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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童谣100（第1页）

“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

童谣，是“小儿谣言”。经《三国演义》的演绎，染上了许多神秘色彩。现代社会，童谣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作用空间。但通过分析它的特点，依然可以给出童谣在历史上的功用推断。在长久的历史河流中，想来也没有谁去定义、管理童谣。那么在需要的人手上，依凭童谣可以做什么，那么它的功用大概率就是什么。

在信息传播速度缓慢的古代，童谣有这么几个基本特点。

一是传播效果相对好。儿童没有那么多判断和自控能力，对自己说什么、唱什么，不太可能自己去搞清楚，然后主动控制自己不说、不唱。只要唱的顺、曲调简单，一旦熟口，就会传播起来；同时儿童不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自古童言无忌，说唱了什么敏感问题，不会被追究，而成人歌曲一旦涉及敏感信息，当事人怕惹上麻烦，很容易住口不传。

二是难以追查源头。在信息传播开后，你想在儿童身上准确追查这歌曲是从哪里传唱起的，很容易得到一个“大家都唱，我就跟着唱了”的答案。至于谁先谁后、哪个大人教的，在传播成规模后很不好追查。古代统治阶级假如真要追查童谣的起源，那么在儿童眼中凶神恶煞般的追查者、儿童本身缠杂不清的信息辨识能力、大多数儿童正义感未泯的心气，很容易让事情变成一滩浑水。

三是容易跨阶层传播。市井上儿童打闹在一起不提，即使是深宅大院也没那么容易完全关死儿童；在深宅大院里，佣人的儿童和少爷们也相对容易打成一气，这依然是传播歌曲的渠道，而且很难被完全禁止。这就比通过成人跨阶层传播信息容易的太多。

四是传播相对准确。儿童传唱当然不记字样，但同时儿童也不会主动去修改用词。这样最初的童谣创造者需要传递的信息到最终获取者耳朵里时，即使有部分变化，也往往会是语音相近的错字，而不是语音不同而逻辑通畅的语句；信息在成人中传播时，反而容易因为各有各自的理解，部分信息传递中在语义上变形失真。语音相似、语义不通的问题在信息接收者那里比较容易被识别出来，且当信息发起者和接收者都是饱学之士时，根据古代的严格语法，也相对容易推断还原出真实的原始信息；后者因为变形后的语句逻辑也成立，反而对信息接收者来说，容易分不清哪些是原始信息、哪些是传递中的扭曲。

这样一来，和平年代里，可以用童谣做什么，在古代许多文人眼里应该就可以有了答案。既然童谣的特点是能大范围传递出去信息形成舆论环境、自身基本安全、方便跨阶层传播、信息传播准确度在学者之间相对较高，那么童谣对有一定阶层的官员而言，就可以用来说一些不敢正面说的事情；对底层的文人而言，可以用来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在童谣的传播过程中，客观上各方均可以从中获利：统治者可以听到相对真实的信息和社会问题反馈；官员们可以借此言事；底层文人可以方便抒发不满和引发上层对特定问题的关注，大家都不太用担心责任的问题。因此这一传播形式大部分时候是可以被各方默契维护下来、打压者反而是容易被扣上暴君或暴政的帽子的。

所以这样的一首童谣被提到朝堂上时，可以认为是一封部分文人对统治者发出的匿名劝告信，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事件。这个事件如果意图在隐喻某个不在汴梁、未来将可能起义的下层人士，还能在朝堂上成为一个议题，那文臣阶层可以不要再继续管理天下大事，赶紧全体辞职了事。既然在朝堂上作为一个议题提起，那这首童谣的理解就非常简单：“耗国因家木”——道君皇帝，你修老君山空耗了很大的国力；“刀兵点水工”——水利工程不抓紧建设（也可能是水利工程的错误建设）搞不好要引发灾祸和动乱；“纵横三十六”这个无法准确解释，这三十六不确定是三十六个县、某个纪元三十六年、甚至可能指向当时某个执政文件的三十六条执行条款，需要结合朝堂或是地方管理来理解，当然对作者而言，这些完全无所谓，不需要有什么真实指向；“播乱在山东”无需解释。

