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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海待’是什么？”肖梅问。

“就是海外归来待业青年。”向东笑着说，“听说有的博士回去连两千人民币的工作都争呢。”

“这些博士呀只会在学校里读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回去争两千人民币的工作，说明他在这里也没有工作过。”高歌又干掉了一杯。

“你们这次来不也是来招聘人才回国发展的吗？”向东问。

高歌鼓着充满了啤酒的腮帮子摇着头：“瞎扯！招聘人才不过是领导们找茬儿出国的理由。我给你们读读招聘条件：年龄30岁以下；学历博士以上；至少五年以上北美相关工作经验……这个招聘启事整个儿一个脑筋急转弯儿。你们想想，一个人正常人读完博士都多大了？怎么可能在30岁前能有五年工作经验呢？再说，一个人已经在北美干了五年了，生活基础都定在这里了，谁还要回去呢？”

高歌好像喝的不是酒而是水。她现在就是台上的一个角儿，台下观众喝彩还是倒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有和她有过相似经历的人的捧场，有了这些人的捧场她的成功才有了价值。

“肖梅，你怎么不喝酒呀。”高歌问。

我抢过话说：“你还不知道呢，肖梅要生老二了！”

高歌脸上掠过一丝的停顿，神情似笑非笑，灌了一口酒：“是吗，都生老二了。那，肖梅，你看要不要点个饮料？”

“你现在都稳定了，还不赶快生个孩子。”我说。

高歌不说话，推说忙，根本没有时间，等忙完了再说吧，究竟什么时候能忙完，她也不知道。

回到家，向东又开始唠叨回国发展的大计。窗台上的花又开了，今年和去年不一样，一株上面开出了红白两种颜色。

我一边听向东唠叨，一边给花施了些肥。这是我去年在一个花圃买的海棠，枝干比去年长粗了许多，枝条夹着盛开的小花，丰满得漫出了花盆。

我转身对向东说：“我承认，国内是奋斗者的舞台，就像拿破仑所处的时代就是成就人成功的时代。回去，还是留下，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了。高歌很成功，成功是要有代价的，你看她听说肖梅要生老二的时候就不开心了，这就是成功的代价。为了保住她的成功，她就要不停地忙下去，她有能力控制她的成功，但她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她的生活。她也是女人，我就不信她不想生孩子，不想享受小女人的生活，她有时间吗？”

“是啊，她成功的年纪偏偏是女人最尴尬的年纪。哎，我在说我的未来呢，你怎么又扯到了她。我这种不需要生孩子的人才在这里窝着岂不是浪费。”向东说。

夜深了，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说跟向东说别讨论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是一天两天能出结果的。

“非典”就是SARS，果子狸可不是小浣熊（1）

爸爸又来电话，听起来很慌乱，多年积压的口罩全部脱销，商店里凡是能用来洗洗涮涮的用品全部抢光……

三月底的天，北京的沙尘暴今年迟迟未来。北京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多伦多仍然在下雪。

下雪的天，又刮着风，难免让人想起一些陈年往事。四年前这样的日子，我下了班肯定是和同事坐在街对面的火锅店里。热腾腾的水开后，大伙儿争先恐后地把蒿子杆儿、冻豆腐按进锅里，然后残忍地看着它们在滚开的水里纠缠着上下翻动。　行人雪花一样一片片地从窗前飘过，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大家喝着啤酒，嚼着羊肉串儿，根本没有人理会外面的雪停了还是没停，回家用不用做饭，明天要不要带饭。

在多伦多，我们也吃火锅。广东人管火锅叫“打边炉”，只是可涮的品种要比国内少得多。吃惯了生猛的广东人在加拿大也都不吃了，这不，最近多伦多的报纸上传出广州地区出现一种怪病。

SARS——这个古怪的缩写一夜间从报纸和网络上冒了出来。还没有弄明白SARS是什么意思，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又证实了第一例SARS患者已经死亡。那个可怜的妇人从香港回来后就开始发烧，还捎带着一个无辜的护士一起走了。报纸上赫然几个大字写着死亡的医院——Grace　Hospital。几年来我们买649，连个毛都没中，这房子买的一下就中个头彩——Grace　Hospital（格瑞丝医院）就在家对面。一时间，　Grace　Hospital　成了不毛之地，　除了一二个防护严密的保安守在那里，医生和患者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邻居刚好昨天开始卖房子，现在这架势，估计就是倒贴钱也不会有人买了。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又发来健康警告，提醒市民注意最近在中国广东爆发的疫情。一时间中国和广东这两个词频繁出现在加拿大各大媒体上。人在北美，消息只能依赖于媒体的报道。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媒体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企盼者。　多伦多的华人报纸把大陆描写得“尸横遍野”，民众纷纷逃窜，电视画面中，医院里把病人用面包车藏起来逃避检查；而中国的新闻中形势一片大好，连爆发疫情的广州的交易会都是一派生机勃勃。我急忙拨了电话问国内的父母。爸爸带着批判的腔调说：“不要听国外的那些报道，他们就盼着中国不好，要相信党和人民。我们这里挺好的，没听说有什么疫情爆发，更没看见什么大面积死亡。”

