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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伦贝迪明确地提出：我们必须发展一种种族骄傲。自然界赋予了黑人各种力量和高贵的成分，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夺走的。要打破那种白人津津乐道的黑人自卑感，恢复非洲人的自尊，从而创造一种全新的、积极的自我形象。非洲人应对过去的成就、未来的信心以及非洲人的天然黑色发出一种出自肺腑的热爱。“我们必须坚信我们并不低于任何种族。非洲和我们自己构成了一个整体。”同时，他自认为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这就是“统一和解放非洲的神圣使命”。

在政治方面，伦贝迪强调非洲统一的思想。他认为，非洲人注定要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非洲大陆必定要成为一个国家，从而在世界大家庭里占有一席之地。“非洲是一个黑人的国家”，用他的话来说，非洲人是非洲这块土地的原始居民，从很久以来，他们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所有的非洲人的肤色决定他们将组成一个民族，目前这些异族的众多部落将演化成一个同根同源同类的民族。而民族团结统一的基础是非洲人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是不受其部落关系、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或经济基础等条件限制的。在他看来，所有部落团结成一个民族是争取解放和进步的绝对必要条件。

很明显，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就是一种非洲民族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非洲的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根源于对非洲这块土地的热爱、对非洲的过去和未来的一种深深的热爱。“将所有的非洲人在非洲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纽带是对非洲—一我们的祖国和她的自由的充满激情的炽热之爱。”尽管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在哲学上并不深刻，在政治上亦欠成熟，加上表述上的抽象，使同时代的南非黑人群众并不容易接受；但是在一批青年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却很有鼓动性。这种致力于发掘和强调非洲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文化民族主义，激励了整整一代非洲的青年政治家，在他们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激进的南非政治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伦贝迪的思想武装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青年政治家，为青年联盟的成立（1944年）并于1949年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取得支配地位提供了思想武器。难怪有人认为，非洲真正的现代解放运动是从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成立而开始的；而青年联盟的非洲主义思想则来源于伦贝迪。

第五章　青年联盟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

·苏玛博士的温和策略

·“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

·“老卫兵”与激进派之争

·“宫廷政变”

·非国大起死回生

法国早期思想家爱尔维修曾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在40年代中期的南非，一批光彩照人的青年领袖开始活跃在黑人解放运动的舞台上，他们中有温和务实的奥立弗·坦博，有理论大师安东·伦贝迪，有富有组织才能的沃尔特·西苏鲁，有后起之秀纳尔逊·曼德拉，有果敢激进的罗伯特·索布克韦，还有姆达、罗巴洛科等。这些人物产生的原因当然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但不容否认的是，历史上任何伟大的革命斗争都必然造就自己的英雄人物。正是这批英雄人物使青年联盟能突破老一辈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传统斗争方式，于1944年成立。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前身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于1912年。如前所述，1913年制定的“土著土地法”不仅禁止非洲人购买或占有保留地以外的土地，还禁止他们在欧洲人的地产上进行独立的经济活动，其目的是不让班图农民在保留地外单独从事农业劳动，而迫使他们到矿山去做工。这一法案促使非洲人意识到他们在被人掠夺和剥削。在群情激奋之下，非洲人的第一个政治团体由此而生。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就是在1912年“土著土地法”草案公布后组织起来的，为首的是几位知识分子。约翰·兰加利巴莱尔·杜比当选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第一任主席，他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教师兼牧师。曾被教会派往英美学习的非洲律师皮克斯利·卡·艾萨克·塞姆博士当选为司库，秘书长则是来自开普的一位靠自修出身的职员所罗门·茨赫基索·普拉彻。

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是知识分子和部落酋长的结盟，或者说是现代社会精英和传统统治阶级的结合。它的组织机构亦很奇特，以两院制议会为基础，有酋长们组成的上院和平民组成的下院。两院各有自己的议长。巴苏陀人的最高酋长莱特西二世是一致选举出的名誉总督和上院议长，他坚决反抗荷兰移民的土地扩张，直到1884年才不得不请求英国人保护。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的机关刊物是由塞姆博士于1912年创办的《人民报》，它在财政上得到斯威士兰的摄政皇后纳托齐贝尼的支持。这家报纸以英语和3种非洲语言出版，是非洲人的第一家民族报纸。