当然，“播乱在山东”一句，在这个信件中虽然也说得通，但我怀疑“播乱在江东”才是最初版本。“播乱在山东”，那么蔡京和自己在江州的儿子提提朝堂上发生的事情，算是稍微重要点的事，让自己儿子对中央动态有所获知，勉强也说的过去；“播乱在江东”，那这意味着朝堂上发生的事情，直指自己儿子负责的地盘，或者是相邻的地界。相对而言，后者更需要蔡京写信给管理鱼米之乡的儿子，“嘱付下官，紧守地方”——方腊之反大概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是不是算在江东？

当然蔡九和黄文炳的应对是合乎逻辑的。他们也是把这个事情当政治事件在应对。

从这个信件明显可以看出一个状况：在这个童谣上，蔡京是被攻击的一方，甚至皇帝都是被攻击的一方，而且不好招架。建造老君山是为皇帝私欲服务的，蔡京不是撺掇者也至少是帮凶，部分文臣警告他们说这要搞出动乱了，接下来地方起义就是你们的责任，蔡京在朝堂议事上多少有些被动，以至于要和地方官的儿子提起，让其悠着点。黄文炳的建议，实际上是把这事弄成笑话，或者给出个应对搪塞过当前这一关，即把童谣进行曲解：这童谣是涉及神秘的预言，不是政治事件，对方党派文臣们错误理解了，把市井下九流人传播的信息弄到了朝堂上，他们也是个笑话。你看，这个童谣是个拆字令预言，指的是宋江这个犯人，而且我这还有反诗为证。现在这个童谣指向的正主我已经给你抓到了，送到你面前，这事已经完结，这事就算过去了。什么？你们还坚持说是官家修老君山不搞好水利工程的事情？那你们站出人来说啊。这才是蔡京可能需要的政治行为和需求。

利用童谣这个传播方式，本身就说明文人阶层没人敢承担责任、敢出来面刺官家和蔡京说事；如果当事人想再弄个童谣出来，等童谣酝酿传播成形，那可就又要一段时间过去，而且搞不好蔡京就要关注、趁没传播开的时候下手去查了。这样的结果对蔡京可太有利了——对国家发展而言也就太祸害了。

所以针对这个童谣，蔡九起初的关心点是“嘱付下官，紧守地方”；黄文炳则找到了发力点，可以通过蔡九对蔡京的政治局面给出帮助，从而自己获得实缺甚至提升。“寻思了半晌”，黄文炳谋算已定，以“笑”引动蔡九注意力开局，出示“反诗”。蔡九也不会莫名知道宋江的经历、行为和胸襟气度，看到“血染”、“笑黄巢不丈夫”，也把这认作反诗。蔡九没把这诗和蔡京的局面联系到一起，并不在意，就算写了反诗，在宋代而言也不是多大罪过，何况从外部信息怎么也看不到宋江的谋反能力，纯属发牢骚。黄文炳把童谣按拆字令一顿解释。蔡九明白过来，可以以这个为由对蔡京提供政治帮助，于是立刻安排、马上行动。

黄文炳的挑唆当然是一回事，但蔡九的应对依然暴露了其自身品德。以这种行为为蔡京提供帮助，以蔡九作为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对父亲的传承，蔡得章、蔡德彰，蔡京的品德就此被漆上无法抹去的黑点。当然，不论历史的话，其实蔡京在本书中的品德在生辰纲和蔡京女儿那里已经侧面黑过了一次，但那次的墨黑的有限，只是贪官；这次的墨一上，则是为政治斗争罔顾道义、滥杀无辜、乱行法度、无所不用其极。当然，还是通过儿子这个侧面；不过这个侧面，比女儿女婿的侧面要有力得多。女儿可以说古代妇女教育不足不懂事、女婿可以说不是自己的意愿是别人强加，但儿子可必然被认为和父亲品德高度接近。所以这笔墨可比前一次要更浓更深。

