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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部分（第1页）

电话局，里边还亮着灯。考虑到里面有敌人顽抗，我们先用枪打灭灯光，然后搭人梯翻过高墙入屋，打开大门。军政委走上楼拿起电话筒，和周围的县城通起话来了。

“喂！我要罗田！罗田吗？我是太湖，我是太湖！我们被共军包围了，请你们快来援助。”政委故意发出惊慌的语调。对方的回答是，他们那里也很紧张，已经自顾不暇了。政委又向黄梅、宿松、潜山等县打了电话，回答都是大同小异，不是说长官不在，就是推托无人。政委打了好一阵电话后，露出笑容，风趣地说：“他们都不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天再说吧！”

战斗结束后，部队打开敌人的全部仓库，缴获了大批棉布，使每个指战员得到一套夹衣料子。经自己动手裁剪、缝制，我们都穿上了新装，黑的、蓝的，卡叽的、斜纹的，形形色色，一派簇新，显得格外精神。我们还在太湖城内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对周围的几个县影响很大，一些群众都自动开展抗捐、抗税和分粮的斗争。到十月间，我军在英山、太湖交界地方，建立了一块纵横三十里的游击根据地。

传播革命友谊的怀表　徐文伯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块不锈钢壳的怀表。这块表，看上去平平常常，谁知道它却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深情厚谊，并铭记着我父亲徐海东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一番不寻常的经历。

事情还得从瞿秋白同志谈起。

那是一九二○年冬天，瞿秋白同志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乘坐中东铁路火车到了莫斯科。当时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很大的困难。为了响应苏联政府收集金物的号召，瞿秋白同志主动把自己的一块金亮怀表交给苏联政府，于是苏联政府就回赠他这块钢质怀表，作为纪念。

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同志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基本上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将这块怀表转赠给共同反对过立三左倾错误的老战友沈泽民同志。

一九三一年，沈泽民同志带着这块表到鄂豫皖边区工作。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地方武装组成红军第二十五军，我父亲任军长。沈泽民同志留下担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我父亲和沈泽民同志同心协力，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三三年，沈泽民同志将此表又转赠给我父亲。从此，我父亲就带着这块表，指挥红二十五军，同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沈泽民同志在鄂东不幸病逝。从此这块表便又成为我父亲纪念沈泽民同志的珍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我父亲带着这块表，同吴焕先等同志一起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我父亲又带着这块表，和刘志丹同志共同指挥劳山战役，全歼了东北军一一○师；接着又指挥红十五军团打下了榆林桥。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父亲带着这块表，率领红十五军团参加毛主席、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的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我父亲就将这块珍贵的怀表奉赠给由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合编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彭德怀同志。此后，彭伯伯又带着它南征北战，屡建战功。一九四六年，杨之华妈妈（瞿秋白同志的夫人）从新疆出狱回到延安。彭伯伯为了安慰杨妈妈，就将这块饱经风雨烽烟、辗转传播革命友谊的怀表，送还给她。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妈妈为了纪念那些为祖国、为人民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同志们，为了让后代学习党的好传统、好作风，遂将这块怀表捐献了出来。

跟海东同志在一起　詹广华一九三三年九月间，按照师部布置，我们营开到双河二区，保卫秋收。一边帮助农民秋收，一边整训部队，准备打仗。七八天后，北边有不少农民“跑反”过来，说戴民权的队伍又来了。我们原来也曾有所估计，上次，戴民权刚一露头，就被我们打了回去，肯定是不死心的。这一次进犯，可能是更加疯狂，我们便作好了迎击敌人的准备。在构杞岭的九曲湾一带，和敌人交了火后，我们就撤到冯家祠堂，待机歼敌。

这时，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派人前来跟我们联系。朱营长让我去迎接徐海东同志。在这以前我听过他几次讲话，知道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人称“徐老虎”。他对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大家都喊他“海东哥”。就在孙家大湾，我见到了徐海东同志。

一见面，徐海东同志就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你不是姓詹吗？”

“是呀，我叫詹广华。”

“你怎么在这里呢？”

“从部队下来了，现在游击师战斗营。”

徐师长叫我坐下，并倒了一杯热茶，递到我手上。他说：“你谈谈情况吧！”

我向徐海东同志汇报了敌情，并说明来犯之敌是戴民权。

徐海东同志笑着问我：“你怎么知道是戴民权？”

