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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部分（第1页）

申请资助遭到有关方面的拒绝，本身就成了新闻。“鲍林和其他上了年纪的科学家一样，根本不想再等了，”国家癌症研究所项目规划人约翰·卡尔贝勒解释说。“他不想按一定的规章办事——科学研究也得一步一步来——而在他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森特一哲尔吉也曾要求国家癌症研究所资助他研究维生素C对健康的益处，卡尔贝勒对他也没有客气一点。“我本人是想给鲍林或森特一哲尔吉钞票的，但我就是不愿意资助那些元老派人物，”他说，“而且他们连一份可供审核的申请书都不愿送上来。”

鲍林作出了反应。他给国会几十名议员寄去了项目建议书的抄件，并附上了一封信，说明申请遭到拒绝的情况。在这些议员中，就有特德·肯尼迪、乔治·麦戈文以及众议院负责卫生和营养的几个小组委员会主任。他和鲁滨逊还与一位律师进行了接触，询问能不能控告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不公正行为。律师的咨询意见是，在法律上，美国人无权迫使他人一定要满足自己资助的要求，因此，他们控告一个联邦的机构，其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不过，鲍林的活动至少对一个重要人物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就是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文松·德维塔。“我的看法是，用抗坏血酸来防治癌症，很可能成为在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在癌症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发现。在过去的四年里，我对这一意见愈来愈深信不疑了，”鲍林在1977年初给德维塔的信中这样说。刚开始的时候，德维塔与大多数同行一样，对维生素C的价值根本就没有重视，他本人的基点就一直集中在癌症的药物冶疗上。此时，这位所长心里想，认真地作一次临床对照性试验，也许能一劳永逸地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鲍林博士开始与我在私下里接触，”他这样回忆道。“他两度写信给我，并且亲自来看望我。他使我相信，他得到的数据很有启发性……鲍林博士是一位很有说服力的人。”

在劝说国家癌症研究所对维生素C作一次试验的过程中，公众舆论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德维塔亲自指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征服癌症的战争”，联邦政府为这场运动已经拨出了几亿美元的资金。但是根据一些人的批评意见，他取得的成果却不多。正如鲍林不无得意地指出的那样，多年来，最普通也是最难治愈的癌症死亡率并无明显的下降。德维塔心里明白，要是他继续对鲍林采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那么一些著名科学家公开施压、国会游说话动增强以及对国家癌症研究所进行攻击等等情况就会继续下去。

1977年3月，德维塔致函鲍林称，他正在作出安排，对维生素C进行鲍林所要的那种试验。试验者将是一位无可指责的权威人士：查尔斯·莫特尔，梅奥医学院肿瘤学教授，梅奥癌症综合防治中心主任。4月，鲍林拜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商讨如何进行有关的试验。这将是一次双育试验，受试对象是相当数量的晚期癌症病人，并用大剂量维生素C。鲍林在致函莫特尔时强调受试者一定要是免疫系统未受过干扰的病人（也就是先前未受化疗或放疗严重影响的病人），以保证维生素C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增强免疫系统的能力，只要病人不死，就一定要坚持运用维生素C的治疗方法。之所以要强调这最后一点，原因在于避免卡梅隆等人所观察到的那种反弹效应，也就是突然中断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时，癌症患者的血压不但不会逐渐恢复正常，反而会大幅度下降。鲍林非常担心这种反弹效应会夺走停服维生素C的病人的生命。莫特尔似乎对他的建议持欢迎态度。根据预定规划，梅奥的试验研究将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进行。