“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

童谣，是“小儿谣言”。经《三国演义》的演绎，染上了许多神秘色彩。现代社会，童谣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作用空间。但通过分析它的特点，依然可以给出童谣在历史上的功用推断。在长久的历史河流中，想来也没有谁去定义、管理童谣。那么在需要的人手上，依凭童谣可以做什么，那么它的功用大概率就是什么。

在信息传播速度缓慢的古代，童谣有这么几个基本特点。

一是传播效果相对好。儿童没有那么多判断和自控能力，对自己说什么、唱什么，不太可能自己去搞清楚，然后主动控制自己不说、不唱。只要唱的顺、曲调简单，一旦熟口，就会传播起来；同时儿童不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自古童言无忌，说唱了什么敏感问题，不会被追究，而成人歌曲一旦涉及敏感信息，当事人怕惹上麻烦，很容易住口不传。

二是难以追查源头。在信息传播开后，你想在儿童身上准确追查这歌曲是从哪里传唱起的，很容易得到一个“大家都唱，我就跟着唱了”的答案。至于谁先谁后、哪个大人教的，在传播成规模后很不好追查。古代统治阶级假如真要追查童谣的起源，那么在儿童眼中凶神恶煞般的追查者、儿童本身缠杂不清的信息辨识能力、大多数儿童正义感未泯的心气，很容易让事情变成一滩浑水。

三是容易跨阶层传播。市井上儿童打闹在一起不提，即使是深宅大院也没那么容易完全关死儿童；在深宅大院里，佣人的儿童和少爷们也相对容易打成一气，这依然是传播歌曲的渠道，而且很难被完全禁止。这就比通过成人跨阶层传播信息容易的太多。

四是传播相对准确。儿童传唱当然不记字样，但同时儿童也不会主动去修改用词。这样最初的童谣创造者需要传递的信息到最终获取者耳朵里时，即使有部分变化，也往往会是语音相近的错字，而不是语音不同而逻辑通畅的语句；信息在成人中传播时，反而容易因为各有各自的理解，部分信息传递中在语义上变形失真。语音相似、语义不通的问题在信息接收者那里比较容易被识别出来，且当信息发起者和接收者都是饱学之士时，根据古代的严格语法，也相对容易推断还原出真实的原始信息；后者因为变形后的语句逻辑也成立，反而对信息接收者来说，容易分不清哪些是原始信息、哪些是传递中的扭曲。

这样一来，和平年代里，可以用童谣做什么，在古代许多文人眼里应该就可以有了答案。既然童谣的特点是能大范围传递出去信息形成舆论环境、自身基本安全、方便跨阶层传播、信息传播准确度在学者之间相对较高，那么童谣对有一定阶层的官员而言，就可以用来说一些不敢正面说的事情；对底层的文人而言，可以用来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在童谣的传播过程中，客观上各方均可以从中获利：统治者可以听到相对真实的信息和社会问题反馈；官员们可以借此言事；底层文人可以方便抒发不满和引发上层对特定问题的关注，大家都不太用担心责任的问题。因此这一传播形式大部分时候是可以被各方默契维护下来、打压者反而是容易被扣上暴君或暴政的帽子的。

所以这样的一首童谣被提到朝堂上时，可以认为是一封部分文人对统治者发出的匿名劝告信，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事件。这个事件如果意图在隐喻某个不在汴梁、未来将可能起义的下层人士，还能在朝堂上成为一个议题，那文臣阶层可以不要再继续管理天下大事，赶紧全体辞职了事。既然在朝堂上作为一个议题提起，那这首童谣的理解就非常简单：“耗国因家木”——道君皇帝，你修老君山空耗了很大的国力；“刀兵点水工”——水利工程不抓紧建设（也可能是水利工程的错误建设）搞不好要引发灾祸和动乱；“纵横三十六”这个无法准确解释，这三十六不确定是三十六个县、某个纪元三十六年、甚至可能指向当时某个执政文件的三十六条执行条款，需要结合朝堂或是地方管理来理解，当然对作者而言，这些完全无所谓，不需要有什么真实指向；“播乱在山东”无需解释。

