文，聆听这番议论，禁不住有那心领神会的一笑，因为“乃兄”是他们家“图书馆长”，据说“负书行路也在百里之上”了。可恨书籍成山，常常急用之书找不到就成了他的责任。这里本与“粥疗”无关，只是信手写来，轻灵洒脱，使文章顿生情趣。

这里提到的《恨书》、《卖书》二文，分别写于1985年和1989年。是写家中藏书之多带来的烦恼。邓拓说：“闭户遍读家藏书”谓是人生一乐。邓拓写的是书生独有的一桩乐事。可宗璞写的却是书生之忧、书生之累。宗璞这类散文虽说是文化意蕴丰富，却又离不开日常生活的烦忧牵绊，普通人世的苦乐悲欢。她在儒雅情趣之中，并不自矜清高，而且自然流露出一种与平民生活相通的民间本色。

这类散文大都平实自然，都从自己生活经历，从身边闻见世事人情中拈拾而出。宗璞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生活了几十年，那里的一树一石，一桥一水，已与作者融在一起难以分开。那花晨月夕，四时风光也早已进入她的散文世界。燕园内不论是年耆学者或莘莘学子，她都默默倾注了感情。近年来，她又连续发表了《燕园石寻》《燕园树寻》《燕园碑寻》《燕园墓寻》《燕园桥寻》系列文章。使原本就美丽和特具魅力的这座名园，因她的散文的渲染而更显出历史、文化的渊源和社会人文荟萃的品格。

这里只举《燕园碑寻》一文为例加以印证。“碑寻”一共写了燕园六处碑石。不仅记载碑刻的内容，而且考证它们的来历，如燕南园进口处和一、六院之间赫然矗立两对龟驮石碑，一处是清代皇帝为纪念花儿匠而立的名录碑，一对是为四川巡抚杭爱立的井有康熙亲笔碑文。其他还有乾隆御碑和明末清初画家蓝瑛梅花碑等。尤其是1989年新立的一座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更有不平凡的意义。碑文由冯友兰先生撰写，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集一代几位名家之美，实属难得。尤其碑文内容，不论就思想和文采而言均美伦无比。宗璞文中辑录碑文内容时融进了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议论，更显出她认知深刻，襟怀博大，也使散文的历史文化内蕴更富光辉。

也许我们有必要再重复说明宗璞的深厚文化背景，以及她的学者（外国文学研究）与作家的双重实践，使她在写《行走的人——关于〈关于罗丹——日记择抄〉》《无尽意趣在“石头”——为王蒙〈红楼梦启示录〉写》这样的序文或随笔，以及她在国外访问期间所写有关作家的访问游记，譬如《写故事人的故事——访勃朗特姐妹的故居》、《他的心在荒原——关于托马斯·哈代》等，这些文章除叙述、描写外，还穿插宗璞自己对作家作品相知相识的议论。这些议论，无疑是学术的，但又是艺术的。因为它出自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之手。正是由于这样一身而兼学者作家的特殊身分，使宗璞能在名家蜂起的多彩文坛，闪射出她的独特光彩。

贺抒玉

阎纯德

文学是迷人的，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职业不同的人执著地去追求呢？文学也是艰辛的，不然，又为什么坚持下来而有成就的人毕竟是少数呢？世界上最高的山，最长的河都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唯有文学的高峰是无止境的，因为这是最能体现人类独特性和创造性才能的领域。

如此精彩的话出自谁之口？贺抒玉。谁为贺抒玉？——陕西女作家！

西北的女作家屈指可数，而贺抒玉仿佛是中国西北的彩虹。这彩虹，不是偶然的天象，而是日月运行、时代前进的表现。

解放后四十多年，整整十年她没有创作。在那昏暗的日子里，1970年，她带着孩子和全家的衣物，到陕西户县尖山脚下当社员。灾难摧残着人，也考验着人。她常常在痛苦中思索，在思索中痛苦。做诚实的作家，这是她的信条，否则宁可沉默。直到共和国第二次解放，她才再次获得创作的生命，作品的题材、内容、精神，也有了新的高度、新的开拓，艺术风格有了发展，臻于成熟。如果说，“文化革命”前她是默默无闻的，而“四人帮”覆灭后，却是文坛上颇为引人注目、活跃的女作家。

贺抒玉学习创作始于四十年代，但她真正的文学生涯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

她说过：“文学的道路对于我是艰苦的，文学的种子在我心中萌发的过程是漫长的。”几乎所有作家的“道路”都不尽相同，而这“道路”又几乎决定着作家作品的内容风格和成就的大小。这条道路是作家自己走的，但是由社会铺筑的，是社会驱赶着作家走不同的路，贺抒玉走的是自己的路……

陕北本是苦地方，

十年就有九年荒。

——陕北民谣

在中国历史上，陕北是屡屡发生农民起义的圣地。

狂风常年卷着塞外的滚滚黄沙，呼啸着，无情地袭击塞北的黄土高原。灾害连年，加之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得那里的百姓世世代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8年12月21日，贺抒玉（原名贺鸿钧）就诞生在明末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举起“闯王”旗的盘龙山下的米脂县城内一户富有的书香之家。