国民大会的政治目标是竭尽全力来反对政府的“土著土地法”的实施，同时，它也希望成为一个“保护非洲人的权利”的组织。根据塞姆的意见，该组织应建成一个公开的机构，不怀任何不良的目的，尽可能地公开向政府当局提出不满意见，以求讨论和纠正。主席杜比先生后来回忆，当时非洲人与政府打交道“不是带着长矛，而是作为忠诚恭敬的臣民，其目的是为了申诉苦情并清除那些导致贫穷、偏见和有歧视意味的立法等种种障碍”。这些语言表明，当时的国民大会事实上还不能算是一种民族运动。同时，1919年通过的章程中规定的国民大会的策略亦表明，立即实行非洲人的代表制并非该组织的目的，这种斗争方式有必要“等时机成熟了才可采用”。这一章程还规定，最适宜的方法是决议、抗议、宣传、代表团、调查、“消极行动”、教育、讲座和散发有关材料，同时还力争取得有同情心的白人的支持以改变现状。

这样，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的早期活动局限于和平抗议和请愿。国民大会成立后即把以约翰·杜比为首的代表团派往伦敦，指望得到英国政府对非洲人的土地权利的保护，结果可想而知。大会代表团刚刚空手而归，在布隆方丹的一个特别会议上作汇报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一次大战中，国民大会的领导者采取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大会郑重声明它效忠英国政府。他们误以为英国一旦获胜，将会感谢他们的忠心而改善目前状况；即使英国战败，他们更容易迫使政府让步。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们主张应把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斗争推迟到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1915年起担任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秘书长的塞洛普·西马为首的一个黑人代表团来到凡尔赛，代表那些没有代表权的南非人在和平会议期间进行活动。当时在法国，非洲代表团的成员所罗门·普拉彻出席了由杜波依斯博士①在巴黎组织的第一次泛非大会。

①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1868—1963年）：（加纳籍美国著名黑人领袖，历史学家，反帝战士。他是泛非运动的创始人，曾积极推动1900年以来的四届泛非会议。1945年当选为第五届泛非大会的主席。由于他反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曾多次遭到美国政府的迫害。1961年以后，移居加纳，1963年加入加纳籍。著述甚多。1963年病逝于阿克拉。

1925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改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采用“上帝保佑非洲”作为会歌，并设计了黑色、绿色和金黄色横条的旗帜。1927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古默迪的罗马天主教徒当选为主席。但由于他的明显亲共态度难于为会员所接受，因而他很快就被国民大会的创始人之一皮克斯利·塞姆所取代了。1927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了一个反对反非洲人立法的群众抗议运动。1929年9月，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工商联盟的一些支部举行了联席会议并建立了所有非洲人及其社团的统一战线组织—一非洲民族权利同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当选为该同盟的主席。第一次同盟会议又发动了一次反对反非洲人立法的请愿运动，并决定每年12月16日，即丁干日，作为非洲各族的民族节日举行庆祝活动。这次运动的结果是迫使政府放弃“土著代表议案”。

1935年，赫尔佐格一史末资政府再次向议会提出“土著代表议案”，这促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这年6月，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左派分子的倡议下，几个群众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会议，决定召开所有非洲组织的大会，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反对反非洲人立法的统一战线。12月16日，南非所有的非洲人组织在布隆方丹举行了国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约有500人，包括印度人和各种有色人团体的代表，使这次盛举成为南非历史上非白种人最广泛的一次集会。然而这次集会并未产生什么实际影响。更令人失望的是，1936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南非联邦对英王必须“信任、爱戴和忠诚”。非洲人国民大会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它的日渐衰落也是在所难免的了。到194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停顿下来。改革的时机到了。

1940年，艾尔伯特·苏玛博士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苏玛博士致力于复兴非洲人国民大会，想通过整顿国民大会的管理机构，加强组织人员的责任感和效率，将该组织转变为前所未有的群众组织。但是，他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的迁就态度和在争取非洲人的完全权利方面的渐进主义使他的支持者逐步减少。然而，苏玛博士的最大失误仍与他的前任一样，忽略了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这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目的。

1945年举行的第五届泛非大会标志着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发展的新阶段。非洲人国民大会亦派出代表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①会上一致通过了一系列“非洲人要求”。他们要求采用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要求降低所有的种族壁垒：废除令人痛恨的“通行证法”，教育平等和机会均等，同工同酬以及购置土地的平等权利。1946年，苏玛博士到纽约旅行，把这些新近提出的要求递交联合国。

①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克瓦米·恩克鲁玛、乔莫·肯雅塔、乔治·帕德莫尔、黑斯廷斯·卡·班达和杜波依斯博士等。