我说：“戴民权靠手枪队装璜门面，他只要一打仗，就先打盒子枪。”

徐海东哈哈大笑：“不错，不错，你们对敌人的特点摸得很准哩！”

我接着又汇报了以前我们打过戴民权一次，昨天又和他交了一火的情况。

徐海东说：“你们长时间游击在这里，地理环境熟悉，群众关系很好，这是克敌制胜的好条件呀！”

我笑着说：“我们战斗经验少，请首长多多指教！”

他接着说：“别客气，互相配合，战胜敌人！”徐海东同志叫我们配合二二○团一营作战，并让张营长和我们见了面。接受战斗任务后，我们便同时出发了。我们的任务是迂回到敌人后方，截击敌人的退路。

徐海东同志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双河庙东北方的孙家祠，担任正面攻击。当敌人一进入徐海东同志布下的罗网时，冲锋号响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劈里啪啦”的步枪声，震荡山谷，敌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戴民权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土地庙里，他听到枪声，走出来站在土坡上，正东张西望，我们的一位战士枪法真好，“叭”的一枪，打掉了戴民权的一只耳朵。戴狗子吓得“嗷嗷”直叫，两个马夫慌忙架着他，狼狈地逃跑了。

戴民权一逃跑，兵败如山倒。这时，我们担负截击的两个营，立刻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冲锋号吹得越发响亮，战士们的斗志更旺，个个勇猛地射杀逃敌。敌人垂死挣扎，格外疯狂。激战中，朱营长负伤了，被救下来；我带领部队冲上去，也负伤了。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才胜利地结束。俘虏敌人六百多名，缴获步枪一百八十多枝，盒子枪二十多架，轻机枪两挺，手提式两架。这些战利品，徐海东同志都亲自交给我们战斗营，作为对地方部队的支持。

我第二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时，向他汇报了另一个情况。在全军庙附近，有个光秃秃的小山包，山下是通往河南的一条要道。敌人发现我们有往北进展的动向，就在这里据守山头，卡住道口，在小山包的三面架设了机枪，布置成一个三角形的火力网，妄图阻止我们的行动。徐海东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果断的决定拔掉敌人这个据点，并作了战斗布置：下午五时开始进攻，天黑之前拿掉它！他自己带领二二三团的一个营钳制敌人的左翼。由我带领一个营，攻击敌人的右翼。我们彼此呼应，互相掩护，共同歼灭敌人。

一切部署停当，只等下午五时的到来。我的眼睛紧盯着手中的老怀表，心在剧烈地跳动着，每个战士也都充满了紧张和兴奋。突然，徐海东那边的冲锋号响了，我们这边也同时发起了冲锋。敌人发现了我们，便用机枪疯狂地扫射，阻止我们靠近小山包。这时，徐海东同志亲自上阵，带领一个连，用二十多枝步枪，摆成一个“出”字形，上下两排同时射击，集中火力，打哑了敌人的四挺机枪。当敌人的机枪一停，我带领的这一营，一声呐喊冲了上去，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徐海东同志带领部队接应我们。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我们以两个营的兵力，打垮了多于我们几倍的敌人，拔掉了据点，取得了胜利。黄昏时分，夕阳的金辉洒满了群山。我和徐海东同志跃马扬鞭，一路谈笑着，回到了宿营地。

在这两次激战中，我亲眼看到，徐海东同志既是出色的指挥员，又是勇猛的战斗员，真不愧是我军一位优秀的将领！

徐海东同志带领部队转移了。此后，我们又南下到金家寨东南的燕子河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分粮斗争。接着又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了葛藤山反击战的胜利。在这同时，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十分活跃，到处袭击敌人，镇压反动势力，破坏敌军交通，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根据斗争需要，不久，我们离开了二路游击师，编入了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四年秋，踏上了长征的道路，北上抗日。

杰出将领模范一兵——悼海东同志　家维栻敬爱的海东同志！你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已经十年了。抚今追昔，崇敬、激奋、感慨、悲愤，齐集心头。

你是我党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优秀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危急关头，你力挽狂澜；激战时刻，你身先士卒；艰难岁月，你茹辛含苦；展望胜利，你以做“有用公民”为荣；重病在榻，你以不能为党多做工作而不安。你的业绩，你的品德，融和着你的音容笑貌，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

