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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部分（第1页）

弘一法师的俗侄李晋章挽弘一法师联云：“香火有因缘，劫来教诲亲承，居诸不过年余耳；音书久迟滞，闻道悲欣交集，想像真堪痛绝乎。”

李叔同的演讲稿与处世格言被梁实秋、林语堂等人誉为“一字千斤”，值得用一生的时间静静体悟。

丰子恺评价老师李叔同的艺术生涯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丰子恺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一文中写道：“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都是‘真’原故，说明了李先生人格上的第一特点。”

丰子恺说：“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做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也已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所以对于弘一法师这样崇高伟大的人格，实在不敢赞一词。”

有人问弘一法师的学生曹聚仁：“像你们弘一法师这样的老师，足以为训呢？还是不足以为训呢？”曹答道：“像他这样忠于自己的信仰，实践躬行，他是‘人师’，足以为训的。他的师友以及门弟子，不一定要弃俗出家，但一念发愿，有悲天悯人之意，这便是‘成佛’的路子。李师兼伯夷之情与柳下惠之和，他是我一生所见的最完整人格的人。我们每天听一些政治人物，如威尔逊，如约翰逊之流，说的都是假话，要想如弘一法师这样句句踏实的人，实在太少了……”

夏丏尊评价弘一法师：“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林语堂评价李叔同：“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他的浪漫才情使他即便出世，也选择在了杭州这个风花雪月、侠骨柔情的地方，使那些看惯‘湖山此地，风月斯人’的杭州人生平添了一分新的骄傲。”

鲁迅评价弘一大师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1942年春，郭沫若向弘一法师请求书法，得弘一书幅：“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书幅末署款：“沫若居士澄览”，后郭沫若写信向弘一法师表达敬意：“手书奉悉……澄览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柢固佳，然仅有学问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文云：士先器而后文艺，殆见到之言耳。”

周总理曾嘱咐曹禺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八十年代初，刘海粟在《大师》一文中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时，日本天皇还向江泽民主席提起弘一法师的事迹。

张爱玲曾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六、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年），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绍兴长塘（今属上虞）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理学大师。〕

【热血】

1903年，清政府任命溥伦亲王为团长，正式率团参加1904年的第十二届世博会，并花巨资修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村和中国展馆。马一浮兼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曾赴英伦三岛及德意志国游历。他在1903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美人定华商赴会例，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其它尚来知如何。盖彼固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种，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国际上之位置，比于亡国。彼曹犹昧昧不觉，得西人之一顾一笑，且以为莫大之荣幸也，岂不哀哉！”

马一浮在留美时就反对过清王朝的“暴主政体”，虽在组织上未参加革命党，但思想上十分赞成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他留日期间，与好友马君武、谢无量一起翻译作品，并向革命派机关报《民报》投稿。1907年，秋瑾、徐锡麟等烈士遇害，马一浮表示极大的悲愤，写了一首题为《悲秋四十韵》的长篇史诗，述秋瑾参加辛亥革命的过程。马一浮在辛亥革命前夕，写下了不少反清斗争的诗文。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篡夺，继而军阀混战，民生遭殃，整个中国处在四分五裂之中。马一浮虽有救国的抱负，但又感到“救国有志，回天无力”，于是发愤杜门，精研国学，以期从学术上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2年，民国成立，浙江人民追慕徐锡麟壮烈，将他遗骸从安徽归葬杭州孤山时，马一浮撰写《烈士徐君墓表》赞扬徐锡麟“布衣穷巷之士，哀愤郁积，抱咫尺之义，犯险难蹈白刃不顾，必死以求自达，而非有利天下之心，志苦而计成，迹诡而意纯，虽匹夫之节，君子有取焉”的牺牲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

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马一浮这样说：“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

1938年4月，马一浮一行辗转来到浙大临时校址所在的江西泰和。随即，马一浮开始了两个学期的“国学讲座”。浙大方面对马一浮的讲座十分重视，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等名教授都来听讲。颇出人意料的是，马一浮并没有一开始就一连串“子曰诗云”，他是以这一番话开场的：

“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且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

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震动了在场所有的人。马一浮接着逐一解说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一浮推陈出新，层层深入，又返本归源，时而雷霆万钧，当头棒喝，时而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在座者无不叹服。马一浮以他的德操和学养征服了浙大的师生们。

1938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校长竺可桢以“求是”为校训，特请马一浮作校歌。他根据大学的使命特点和校训，创作了“大不自多”校歌。

1939年夏，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而饱经时代风雨的81岁的马一浮，听到广播后，兴奋得彻夜不寐，一口气写下了三首总题为《喜闻核试验成功》的庆贺诗。诗云：

〖立见虚空碎，能消倏忽谋。

神工同铸鼎，小智失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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