面对着无数次的请愿和劳而无功的要求，一批青年黑人政治家要求改变斗争方式。当伦贝迪刚到约翰内斯堡时，皮克斯利·塞姆博士邀他帮忙。通过接触与交谈，他对塞姆博士这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黑人领袖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安于现状，坐等白人政权将平等权利恩赐给黑人。他将自己的看法告诉姆达——一个于30年代即已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人青年，姆达建议应找西苏鲁谈一谈，“他那儿有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我们应该一起交流看法，提出一个行动方案。”

当时，姆达的妻子与沃尔特·西苏鲁的未婚妻和曼德拉的女朋友伊弗林都在一起参加护士培训。当他拜访了西苏鲁在奥兰多的家并见到曼德拉以后，曼德拉马上提出要见伦贝迪，“他的思想太有吸引力了。”很快，这几个人又在另一个人家里见了面。这次还有刚到约翰内斯堡的坦博，他也是一位积极的改革派，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一辈领导人的斗争策略深为不满。曼德拉和他的这些朋友戏称这些领导人为“老卫兵”，确实到了该换岗的时候了。

第一次改革派的正式会议是由姆达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伦贝迪、曼德拉、西苏鲁、坦博以及约旦·恩古班尼，一名来自纳塔尔的记者和威廉·思科莫，一名参加了南非共产党的医学系学生。姆达首先发言，“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领导奉行的是一种趋于灭亡的保守主义和假自由主义，它追求的是一味的姑息和妥协。”在会上，曼德拉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分析了南非的形势，强调行动的迫切性。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南非的工业发展迅速，这样使黑人在南非工业劳动力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史末资政府的各种反对非洲人的政策，城市居民正在觉醒，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最近发生的亚历山大工人抵制汽车公司的斗争就是明证。“我觉得现在是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极好机会，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在讨论如何组织群众时，恩科莫提出应抓紧时机，大力发展有组织的工会。伦贝迪指出，任何群众运动的成功取决于一种黑人民族感的建立。西苏鲁提醒大家应充分认识目前南非黑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自己对手的实力。

在这次汇集了将在南非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的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交换思想，最后在三个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一，斗争的方法。他们认识到，黑人地位的改善靠议会道路是走不通的，指望由这些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人通过土著代表议事会①来表达非洲人的意愿只是妄想。要提高黑人地位只能靠非议会道路。第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领导奉行的政策很难适应目前斗争的需要。他们不是发动群众，而是害怕群众。他们对群众抗议的厌恶实际上与白人政权对“暴民政治”的恐惧是一个性质。第三，会议同意与会者下去与各自的熟人朋友讨论一下组成一个青年运动的可能性。这个运动可以暂名“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联盟的主要任务是为“老卫兵”充当思想库。姆达后来解释这一策略时说：“我们不愿意激怒或疏远苏玛博士，因为没有他的允许，我们就不。能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施加影响。”

①土著代表议事会成立于1936年，是赫尔佐格当政时实行的一项土著政策。它成为反映黑人“共同利益”的官方咨询性机构。其成员包括6名白人官员和16名黑人代表（其中12人民选，4人指定），一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亦曾任职此会。该会于1951年取消。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些青年改革派起草了一份“青年联盟宣言”，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见苏玛博士。在会客厅，苏玛的妻子玛蒂·哈尔向代表团讲述了她自己的政治哲学。她是美国黑人，从事的是社会工作。尽管她每天都要与缺衣少食的黑人或流离失所的孤儿打交道，但她始终相信：南非黑人亦必须重复美国黑人的老路，只有通过几十年的耐心等待和经济自助之后，黑人的境遇才能得到改善。苏玛博士回来后，当他得知了这些青年人想组织一个青年联盟未动员群众时，他感到十分不安，“我们不是已经有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吗？”代表团成员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奇怪政策是它根本就没有行动的纲领，既无消极抵抗亦无其他类似的计划。这样下去只会失去群众。苏玛博士的解释是非洲人作为一个集团既无组织又无纪律，如果像青年联盟计划的那样，只能是操之过急；非洲人国民大会缺乏关心黑人运动的人，行动只能带来暴露和损失。然而，这些青年政治家坚持自己的看法，要求苏玛同意青年联盟的成立并批准他们初拟的纲领草案。在这种情况下，苏玛博士自知拒绝将意味着分裂，只好在仔细审阅了他们的纲领后表示同意。

1944年的复活节那天，在埃洛夫大街的班图人社会中心，约100多名黑人青年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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