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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部分（第1页）

不但此也，溯自通海以来，外交之失策，不可胜计，国际之声誉，几无可言。以积弱衰疲之国，孤立于群雄角逐之间，情势之危，莫此为甚。而意外变乱，又往往无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后患辄不堪设想。惟我皇帝睿智渊深，英谋霆奋，遇有困难之交涉，一运以精密之谟献，靡不立解纠纷，排除障碍，卒得有从容转圜之余地。而远人之服膺威望，钦迟风采者，亦莫不输诚结纳，帖然交欢，弭祸衅于樽俎之间，缔盟好于熟槃之际。此功在交邻者六也。

凡此六者，皆国家命脉之所存，万姓安危之所系，若乃其余政教之殷繁，悉由霄旰勤劳之指导，则虽更仆数之，有不能尽，我皇帝之功烈所以迈越百王也。

请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荡荡巍巍，原无二致。至于一身行谊，则矩动天随，亦有非浅识所能测者。即如今兹创业，踵迹先朝，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明谕引此为惭德，尤见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觉其虑之过也。夫廿载以来，往事历历可征，我皇帝之尽瘁先期，其于臣节，可谓至矣。

无如清政不纲，晚季尤多瞀乱，庚子之难，一二童騃，召侮启戎，万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灭祀，指顾可期，非赖我皇帝障蔽狂流，逆挽滔天之祸，则清社之屋，早在斯时。

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为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挚。患满族之孱弱也，则首练旗兵。患贵胃之暗昧也，则请遣游历。患秕政之棼扰也，则厘定官制。患旧俗之锢蔽也，则议立宪章。凡兹空前之伟画，壹皆谋国之良图。乃元辅见疏，忠谠不用，宗支干政，横揽大权，黩货玩戒，斲丧元气。自皇帝退休三载，而朝局不可为矣。

及武昌难作，被命于仓皇之际，受任于危乱之秋，犹殷殷以扶持衰祚为念。讵意财力殚耗，叛乱纷乘，兵械两竭于供，海陆尽失其险。都城以外，烽燧时惊。蒙藏边藩，相续告警。而十九条宣誓之文，已自将君上之大权，尽行摧剥而不顾。谁实为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后虽入居内阁，而祸深患迫，已有芨芨莫救之虞。老成忧国之衷，至于废寝忘餐。拊膺涕泣，然而战守俱困，险象环伏，卒于挽救之无术。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举国政于朝纲之大，一委诸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俱举，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万不得己，仅以特别条件，保其宗支陵寝于祚命已坠之余，此中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为极意绸缪者，其始终对于清廷，洵属仁至而义尽矣。

若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中华帝国之首出有人，复睹汉宫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覆育之量，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尚兢兢以惭德为言，其实文王之三分事殷亦无以如此。而成汤之恐贻口实固远不逮兹，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以为敻绝古初也。然则明谕所谓无功薄德云云，诚为廉抑之过言，而究未可以遏抑人民之殷望也。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差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硁硁然守仪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着佑，亿兆归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冀撝衷勉仰，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总代表不胜欢欣鼓舞恳款迫切之至。除将时今发还本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仍行赍呈外，谨具折上陈，伏乞睿鉴施行。”

袁的洪宪称帝，两揖一让就在民国4年12月11日一天之内完成。

民国4年12月12日，袁发表接受帝位的申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共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

七十五、皇帝总统

于是袁大总统成了袁大皇帝——时间是民国4年12月12日。

从这一天起，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既有总统，又有皇帝，既不是中华民国，又不是中华帝国，所以在公文上便显得异常混乱。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奏折文字庄严，抬行写“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称臣称皇帝陛下都不恰当。不过，从这个时候起袁就不喜欢别人再称为总统。

自4年12月17日起，北京《政府公报》不再见有“大总统令”了，代之而起的，是“政事堂奉策令”，究竟是奉何人策令却是个迷。因为这策令是皇帝也是总统、既非皇帝也非总统的袁世凯所发出，袁在这些策令中既不自称为“朕”，又不自称为“本大总统”，而称曰予，这个口吻至少是准皇帝口吻。

这是个稀奇古怪的时期，中国有一个人又是皇帝又是总统，袁党在公文程式上想出了一个方法，这是废除了总统的称号，也避免用皇帝的封号　，尽可能使用些含混的名词，如“奉谕”、“谨乞钧鉴”等。

12月12日是袁接受帝位推戴的一天，这天他在怀仁堂接见了简任以上文武官员200余人，这些大小官员纷纷向袁祝贺，文官在东，武官在西，排列整齐，向袁行三鞠躬礼，由内史监阮忠枢率领，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司仪。袁发表一篇简短演说，说是为了救国救民：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袁接受帝位后的第二天，12月13日下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令》，令文如下：

“前清逊位，民国成立，予以薄德，受国民之付托，揽统治之大权，惟以救国救民为志愿。忧勤惕厉，四载于兹，每念时艰，疚惭何极！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本惩前毖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迫切呼吁，文电纷陈，佥请改定国体，官吏将士，同此悃忱。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置词，人之不谅，旋经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借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外征大势，内审素怀，事与愿殊，异常悚惧。从民意则才不足以任重，违民意则理不足以服人，因应胥穷，旁皇竟目。深维好恶同民之义，环顾黎元望治之殷，务策安全，用奠区宇，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特此通谕知之。此令。”

