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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余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其中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时至今日，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编者注

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说*已和我军妥协合作云云。因此，在*被我击溃之后，我即发一急电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西窜”，我军加以堵截，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为我击伤击毙的凡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已就地设法遣送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在苏、浙、皖、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庶使“被胁”良民返乡务农，并慰其父母妻子喁喁之望，实为德便云云。

吴铁城得电后，立即回电说，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云云。在我和吴市长数度电报往返后，全国非CC系的报纸俱有报道。因而CC系报纸造谣中伤的阴谋，适自暴其丑，从此不敢再度造谣了。这也是“剿共”战役中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既不能得志于广西，乃西走入黔。我得报后即分电中央和贵州省省主席王家烈，建议将湘黔边境道路彻底破坏，凭险防堵。因湘黔边境多羊肠小道，一经破坏，*即运动困难。中央军和我军再从后夹击，则湘黔边区便为远东*的坟场了。孰知中央置若罔闻，其原因固然是中央别有企图，同时也可能是中央军实在不经打，与其见屈于*，倒不如保存实力，慢慢跟进，以占领*离去后的地盘。

1934年底，*入黔，贵阳吃紧。为免贵阳失守，我遂派廖磊率我军精锐的第七军，星夜赴援。*乃舍贵阳，北走遵义。嗣后不久，蒋先生即偕顾祝同飞贵阳视察。事毕，蒋先生即原机返宁，贵州省省主席王家烈亲赴机场送行。当飞机正发动时，蒋先生忽命王主席上机，告诉他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家烈闻言大惊，连忙道：“我还有事务待亲自处理，且随身也无行李。”蒋说：“你可招呼随从人员回去收拾，交随行飞机带去。”王氏无奈，只得到机舱口吩咐了善后事宜，随蒋先生往南京。不久，中央便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省主席。所以*西走，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绕过贵阳之后，一部分取道滇黔通路开往云南，顾祝同也遥领大军尾随其后。云南省省主席龙云得讯大恐，乃倾全力堵截，和*血战于滇边，*不支而北走，与朱、毛在遵义会合，往川边进军。四川省省主席刘湘又为之惊惶失措，乃调重兵至大渡河一带严防，并急电龙云，请派兵乘势夹击。龙云复电，请刘湘转向中央请示，质问顾祝同，其大军不追击*，却屯于黔滇边境，用意何在？刘湘乃商请张群转呈蒋委员长办理。中央不得已，乃将顾祝同所部主力北调，然*此时已越过大渡河入川了。大渡河夙称天险，太平天国时，翼王石达开便铩羽于是，终至身殉军灭。今朱、毛却能飞渡天堑，长驱北进，非朱、毛的才略远过翼王，只因蒋委员长培养来等候他们往成都为其效死力而已。蒋先生玩火*，朱、毛终至壮大，席卷神州，岂非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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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1）

一

“九一八”以后，全国都在抗日气氛笼罩之中，人心悲愤。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前内战中的重要领袖们，现在多少都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概念，认为内战实在不应再继续了。孰知就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两件可笑的小政变。一为1933年，抗日成名的十九路军诸将领所导演的福州“人民政府”；另一则为1936年夏，陈济棠在广州所号召的“反蒋抗日运动”。两件都富有高度的戏剧性。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干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全国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中央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淞沪战后，中央为防止十九路军再度抗日滋事，有碍和局，乃将蒋、蔡等部队调防福建，并任命蒋光鼐为福建省省主席。其实，中央如真为防止十九路军闹事，则大可将蒋、蔡等调往河南、安徽等无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岂不更为保险？蒋先生不此之图，而调之入闽，实系一阴谋。

因十九路军原为北伐时第四军的一部，将领官兵多为粤人。其指挥官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更自视为广东的主人翁。十九路军于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奉调自粤北上，使时为广东省省主席的陈铭枢顿失羽翼。不久，陈铭枢便为陈济棠排挤而去，其心中对陈济棠和蒋先生的怨恨，无时或释。一有机缘，渠等便想在广东卷土重来。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击二鸟的目的。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广东方面的陈济棠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顿时感到极度的不安，而蒋先生则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统治的手法。

