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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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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4）

会见开始，陈伯达先澄清了上次谈话中，关于对诬陷迫害刘少奇罪行的认识。这次不兜圈子了，十分明确地拒不认罪，说：“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我昨天写了一下，……江青、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这事我完全忘了。如果我真正参加过这决定，是不会忘记的。我认为我没有参加这个决定。”然后又作了一些补充，说他曾帮助周总理解过围，对围攻总理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周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你们不听他的话，听谁的话。”还说刘少奇在天安门上对他说，要找他谈一次话。又说：“江青与我结仇，她要把我送进监狱……”听他这些话，好像他是“刘少奇的人”，是“保护”周恩来的人，又是受“四人帮”“迫害”的人。

针对陈伯达刚才的话，律师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应该负责任地告诉你，方才你讲了那么多，对减轻你的罪责毫无作用。不仅不能从轻处理，还有可能从重处罚。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想破罐破摔了。”律师给他敲起警钟。

“当然不是……”陈伯达低着头，小声嘟囔着。

“那好，只要你和我们好好配合，经过我们努力为你辩护，还是可能争取到法庭对你的轻判。”律师给他点燃希望。

“可能？真的？”陈伯达倏然睁圆了小眼睛，望着律师，目光中掠过一道久违的光芒，是希望？还是兴奋？然而马上又被那惯常的呆滞目光所取代，说：“那怎么可能呢？”陈伯达疑窦难解。

“可能不可能，要看你配合不配合了，”律师给他作耐心解释；“对你们10个被告人，法庭会区别对待的。这个区别又是依据什么呢？‘以事实为依据’，就从连续犯罪时间来看，你是最短的，自1970年被隔离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犯罪。再有，林彪、“四人帮”的几个重大罪行，如阴谋杀害毛主席、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你均未参与。所以按事实，你本应轻判。但如果你不配合，拒不认罪，我们又拿什么去和其他被告人的罪行相比较，从而得出你的罪行最轻呢？即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你辩护，得出你罪行最轻，应该轻判的结论，但是你一句不认罪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认清形势，悬崖勒马，改变态度，还来得及。只要在认罪态度上有好的表现，加上我们据理力争的辩护，法庭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从轻的判决。”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一定，一定……”说到这儿，陈伯达哽咽无语，潸然泪下。

这次，是真情吗？律师说不准。

马克昌、周亨元律师会见吴法宪

1980年11月15日，律师组负责人与司法部、公安部联系好，决定于次日上午去秦城监狱会见有关被告人。16日晨，马克昌、周亨元等律师于6时乘车，离开国务院一招所前往秦城监狱。这时已是初冬，天亮得晚，气候已经转冷，开车离开北京时，还是繁星满天，夜色未消，严霜铺地，寒气袭人。由于任务重大，一行人都考虑着如何按照要求，做好会见被告人的工作，路上很少说话。秦城监狱距北京100多公里，车速不是很快，到达时已过8时。经持司法部介绍信、公安部通知与监狱当局交涉，在他们通过电话向公安部核实后才允许进入，并将律师一行安排到管理区的接待室，由监狱长介绍有关被告人的情况。据介绍：吴法宪态度比较好，认为起诉书是实事求是的，是合适的，他对自己的罪行能如实交待，旁证材料也写得最多，揭发黄、叶、李的材料有20多万字。预审员预审，每次对他的态度都给予肯定。他还给预审员下了一次跪，说：“我犯的罪很大，枪毙我也是应该的，但我有老婆孩子，希望给予宽大。”送达起诉书时，他很紧张，表示他不要辩护，说没有什么可辩护的，后来又问：“律师真能为我辩护吗？”经过一番工作，最后他还是要求律师给自己辩护。介绍完毕，监狱当局给去监房会见被告人的律师，每人发了一张去监狱区的通行证，并反复交待：此证必须妥为保管，不能丢失，否则就出不了监狱区。这话引起每个去会见被告人的律师的特别警惕。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5）

马、周二位律师拿到去监狱区的通行证后，即在监狱工作人员引导下走向监狱区。在监狱区的大铁门前，监狱工作人员向警卫战士说明律师要会见被告人吴法宪，二位律师遂出示通行证，警卫战士看过后，当即开门允许二位律师进入监狱区。监狱区内死一样地寂静，二位律师似乎只能听到自己走路的脚步声。走到吴法宪被羁押的牢房前，二位律师自己向警卫战士说明来意，并出示通行证，警卫战士似乎已得到通知，在看了通行证后，即招呼吴法宪的监管人员，监管人员将两位律师引入预审室，然后又带躯体矮胖、精神沮丧的吴法宪出来与律师相见。预审室不大，约十几平方米，里面摆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两位律师考虑到是律师与被告人会见，而不是预审，尽管是在预审室里，也注意避免居高临下的架势，而与吴法宪隔着桌子面对面地平坐。监管人员将吴法宪带到预审室即行离去，这时屋内除律师和被告人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我们是北京第二法律顾问处的律师，听说你要求律师为你辩护，顾问处指派我们担任你的辩护人，不知你是否同意？”马律师开门见山地说。

“报告首长，我同意！我同意！”吴法宪毕恭毕敬地回答。

“我们不是首长，是律师。”

“我叫习惯了。”

两位律师对他的称呼未再置可否，各自介绍说：“我叫马克昌，是武汉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我叫周亨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讲师。”然后对吴法宪说：“既然你同意，请你写一个字条，写明‘同意马克昌、周亨元两位律师为我辩护’。”

吴法宪当即展纸用笔写好，递给马律师。马律师看着递来的字体工整的字条，不仅暗暗称赞：字写得不错。

接着两位律师向他说明：律师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为他辩护，维护他的合法权益的。根据法律规定，他享有辩护权，起诉书上对其罪行的指控，如认为不符合事实，可以提出并据实加以陈述和辩驳。

吴法宪表示认罪，他说：“起诉书指控我的罪行，都是事实，有些地方只写了一句话，其实我说得还多，没有全部写出来。”随后对自己罪行的严重性，概括地对律师陈述说：“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在‘九一三’之前，跟着林彪，与他们搞在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着我们的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与非法的、公开的与秘密的、文的与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和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妄图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是空军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灾难，损失无法计算。我对党、国家和人民欠了债，做了我们的敌人想要做而做不到的事。”他稍停了停又将话题转到起诉书上说：“我对起诉书没有意见。起诉书中第3、5、6、7条列举江青、康生诬陷、迫害许多领导人，没有写我，但我也诬陷了其中一些人。”

律师会见被告人的主要目的在于，听取他对起诉书上指控其罪行的意见，因而吴法宪讲到这里，周亨元律师马上说：“起诉书上指控你的罪行，共有11条，即第4、9、13、15、17、18、32、35、39、42、45等条，现在你一条一条给我们谈谈你的看法吧！”

“好！”吴法宪说。

“先从起诉书第4条开始。这条指控陈伯达和你等人利用一个传单诬陷国家领导人，你们谈到传单案的后台时，你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律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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