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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最后问题在名字上，你们坚持Republic　of　China和ROC都不能出现，我记得宋中只说了一句“1949年后中华民国就不存在了”。只用台湾，我们政府也不愿意，你们似乎未置可否。

张：那是你们没有提，要提的话，后边就得加个China。

沈：对了，Taiwan，China中间一定要加个逗点。第一次谈完后有十几个可能的名字，各种Taiwan、Taipei、China、Chinese的排列组合都有。

第二次谈完还有四个：China　Taipei、China　Taiwan、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wan。我是觉得Chinese　Taiwan最好，因为China有国家政府的概念，Chinese代表中国人、中华民族。台湾的运动员本来就是在台湾的中国人的代表。但最初你们一定要China，台北的官员要Taipei，说Taiwan有###的味道。最后你们接受了Chinese，至于Taiwan或Taipei由我们挑。最后国际奥委会就用了Chinese　Taipei。这就是奥运模式的由来。

很快，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倒是想知道你们最后是怎么接受Chinese的？

张：我们在奥委会内部讨论也觉得China是特定的名词，Chinese比较宽泛，比较适合。台湾有台湾的解释，大陆有大陆的解释，只要双方都能向各自的政府作说明，是中性的，比较容易。不能不给台湾留口气。

其实当时邓小平只是说香港必须回来，包括台湾也是。不过，港澳是第一步，因为“台湾块头大”——这是毛主席的话。事实上，小平临终时说过，台湾除了名字不能再叫中华民国之外，其他的事都好商量。但对外还是一家，不能说兄弟俩分家。

沈：Chinese　Taipei的中文翻译始终都没搞清楚。

张：现在我们中国奥委会用的都是中华台北，在我们奥委会能控制的范围内，如开幕式、闭幕式、秩序册等都用中华台北。

沈：但别的方面还没弄清楚。

张：别的方面我们奥委会管不着。

在我们的对话中沈先生还回忆了他和清华大学的友谊，由于篇幅关系我就不引用了。

1979年10月26日晚上，我们一行出席了爱知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为庆祝名古屋决议和欢迎以郑敏之为团长的中国乒乓球队访日而举行的晚宴。许绍发教练和郭跃华、张德英、倪夏莲等乒乓球运动员都参加了庆祝晚宴。爱知县和名古屋市其他许多要人和乒乓球界及后藤一家共有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了晚宴。中日朋友欢聚一堂，十分热闹。

随后两天我们在东京分别参加了“读卖新闻”社长正力亨、日本体育界老前辈城户先生、日本棒球杂志社、日本田协主席青木半治的宴请，并参加了日本体协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举行的招待会。宋中秘书长率我们一行还分别拜会了我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和日本奥委会前会长田佃政治及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岛健藏夫人。

1979年10月29日我们告别日本众友人顺利返回北京。

在随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向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做了必要的工作。

1979年11月26日晚，领导指定由我和许德迁同志在国际司值班室值夜班，密切关注11月25日（瑞士时间）截止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通讯表决的结果。许德迁同志长期从事信息情报工作，经验很丰富，中英文都很考究准确。我们一起又一次分析预测了通讯表决结果。虽然我们感觉这次胜算较大，但在最后一刻心中仍不免惴惴不安。偏偏好事多磨，我们原来估计有可能提前揭晓表决结果，所以从下午6点一直等到夜里10点，4个小时有度日如年的感觉。由于不时要应付从领导到同事们和新闻界的不断询问，也忙得不亦乐乎。本来提前与国际奥委会贝丽乌夫人和阿迪达斯公司总裁达斯勒先生约好，不管是国际奥委会还是阿迪达斯公司，一旦获得通讯表决结果，就立即通过传真通知我们（因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子邮件）。贝利乌夫人原来估计最迟下午4点半（即北京时间晚10点半）通讯结果可揭晓，从北京时间10点半开始，我和许德迁同志寸步不离地守在传真机前，值班室的闹钟一秒一秒的滴答滴答响得令人心烦，颇有点高考开卷前的感觉。我们一直等到夜里12点，贝丽乌夫人和达斯勒先生才几乎同时发来传真告诉我们通讯结果。在89个委员中有81人参加了通讯表决，62人赞成名古屋决议，17人反对，1人弃权，还有一张票被视为无效。我和许德迁同志高兴地呼喊了起来“我们成功了，通过了！”在深夜空荡的办公楼里只有我们的喊声在回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决战名古屋（7）

国际奥委会正式通过了名古屋决议，即“奥运模式”。中国奥委会以全国性组织的名义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同时我国台湾也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在改旗、改歌和改徽的前提下留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内。

回头去看，这个“奥运模式”是有关各方在若干年里，经过反复探讨、不断摸索、内外交流，在实践中被创造出来的。这个“奥运模式”的形成既受惠于诸如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霍英东、霍震霆、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萨马兰奇、西贝尔科、姆扎里以及贝丽乌夫人等一大批国际体育界朋友的推动，更受惠于邓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的英明决策与指挥。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思想的雏形，是他“一国两制”思想在体育领域的具体实践。

1979年11月27日下午5点，我们在工人体育场18号看台下大会议室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1979年11月28日下午4点，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了庆祝茶话会。我们邀请了邓小平同志和邓颖超同志、陈锡联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体育界领导及老体育工作者出席。邓颖超同志在茶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根据宋中同志的安排，我还分别去了著名画家吴作人、李苦禅、黄永玉同志家请他们分别为庆祝恢复我国席位而作了字画。并请他们与肖芬、何岩、袁鹰等著名文化艺术大师一起出席了这个庆祝茶话会。在茶话会上，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与我国体育界的领导和代表们兴奋地谈起了我国体育的未来。当时谈到的最集中的话题是参加来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邓小平同志仍然认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中国应当承担起举办奥运会的义务。”

1979年11月28日，邓小平同志出席了国家体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恢复我国

重返奥运的茶话会，邓颖超副委员长（后左一）发表了讲话（前右二为作者）

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时，就曾提出条件成熟时，中国要举办奥运会。这个话对我们从事国际体育工作的同志们来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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