当然，“播乱在山东”一句，在这个信件中虽然也说得通，但我怀疑“播乱在江东”才是最初版本。“播乱在山东”，那么蔡京和自己在江州的儿子提提朝堂上发生的事情，算是稍微重要点的事，让自己儿子对中央动态有所获知，勉强也说的过去；“播乱在江东”，那这意味着朝堂上发生的事情，直指自己儿子负责的地盘，或者是相邻的地界。相对而言，后者更需要蔡京写信给管理鱼米之乡的儿子，“嘱付下官，紧守地方”——方腊之反大概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是不是算在江东？

当然蔡九和黄文炳的应对是合乎逻辑的。他们也是把这个事情当政治事件在应对。

从这个信件明显可以看出一个状况：在这个童谣上，蔡京是被攻击的一方，甚至皇帝都是被攻击的一方，而且不好招架。建造老君山是为皇帝私欲服务的，蔡京不是撺掇者也至少是帮凶，部分文臣警告他们说这要搞出动乱了，接下来地方起义就是你们的责任，蔡京在朝堂议事上多少有些被动，以至于要和地方官的儿子提起，让其悠着点。黄文炳的建议，实际上是把这事弄成笑话，或者给出个应对搪塞过当前这一关，即把童谣进行曲解：这童谣是涉及神秘的预言，不是政治事件，对方党派文臣们错误理解了，把市井下九流人传播的信息弄到了朝堂上，他们也是个笑话。你看，这个童谣是个拆字令预言，指的是宋江这个犯人，而且我这还有反诗为证。现在这个童谣指向的正主我已经给你抓到了，送到你面前，这事已经完结，这事就算过去了。什么？你们还坚持说是官家修老君山不搞好水利工程的事情？那你们站出人来说啊。这才是蔡京可能需要的政治行为和需求。

利用童谣这个传播方式，本身就说明文人阶层没人敢承担责任、敢出来面刺官家和蔡京说事；如果当事人想再弄个童谣出来，等童谣酝酿传播成形，那可就又要一段时间过去，而且搞不好蔡京就要关注、趁没传播开的时候下手去查了。这样的结果对蔡京可太有利了——对国家发展而言也就太祸害了。

所以针对这个童谣，蔡九起初的关心点是“嘱付下官，紧守地方”；黄文炳则找到了发力点，可以通过蔡九对蔡京的政治局面给出帮助，从而自己获得实缺甚至提升。“寻思了半晌”，黄文炳谋算已定，以“笑”引动蔡九注意力开局，出示“反诗”。蔡九也不会莫名知道宋江的经历、行为和胸襟气度，看到“血染”、“笑黄巢不丈夫”，也把这认作反诗。蔡九没把这诗和蔡京的局面联系到一起，并不在意，就算写了反诗，在宋代而言也不是多大罪过，何况从外部信息怎么也看不到宋江的谋反能力，纯属发牢骚。黄文炳把童谣按拆字令一顿解释。蔡九明白过来，可以以这个为由对蔡京提供政治帮助，于是立刻安排、马上行动。

黄文炳的挑唆当然是一回事，但蔡九的应对依然暴露了其自身品德。以这种行为为蔡京提供帮助，以蔡九作为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对父亲的传承，蔡得章、蔡德彰，蔡京的品德就此被漆上无法抹去的黑点。当然，不论历史的话，其实蔡京在本书中的品德在生辰纲和蔡京女儿那里已经侧面黑过了一次，但那次的墨黑的有限，只是贪官；这次的墨一上，则是为政治斗争罔顾道义、滥杀无辜、乱行法度、无所不用其极。当然，还是通过儿子这个侧面；不过这个侧面，比女儿女婿的侧面要有力得多。女儿可以说古代妇女教育不足不懂事、女婿可以说不是自己的意愿是别人强加，但儿子可必然被认为和父亲品德高度接近。所以这笔墨可比前一次要更浓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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