一九三二年秋，我有幸认识你，并在你直接领导下工作。那时候，斗争极其复杂，环境极其险恶，生活极其艰苦。但是，你为党为人民总是抱着必胜信心，勇往直前，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信仰坚定、万死不辞、万难不却的高风亮节。特别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兵力向我大举进犯，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只剩下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的狭小区域。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你毫无畏惧，率领部队同强大的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郭家河战斗，你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准确地判断了敌我态势，抓住战机，坚决果断，一举歼敌三千人，赢得了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

一九三四年三月，你率领两千兵力，对付十个师近十万敌人，葛藤山一仗，歼敌一千多，活捉敌代理师长柳树春。就这样，你挥戈驰骋，以弱对强，奋战两年，＇奇·书·网…整。理提。供＇扭转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危局。七月，我军转移到白鸭山一带，敌人五个师分四路向我围攻，情况十分危急。你奋勇当先，机动灵活，在长岭岗指挥部队，出敌不意，歼灭了敌东北军一一五师，从而击破合围，给“围剿”的敌人当头一棒。十一月，红二十五军为准备长征，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时，前有敌人五个师重重封锁，后有敌人五个支队紧紧尾追，天上敌机不停地轰炸扫射，处境十分险恶。你却临危自若，料敌挥兵，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接着，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你和子华、焕先同志毅然率领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远离根据地，进行长征。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数万步骑兵的猛烈合击。这是关系到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一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你作为军首长，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亲自带领部队冲上去，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部队因而越战越勇，终于打垮了敌人，从绝境中转危为安。尔后，过豫西、入陕南，长驱千里，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转移任务。接着，攻坚克险，跨过终南山，威逼西安，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扩大了部队。然后继续长征，西进甘肃，北越西兰公路，再转甘肃东部，经过一系列激烈战斗，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立即投入反“围剿”战斗，连战皆捷，特别是劳山和榆林桥两仗，给进犯的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这对于巩固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中，你率领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并肩作战，一举歼敌，为把革命大本营奠基在陕北，立下了大功。在抗日战争中，你指挥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你率部深入华北敌后，开辟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战场；又奉命奔赴华中前线，在周家岗战斗中，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天，重创日军，乘胜收复了大片失地，取得了我军在皖东反“扫荡”的首次重大胜利。

胜利，是用血换来的。你，作为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我军的高级将领，身先士卒，九次负伤：两条腿、两只胳膊，胸口、肩膀、臀部，伤痕累累，有一颗子弹甚至从你的眼下穿过脑袋从耳后穿出。你的血，和战士的血流在一起，和人民的血流在一起，染红了“八一”军旗，染红了五星国旗，你是英雄，是真正的人民英雄！胜利，也是用艰苦卓绝换来的。在那饥无粮、住无房的艰难岁月，深山荒野里露营有你；寒风冷雨中憩息有你；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有你；行军帮战士扛枪、背背包有你；宿营烧洗脚水、打草鞋也有你。在独树镇战斗突出敌人重围时，你还忍受极度的饥饿疲劳，顶着寒风冷雨，亲自抬担架、运伤员。你真不愧是“杰出将领、模范一兵！”

身先士卒，你为革命立下大功；茹辛含苦，你为人民立下大劳。可是，当有人夸奖你的功劳时，你总是说：“打胜仗，不是靠某一个指挥员个人，主要靠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和杀敌本领，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你常说：“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不过是一个窑工。”一九三六年，你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谈自己的身世，讲自己的作为，朗朗地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一个气吞山河，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胜利后却想的是要做一个“有用的公民”，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怎样的道德品质？可是，伤病交加，夺去了你那可贵的革命活力，不等胜利，你就卧床不起。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主席就为你手书了“静心养病，天塌不管”。领袖的关怀，你当作前进的力量，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果然，你在重病中还时刻关心战场，关心胜利，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多次抱病指挥部队打仗。全国解放后，你该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了吧，可我多次去看你，总是看到你的病床上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学习不停，工作不息；见了我，也总是问情况、谈工作。你是个靠输氧气生存的人啊！一九六○年，你身体稍好，就亲自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召集我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到一九六二年军史编写出来时，你已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九天。

可是想不到，你这样一个对党赤胆忠心、为革命呕心沥血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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