第二天清晨，爸爸不惜血本地从北京打来长途：“不好了，宁宁，北京现在闹‘非典’了！”一夜之间，防治“非典”已经在北京成为一场“战争”。没过两天，爸爸又来电话，听起来很慌乱，口罩成了抗击“非典”的必备品，多年积压的口罩全部脱销，商店里凡是能用来洗洗涮涮的用品全部抢光。死亡数字被公布出来了，数字每天都在攀升，我们在这边心急如焚，却是爱莫能助。

同事Flora下班后拉了我去Shopper’s　Drug　Mart（药铺）买口罩，说是要寄给国内的亲人。我们赶到商店的时候，口罩已经卖光了，只好买了一包形状鼓鼓的塑料口罩，戴上后憋得喘不过气来，味道也古怪。仔细一看说明，原来是刷墙时用来防灰的。

奇怪的是，口罩脱销，可多伦多却看不到戴口罩的人。只有Flora大脑进了水，积极地戴上了一个抢购到的医用口罩。等在公车站上，前面一个乘客一回头，看见她戴着口罩，“啊”地叫了一声，一捂鼻子就跑了，其他人也“哗”地一下散开了，弄得她跟一只过街老鼠一样。

我家街对面那家几年来都没怎么开张的中药铺现在可是人头攒动。老板娘从早到晚地包着他们家的祖传秘方，说是能有效预防SARS。小小的一包草药就能卖到6加币，每天来买药的人都排成了长队。我就奇怪了，难道他们家的祖先早就经历过了SARS？

人生真是茫然，此一时，彼一时的。药店的生意火了，中餐馆可惨了。加拿大总理亲自出马，招呼了议员，以一种大无畏的勇气赶到China　Town（中国城）吃饭，呼吁大家出来吃饭，出来约会。　尽管装模作样地有些假，但勇气还是让我们佩服的。

“非典”就是SARS，果子狸可不是小浣熊（2）

CN　Tower（国家电视塔）参观大减价，Royal酒店住店大派送，　有人买了棒球票再以一刀卖出去来支持他所喜爱的球队……多伦多的经济在SARS的袭击中变得更加脆弱。

SARS时期的多伦多，生活照旧，只是很担心国内的亲人，我和向东好不容易在工厂区买到了一箱医用口罩，连同消毒用的洗手液，一起给国内的亲人寄去，邮寄费一算比买东西的钱还高；那也要寄。当危险和死亡逼近我们的时候，这一箱物品是我们对于那些曾经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亲人们的唯一关心。

公司里表面上是一片平静。我和Flora都因为北京隐瞒疫情而感惭愧。同事们一说到北京隐瞒疫情的问题，我们就抬不起头，好像是我们两个人干的。　出了国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在意自己的祖国，祖国的一点进步都让我们这些在海外的游民感到自豪，而任何闪失都让我们觉得自卑。自从闹了SARS，我们在办公室连喷嚏都不敢打，生怕别人怀疑我们得了SARS。

转眼到了五月，北京提前放起了长假，我和向东每天都守在电视机旁关注着国内关于非典的报道。一天夜里，新闻中已经证实，非典是由于广东人吃果子狸而从动物身上传染过来的。高兴突然指着窗户“啊呜——啊呜”地叫起来。我们一转头，一个全身黑毛，爪子很长，眼睛上面有一圈白毛的动物正趴在窗台上。我和向东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又转回了电视画面的果子狸，不会吧，怎么跟果子狸长得一模一样。

向东拿了手电出去查看，那东西“噌”地一下跳开了。电筒的光束下，那只动物蹲坐在通往地下室的走廊里，怀里还抱了四个小的，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第二天和同事们一说，他们说那是加拿大浣熊，到谁家谁就幸运。我们可没觉得，在这非典时期，本来就住在了倒霉的Grace　Hospital边上，家里又来了一家子长得和果子狸一模一样的动物，怎么是幸运呢。回到家就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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