大总统做了皇帝，副总统怎么办呢？黎元洪由武昌入京幽居瀛台后，便以“无智、无能、无为”自处。帝制运动开始，黎更装聋装哑，4年9月6日起，黎即不出席参政院，并一再请辞副总统和参政院长职，希望回原籍黄陂休养，这当然不会得到袁的允许。黎知道离北京是办不到了，乃借口夫人有病，瀛台过于寒冷，得袁同意迁居到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受领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室，并向参政院咨请辞副总统职。他像个哑巴，对任何人都不开口，从前辛亥起义，他糊里糊涂被拥推出来，那时还“唔……唔……唔……”，“好……好……好……”，这时连这些字眼也没有了。

12月15日袁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其申令如下。

“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廿七条特颁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由这道命令显示袁的阴险，他不否定建立民国出过力的人功劳，所以他要粉饰帝国与民国并不矛盾，他称黎元洪为上将，是勾消了他副总统地位；插入赣宁之役，是表示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拿新《约法》作为封王的根据，一方面表示他始终遵守民国《约法》，另一方面也使黎觉得是民国荣典而可以接受。

黎元洪的封王命令发表后，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清阿以道贺为名去窥探黎的态度，阮公然向黎称呼“王爷”，并且传达袁的意思，打算加他副元帅和辅国大将军，黎这位“泥菩萨”实在忍不住了，才吐出六个字：“你们不要骂我！”

19日袁有一令劝黎受封，有“王其祗承，毋许固辞”语，黎的智囊饶汉祥劝黎明哲保身暂受王位，气得黎从此不和他谈话。黎因为冷眼帝观，看出袁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接受王位毫无好处，他既没有勇气反对帝制，只好坚决拒绝这些伪命。

早在4月9日间，政事堂便会同各部成立了一个“大典筹备处”，由于帝制活动尚未正式行动，所以这个筹备处是不公开的。筹备处处长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兼，处员是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总务科主任沈铭昌、撰述科主任王式通、法典科主任顾鳌、内仪科主任阮忠枢、礼制科主任郭则沄、会计科主任袁乃宽、文牍科主任陈燕昌、警卫科主任张士钰。

大典筹备处秘密工作了三个月，直到12月19日袁才明令正式成立。

大典筹备处正式成立后，第一项工作是改太和殿为承运殿，原来太和殿一直便是袁任大总统后办公的地方。殿内圆柱完全漆成红色，当中八大柱加髹赤金，饰以盘龙云彩。中和殿更名为礼元殿，保和殿更名为建极殿。皇帝的御座扶背各处一律雕龙，代价达40万元，上套黄缎绣龙，座褥也是一样。御座前有雕龙的御案，案的前面排了三座古鼎，三座古炉。御座的后面陈设了九面雕龙嵌宝屏风，屏风的左右两面是日月宝扇一对。皇帝的龙袍由北京最大的服装店瑞蚨祥承制，共有两套，一套祭天时用，一套登极时用。龙袍用赤金线盘织龙衮，通体缀以明珠，嵌上钻石。此外还有平天冠一顶，四周垂旋，每旋悬珍珠一串，冠檐缀以大珠一粒。

新朝的御玺四寸见方，镌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金印五颗。

袁指定赤色是新朝代表色，以代替逊清的黄色。

关于洪宪称帝的费用，根据后来护国军所列媾和条款所载，数目约在6000万元。但有帐可查的约在3000万。秘密用出的则不知详数。这笔费用的由来，有借款，有救国储金，有各项税款、鸦片专卖之类。据调查所得：3000万用途，原定以2000万为大典专款，以1000万为登极犒军之用。自护国事起后，将犒赏军队之1000万移作战费。而大典筹备之2000万，尚余200余万由该处中人瓜分。2000万分三大类：“甲”、筹安会经费，即运动费约二三百万，内中用款，收买报馆费约30万，次之则收买名士文章及各省支会之开办费，各代表之恩给金及电报费，亦属甚钜，然亦不过百万。这所谓二三百万者，包括杨、孙之报酬金亦均在内。“乙”、三殿工程费或云270余万，或云不足200万，系袁乃宽经手。

“丙”、登极费：（一）御用品，如龙袍两袭，一祭天用值50万元。一登极用值30万元。此袍全用真金丝织成，遍嵌珠宝，而大东珠系取之清室内库，尚不在内。御玺玉质一颗，价值12万元。又金质御宝五颗已制成，所谓皇帝之宝，大者重50斤，小者重30斤，价值60万。又御极宝座40万。此外借用清室之銮驾，修理费亦数万，故御用品二百数十万。（二）典礼费：如登极用演习国乐之教员、学生冠服费，各衙门人员朝贺之冠服、朝笏费，孔庙之铺设费（按孔庙内一切桌围帐幔，本用黄缎，因新朝尚赤，一律改用红缎，大成殿及两庑，皆系新制）。还有开国纪念会，中央公园及前门一带，但以电灯及彩棚电灯牌楼而论，三日共用10余万。至各种国旗及彩灯尚在外，故此项在一二百万左右。（三）机关费：筹备处人员共400余人，或发津贴，或发兼薪，一半系专任。薪水之厚达出各部上。此外尚有向清室借来之銮仪，及内务府赞礼等人员共千余，每人日薪两圆，办公房屋皆装新式热水管以御寒，旧有板壁，皆改玻璃，饮食亦极讲究。

“袁朝”的国旗准备在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这是表示“五族共戴一君”的含义。

21日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陆荣廷、朱瑞、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22日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追封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又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计封爵者128人，一二等轻车都尉70余人。

当封爵之前，内史缮就一张大名单包括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等摆在“御案”上，袁亲手用朱笔按名点圈，五圈者为公爵，一圈者男爵。自民国成立以来，督抚之制已废，各省将军地位平等，将军与巡按使地位亦平等，袁的脑中尚留有督抚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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