此时，鲍林夫妇的时间大致分成了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在帕罗·阿尔托大苏尔牧场度过，另一部分则用于外出旅行。1977年夏季，鲍林和爱娃前往爱尔兰访问，在那里，他被选为一次环境学会议的名誉主席（他仍不断地发表一些言辞激烈的声明，指出人口增长过快、核武器、环境恶化等造成的危险）；在瑞士参加了一次诺贝尔奖得主的会议；又到伦敦看望了彼得，并与英国科学家谈论维生素C和癌症的关系，最后又再次去莱波谷医院拜访了卡梅隆。鲍林曾费尽心机劝说他这位苏格兰同行加入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研究工作的行列，但卡梅隆又一次谢绝了他的邀请。

鲍林回到研究所以后，事情仍像往常一样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新科学家》杂志在1977年夏曾刊登过一篇调查报告，给研究所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各种各样的研究设备凌乱不堪，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遭到拒绝，工作人员对鲁滨逊的独断专行深表不满，所办的诊所运行不到八个月就关门了，据说是诊所主任就谁是负责人的问题上争吵不休——而鲍林又不好意思进行干预和决断。

另一方面，筹资问题倒逐渐有了眉目。研究所在如《巴龙》、《华尔街杂志》等经济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构思巧妙的广告，开始收到成效：“一千只患有恶性肿瘤的老鼠待售——每只138美元”是其中一则广告的标题：“莱纳斯·鲍林——195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年因维生素C获得诺贝尔奖”是另一则广告的标题。研究所还雇佣了一家专业的直邮公司来帮助策划募捐活动，例如，《预防》杂志的读者就成了募捐的对象。事实证明，这一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功。

随着大批捐款源源不断流进，研究所的财务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1977年，来自非官方的捐款就超过研究所收入的一半；第二年，直邮募捐活动进入高潮，这一比例达到了85％。单单在1978年流进的私人捐款差不多就有150万美元。

这笔突如其来的财富，不但没有使研究所稳定下来，反而使它分崩离析了。筹资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希克斯，但是，他和鲁滨逊一直相处得不好，因此，当鲁滨逊在制订规划考虑如何使用这一笔钱的时候，两个人闹翻了。鲁滨逊想，有了这么大的一笔收入，为什么不搬出这所租来的房子，在远离加州南海湾地区选一个不那么嘈杂的地方，造一幢自己的大楼呢？他开始与鲍林和研究所理事会商量，在俄勒冈买一块土地——该州新近将某一天宣布为“莱纳斯·鲍林日”——然后再创立一个新的规模宏大的研究机构，专门开发莱纳斯·鲍林牌药物。根据鲁滨逊的设想，这一机构将会成为萨尔克研究所或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竞争对手。他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南面几英里的一个小山上找到了一块风景优美、面积为两千公顷的农业用地，并且与当地医院的官员见了面，这些人似乎都赞成在医疗研究方面进行合作的意向。他还多次拜会了该州州长。双方草签了一份在资金方面诚心合作的协议。鲁滨逊看到自己的前程突然明亮美好起来，他将成为一个受人仰慕的大型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我们要建立像斯坦福大学那样的一所名校，”鲁滨逊说道。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梦想。那时，鲁滨逊新婚燕尔，因而，去看望鲍林夫妇的次数急剧减少；在此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度甚为密切，鲁滨逊几乎称得上是他们的另一个儿子，但是，这种关系近来却开始冷淡起来。再说，他和鲍林在思想上也缺乏沟通。举例来说，鲁滨逊认为，鲍林希望进一步从研究所的日常事务中脱出身来，用更多的时问去大苏尔牧场陪伴爱娃，写写理论文章，只是偶尔几次来看看研究所的工作。鲁滨逊有这种想法也不无道理，鲍林毕竟是76岁的人了，他让鲁滨逊当研究所所长，正是因为他不想钻在行政事务堆里。因此，鲁滨逊大权独揽，颇感自在。研究所就是他的生命，而现在机会来了，一定要大干一番。

但是，在他做梦在绿树丛中建造一所新的斯坦福大学然而还未开始行动的时候，他在研究所搬家是否明智的问题上却得不到一致的赞同。希克斯可不那么急着要背井离乡到俄勒冈去安家，他喜欢海湾地区，这个地方有大钱可赚，而且社会联系众多，他仍想待在这里。研究所许多工作人员电这样想，其中有些人还是理事会的骨干。