她出生在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当刘志丹、谢子长、李子洲在陕北大地播下火种的时候，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不到五岁，她就和长她一岁的姐姐上了学。家里虽富，但她的穿戴并不好。一件空筒棉袄是不能抵御塞外劲风的。她回忆说：“刺骨的北风，飕飕溜进袖筒，钻进脖领，窜遍全身，冻得我时常缩着脖子，筒起双手……”所以，冬天就成了她最痛恨的季节。寒风冻木了她的手脚，有时忍不住在课堂上就哭了起来。小小的年龄还不知道用功，也不懂得羞愧，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她左耳进，右耳出。只有踢毽子、跳绳儿、捉迷藏，才能使她忘掉回家。“我考试背榜，小学降过级，回到家里，大哥哥大姐姐们嘲笑我：丑妹子，一脊梁背那么多人，重不重？”她回忆说。但到了小学三年级，她发现书里有一个极乐世界；这时，儿童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也便像能源一样，开始发出光和热来，四年级期中考试，她从榜上最后一名，一下子名列第一，还得到学校的奖励。

人，来到世上就如一张白纸，它需要社会不断在上面涂写各种文字。儿童时期的贺抒玉，最爱听哥哥姐姐讲故事、猜谜语、破字谜。尤其哥哥讲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飞檐走壁的故事，使得她如痴如迷。她家藏书不少，这为她寻找知识和智慧提供了方便。她在《我的路》中说：“……自从和书交上了朋友，就自去书中寻求乐趣。每到寒暑假，天天早上起来，静坐在紧挨着窗户的炕上读书。从《昭君和番》、《三门街》、《水浒》、《三国演义》，直到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挨着往下看。我终于懂得，故事和书本，是最能启开儿时幻想的钥匙。”

是的，贺抒玉儿童时代对文学的爱好，就是从爱读书开始的。那时，父母亲清晨起来读书的情景，对她很有影响。每逢过年，大门上贴了鲜红的对联，挂上了红灯，那气氛使她对春节充满了向往。“在那缺少文化生活的小城里，过年的鞭炮声、秧歌、酒曲、唢呐以及灯笼、对联和年画”，都是她儿童时代最大的精神享受。她回忆说：“我家大门口年年贴着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幼年的我根本不懂其意，只是年年看，就像庭院里架棚上吊着的串串葡萄一样印在了心里。直到后来，偶尔想起这两句对联，才觉得对写作的人不无参考价值。”

对于读书的爱好，可以说是母亲培养的。那时，母亲总是用“不爱读书，将来没出息”的话警告他们，并规定：谁爱学习，就让少干家务活，否则扫地、洗碗、下河洗衣等等便都落到谁身上。年幼的贺抒玉，觉得书里的世界五彩缤纷，比大门口的世界大多了，于是每天早早起床，便像个小大人似的读了起来。她说：“母亲小时候，流尽了眼泪也未能争取到上学，而我多幸运，五岁就上学了。书，不仅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我的好老师。这，我得感谢母亲。”

贺抒玉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度过童年的。她的祖父是清末进士，重才不爱财，重视子弟们的文化积累。二伯父贺连城学识渊博，能写诗填词，又长于书法，担任过边区政府的教育厅副厅长。父亲贺辑五，一生刚直不阿，“五四”时期参加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一直为办教育清苦奋力，多年担任米脂东小的校长，还曾担任人民政权县政府教育科长，年轻时读过马列主义书籍，接受了革命思想，1941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员。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子女，曾对大女儿说：“你是家里的带头羊，只要你跟共产党走，你的弟妹们就会跟着你走这条路。”贺抒玉的大姐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同进步青年一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初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了。母亲杜秀兰是一个城市贫民之女，从小寄人篱下，一贯反对封建压迫，追求社会进步，是旧社会为数不多的思想开明的妇女。她的文化是在丈夫的帮助下自学的，能读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时常一边做饭，一边看书，从中寻觅反抗的力量和人生的光明。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八路军高唱着“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的雄壮歌曲进驻米脂，杜秀兰出来做群众工作，在大会上讲演，参加抗日演出。一俟子女长大，参加了革命，她便毅然甩开家庭，也参加了革命。

1940年，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正式成立，不仅免交学费，每人每月还给一斗小米的津贴。翌年春，当桃花喜盈盈地爬上枝头的时候，贺抒玉和姐姐一起考进这所中学。母亲说：“这是你们姐妹的福气，要不是共产党办起了这所学校，你们是上不了中学的。”

米脂中学的多数老师是从延安派来的，和学生十分融洽，完全是新型的师生关系。她的语文老师邢立斌（后为贵州省文联负责人）来自“鲁艺”文学系，不喜欢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总是启发同学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中找材料写作文，课堂上总是宣读那些写得生活化、生动活泼、言之有物的文章。贺抒玉说：“我的作文多次受到老师的夸奖，于是心中便张开了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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