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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我到远郊劳动去了，不能见面，她的处境也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每天都通信，有时一天两封信，我的信全部是报喜不报忧，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赏山水，在学习提高，在搞农村调查，在补充学识。这样多的信我们一直存着，直到文革初期，才干脆一把火送它们到了子虚乌有的渺渺之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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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2）

规定是两个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后芳乘火车送我到了雁翅。买不到硬座票了，我们俩干脆买了软席，偷偷摸摸，怕被人看见。却像一次小小的新婚郊游。这样的事也只有我们做得出来。

我想到在批判我的关头，我曾经中午一人悄悄地到附近的欧美同学会吃西餐。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也远远不是浮华者奢侈者，我接受批判，同时深信早晚能化凶为吉，化坎坷为坦途，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饮食起居，必须兴致勃勃地生活下去。

1958年10月15日我的大儿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个月了，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因为秋收和深翻地大跃进，延迟了休假。我给三个月的儿子唱那个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东北民歌《丢戒指》，王山随着我啊啊地叫。不久，这个影片与歌曲也都在报纸上受到了批评。已经愈来愈是这样一种无奈的情况了，你喜欢什么，它多半就快要挨批了。

长到二十多岁，第一个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农村是桑峪。当地人自称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口音特别，称叔为“绍”，称累了为“使”得慌或“使”着了，称有病是没精神。出门即山，梯田步步高，核桃树枣树，桃花梨花，荆蒿蔓草，花朵蜂蝶，山路崎岖，沿沟而上，山形险峻，移步换景。奇峰、奇石、奇路、奇田、奇溪、奇涧、奇谷，个神仙世界。登高望远，山村如画，山外公路，车辆如梭。春夏秋冬，阴晴寒暑，日月星辰，风雨雪霜，端的是无限风光，无限变化。这是哪儿来的机遇，脆弱的幼稚的神经纤细的王蒙能到这里一游一走一干活一锻炼一成长！

我就是这样想，真实又乐观。

根本不存在别的选择。

这里是老区，农民中就有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又赶上了千年不遇的大跃进，花样翻新，包括不吃油而把食用油点到玉米地里。食堂化，吃饭不要钱，吃一次馒头，消息传到几十公里外，到了这一天，各地亲友来桑峪白吃。最高还吃过油炸黄米（黍子）面粘糕蘸蜂蜜。农民相信这是最耐饥的食物，谚云：红薯一溜屁，切糕二里地。秋季早战，每天夜三时前起床，先是背萝卜白薯，放入匆匆挖出的窖中，后来全部冻坏。接着深翻地，翻出阴土，造成减产。全民做诗，大跃进民歌响彻云霄。扫盲落实到人，三个月要消灭文盲。立秋节气家家门框上插着核桃叶。石块垒墙，石板代瓦盖顶子的民居简陋，但是好看，绝对比日后小康了挣了不少钱了的农民，盖的瓷砖贴面、塑钢门窗的新房好看。团市委的下放干部们，一面劳动一面高唱“共产党领导，把山治呀，人民的力量大无边！盘龙山上锁盘龙呀……”“阿哥阿妹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

前一个歌约出自影片《降龙伏虎》，后者出于《芦笙恋歌》。属于下放革命干部者，按期休假，他们看过这些电影，我们是看不上的。《徐秋影案件》则是在农村露天放映的。《芦笙恋歌》的原著是彭荆风，也已在运动中落马。

1958年4月，毛主席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提到形势发展觉悟提高，腐朽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过去的剥削阶级不想变也得变，有少数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无关大局……

文章气势与内容都使我们深为触动。我们这人互相提醒不要变成花岗岩脑袋。一位爱讲笑话的“分子”说过，我们是反动派，但不是纸老虎，最多是纸老鼠，这次他又说，我们做不成花岗岩，最多做个花岗搓（读chai；第三声，即包谷糁子，为当地常吃的食品）儿粥。此话传了出去，本以为会批一通，结果尚称温馨，没怎么样。大概左派们听了这种玩笑也忍俊不禁。另外糟蹋自己硬要说也可以算是认罪伏法，是放下架子的表现，不无可爱吧。这段期间，我们的口才就都放在自我糟蹋上了。如领导让我们评改造的“上游、中游、下游”。我们干脆自称“下流”。谈到何时被揪，便说那时脸色与“屁薰”的一样。说到谁谁死了，便说无非“臭了一块地”。说到自己怎么“定了性”，划成了什么什么，便说“这回踏实啦。”