希克斯和一些理事会成员找到鲍林，反映鲁滨逊当所长有许多缺点，不善于与人沟通思想，并且。谈到了将研究所搬迁到俄勒冈州的看法。

鲍林感到非常恼火，然而又不想陷入是非之争。他希望研究所的人自己把问题解决。1978年上半年，研究所内部不和达到高潮，他和爱娃外出旅行的兴味却更为浓厚——年初又到苏格兰跑了一趟，仍然试图劝诱卡梅隆来美国；随后又花了几大时间到古巴一游——他实在不想卷入研究所里争夺行政领导权的斗争漩涡。

此时，根据鲍林的看法，鲁滨逊也的确很不像话。鲁滨逊原本主持对老鼠的喂食、维生素C和癌症的研究。试验方案都是他与鲍林一道设计的。其想法是，向不同试验组的老鼠喂食不同剂量的维生素C，其中有一组老鼠则用海水拌和食物喂养。然而，到了1978年，鲁滨逊却自作主张扩大了试验的范围。启发他这样做的是他与一对有钱的夫妇进行的一次谈话。丈夫名为阿诺尔德·汉姆斯伯格，妻子叫埃蒂·梅伊，他们对另一种药物颇感兴趣。埃蒂·梅伊患过癌症，她本人认为，她从一本名为《怎样用自然的方法征服癌症》一书学到一点经验，就是大量吃水果、饮果汁和生吃蔬菜，结果她把病医好了。因此，这对夫妇要求圣克鲁斯的这家分子矫正研究所推广他们的做法。

鲁滨逊决定用几组老鼠试验一下这种饮食疗法，除了让这些动物服用维生素C之外，专门喂食生的水果和蔬菜。当鲍林得知这一做法时，很不高兴。一方面是因为这与汉姆斯伯格夫妇有关，他对这两个人没有好感；另一方面是不满鲁滨逊整理出来的数据。从对老鼠进行的试验得到的初步资料表明，使用的维生素C剂量很高，相当于一个人每天服用50克的剂量时，老鼠身上癌肿的数量和尺寸大大降低；但减小剂量，与一个人每天服用3克到10克的剂量相当时（这也是鲍林建议防止感冒和治疗癌症所用的剂量），其效果看来正好相反，癌症的感染率提高了，有一组老鼠的发病率几乎提高了一倍。鲁滨逊对此提出了一种解释，目的是要鲍林放心，也许是因为老鼠体内就有一种合成抗坏血酸的能力，因此，在饮食中添加的维生素剂量较小时，也许就关闭了体内的合成功能，反而形成了维生素C不足的情况，因此在喂养的食物中一定要添加很高剂量的维生素C。

使鲁滨逊更感兴趣的是，他注意到，汉姆斯伯格夫妇建议食用水果和生吃蔬菜的方法似乎还有一种辅助作用，进一步增强了单用维生素C的保护作用。鲁滨逊与汉姆斯伯格夫妇的关系日益亲密。他们曾经谈起要推广基于这些结果的癌症治疗方法，搞一些饮食疗法的配方，包装上打上经过莱纳斯·鲍林科学和医学研究所批准的字样。

鲍林得知这一消息时，真是火冒三丈。“我把他（指鲁滨逊）找来，对他说，‘你不能这样干——竟然将研究所与一些用某种不寻常的方式行医的人联系在一起。这无论如何不行，必须赶快歇手，”他记得自己当时是这样说的。除了希克斯和另外一些人一再告诉鲍林的一些事情以外，鲍林也的确感到，他这位从前的门生，经他一手提拔，当上了研究所所长。他现在搞的研究项目经过改头换面，已不是鲍林原先计划的事了。

1978年6月12日，鲍林交给鲁滨逊一份书面通知，要求他和希克斯在作任何重要决定时必须先和他商量。鲁滨逊读了这份通知以后几个小时，就把希克斯解雇了。

6月19日，鲍林以研究所理事长的身份，要求鲁滨逊辞去所长之职，并且离开研究所一段时间，以免干扰重新成立行政机构的工作。鲁滨逊要求给他30天时间考虑自己的做法，鲍林同意了。

7月初，鲍林向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发布了一份公告，要求他们不要听从鲁滨逊可能发布的任何命令，并且通知他们说，希克斯现在是研究所首席行政官。第二天，鲁滨逊发布了他自己的公告：“根据研究所的公司法条款和内部章程，我是首席行政官，”他这样写道。“无论是鲍林博士还是希克斯先生都无权解除我的职务。”

各种各样的传闻沸沸扬扬。8月15日，研究所理事会请来了律师，选举莱纳斯·鲍林担任所长兼经理。第二天，鲍林通知鲁滨逊，他开始接管对老鼠试验的工作。

九天以后，鲁滨斯提出诉讼，控告莱纳斯·鲍林研究所和五名理事会成员，其中也包括鲍林，要求赔偿2550万美元。

分裂是怎样出现的？双方在后来作出的解释中各执一词。鲁滨逊将根子归之于对老鼠的试验，称鲍林不希望发表这样的结果，即维生素C除了有抗癌作用外，还可能存在副作用。不过，鲁滨逊对自己试验的结果分析了一种可能的原因，鲍林后来在发表老鼠试验的结果时采用的就是这一种解释。

性格的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希克斯和鲁滨逊之间，水火不相容。大家都认为，鲁滨逊相对来说缺乏行政管理的能力，这也是一个产生矛盾的因素。“我认为，这一矛盾的本质和根源都在于鲁滨逊那种独断专行的作风，”祖凯康德尔这样评论说。祖凯康德尔与鲍林合作撰写了关于分子进化的论文，最终将接替鲁滨逊担任研究所所长之职。“在关系到研究所的重要决策中，他总想自作主张，……不大肯征求鲍林的意见。”

也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研究所就是鲁滨逊的生命和未来。只要研究所的大权执掌在自己手中，他就是生活的主人，就可以摆脱鲍林的阴影，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不再是听从鲍林指挥的二把手。如果说，他以前曾经担当过鲍林儿子的角色，那么他现在要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了，这几乎有一点六亲不认的味道了，阿特·鲁滨逊要搬掉这个父亲般的人物，目的是要一手掌管他们两人都视为珍宝的东西：研究所。

但是，对鲍林来说，哪怕是得意的门生，其重要性也比不上自己的声誉和研究。当他看到自己似乎有被晾在一边的时候，他开始反击了。“在此有人指出，阿特已经习惯于将研究所当作他私人的财产，”鲍林对一位记者说。“也许他以为我上了年纪，不中用了，只配坐在一棵树下抽烟了。”

鲁滨逊终于被撵出了研究所，但是，他在法律上不愧是一位难缠的对手。他递交的诉讼状，几经修改，一共有八份，要求赔偿的总数高达6740万美元。这个案子前后拖了好几年，他的身心也全部泡在其中了。他现在的任务是，扳倒他曾经帮助创建的这一所大厦，鲍林的研究所理事会毁了他的学术前程和职业生涯，他要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研究所方面的人也许这样想，时间一长，鲁滨逊的精力和钱财耗光了，他自然就会感到厌倦，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鲁滨逊和鲍林一样，仍然不断地出现在研究所的工作场所。他将自己一手购买的计算机用于赚钱的研究项目，将这些原本用于尿样分析的仪器变成了商海鏖战的工具。据他本人的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用这种方法一共赚了50万美元，这笔钱足够支付他夫妻两人的日常生活和打官司所需的开支了。

对研究所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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