我们也参加了工具改革，什么什么都要车子化，还到北京参观了北京下放干部们搞的工具改革展览。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招改革工具，但也要作冥思苦想状，在纸上画了一些改进后的背篓子的图，无疾而终。

夏季，报上出现了快乐的言论，说是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太多吃不完，要考虑今后三分之一田地种粮，三分之一种花，三分之一休闲。到了冬天，却只剩下了一天喝两顿玉米搓子粥的份儿。拼命灌稀粥，灌得肚皮快要胀炸，五脏疼痛挪位，仍然不饱。然后只剩下了尿尿。大便少而且只有包谷皮皮，第二天风一起，大便居然毫无痕迹，真是干净得很。于是你病我病大家轮着生病，我也是一会儿长针眼，一会儿拉稀，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咳嗽不止。乡里有一个中医，是跛子，他的老婆是哑人，但很健康。他帮助了我们艰难地挺了过来。

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3）

即使这样，桑峪的经历仍然被我珍重，我与大自然，我与农村农民一拍即合。茫然中使我兴奋，宽阔中使我慰安，山野中使我得趣。我得到了新体验，新知识，新感觉。例如当地农民对于酒的评论，他们只承认白干，他们说葡萄酒是“酸泔水”，说啤酒是“马尿”。他们说“北京出（产）什么？就出大粪。”他们还说北京的东城，富人多，大粪有劲，价钱也比西城区的粪高。我们的掏粪队长李三，是当年的队游击队长。他一再嘱咐我们，越是脏活，越要做得干净利索。我也难忘公社化时家家把自己的淹好了的咸菜缸往食堂里送的情景。我也不能忘记立秋节气时家家门上插上一枝核桃叶。小子何德？与闻其盛！

也许这当真是阿Q精神？也许我当真忘记了自己的严峻处境？也许我的细胞里有中国失意文人徜徉山水之间的遗传基因？我毕竟还年轻，没有什么好着急的。山风清爽，山色斑烂，山径畸岖，山石踊跃，山野辽阔；水光鲜丽，水波粼粼，水道弯曲，水声如语；星空如洗，皓月如银；地块参差，田亩雕砌，草木旺盛，虫鸟飞翔；地气徐来，炊烟袅袅，农事辛劳，节气分明，民风朴厚，民俗亲近……美哉桑峪，秀哉山村，何缘相亲相依大半载，如诗如梦也哦！

二十五、一担石沟（1）

1959年春季，桑峪远山梯田上的梨花盛开，洁白如雪，（花瓣）翻飞如蝶，最美丽的季节到了，我也到了告别桑峪的时刻。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到这个名叫屁股峪，需要爬一个小时山路的地点去看梨花了。这儿有一株我平生看到过的最大的梨树。团市委的下放干部，主要是市团校的工作人员们回城了，我们这些另类被分配到潭柘寺附近的南辛房大队一担石沟。

一担石沟山势更加陡峭，梯田更加窄小，许多远地都已荒废。这里在大跃进中成立了造林大队，由市委、团市委、北京日报等单位出资、出人造林，远山油松侧柏、近山苹果蜜桃，还想搞点副食生产补助机关。由一位王姓主任负责这里的工作，上述单位的干部轮流前来劳动，一至两个月为期。我们编为八班，为长期工。另有一七班亦是长期，人数较我们少，属于历史有问题者。七班有一位同宗，旗人，说话极雅致，客气，温柔，标准老北京，略带女气，满脸带笑地用多礼的腔调对我介绍说：“您老八班是右派分子，我们七班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的调门与社交场合互相介绍：“这位是张老板，那位是刘二爷……”绝无二致。所谓语言暴力的另一面会成为语言的润滑与失义，成为语言的程式化空心化与社交化，就像英语称呼谁都是dear。我不知道，英语民族枪决一个犯人的时候是不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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