不过此时陈济棠虽感恐慌，十九路军的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各人，对蒋先生这一手法却洞若观火，不愿轻易上当。故陈铭枢设法和陈济棠取得和解，希望福建和两广合作，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号召抗日，和南京的汪、蒋相对抗。但这一计划却不能为陈济棠所接受。因陈济棠盘踞广东，俨然是岭南之主。如在广州组织政府，则党中*以及陈、蒋等人将接踵而至，这样则抗日反蒋未成，而济棠先已失其在广东唯我独尊的局面，所以陈铭枢、蒋光鼐等人虽舌敝唇焦，陈济棠仍不为所动。

陈铭枢、蒋光鼐等无可如何，乃积极向我们游说，希望广西和福建合作，逼迫陈济棠同意开府广州，使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不负起抗日的责任。而白崇禧和我则期期以为不可，因此项措置将愈陷国家于分裂。当前问题的中心是中央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等到忍无可忍，则必然被迫抗战。一旦抗日战事爆发，则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对外，若再开府西南，实非国家之福。

孰知陈铭枢、蒋光鼐等，昧于大势，不听我言，决定单独行动，树立中枢于闽垣，用资号召，并仍向我们游说，希望福建举起抗日大旗之后，两广即通电附和，以壮声势。我和陈济棠竭力劝阻，也难遏止他们的行动。此外他们更竭力和“急进派”*人士徐谦、谭平山、陈友红、章伯钧、沈钧儒、黄琪翔等，合作包围李济深。济深斯时刚自南京汤山恢复自由不久，避居香港，孑然一身，久静思动，而内心对蒋氏又极端怨怼。当他被陈铭枢等包围时，我曾向他献议，略谓：在目前情势之下，只以十九路军为后盾来组织中枢，号召抗日，似嫌势孤力单，反予蒋氏以借口。请告诫陈铭枢等慎重考虑，不要轻举妄动，自贻伊戚。李济深也颇以为然，主张慎重，不可孟浪从事。我乃自香港转广州回南宁。无奈陈、蒋、蔡和第三党领袖们对开府闽侯一事，仍积极筹划，势在必行，即使两广反对，他们也要硬干到底。1933年秋，陈、蒋、蔡等和第三党分子、“急进派”*人士接触频繁，并陆续齐集福州，另外更与江西瑞金的*取得谅解，因而他们在福州组织“人民政府”的空气已甚嚣尘上。个中情节，蒋已深悉，然渠却故作不知，只是暗中从事军事准备。

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2）

到10月下旬，福州已密锣紧鼓准备成立政府。陈、蒋、黄、章、沈等人，要求李济深立刻前往主持。济深以为不可，然陈铭枢却诳他说，福州方面各级军官已准备发动，陈等无法控制，希望李济深亲往解说。李为忠厚长者，信以为真，且经不起左右亲信张文、李民欣等的怂恿，遂决定往福州一行。

当香港方面包围李济深已至成熟之时，我在南宁和白崇禧恐他们会弄假成真。但我们也深知，只要李济深不参加，陈铭枢辈就无法另组政府。为消弭这场无谓的纷争，我和白崇禧乃决定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把李济深从他们的包围中接出来。于是，我们立即包了一架民航机，由白崇禧亲飞香港，接李济深来南宁小住。谁知在白氏飞抵香港之前数小时，李济深已被骗往福州。

我在南宁得此消息，立刻便感到事无可为了。我判断李济深一到福州，他们必然拥李为首，组织政府，与持不抵抗主义的南京相抗衡。但以区区十九路军肩此重任，必然失败无疑。

果然不出所料，李济深一到福建，第三党人士即召集所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人民政府”，推选李济深为主席。同时宣言打倒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废除*，另行制定上红下蓝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消息传出，全国大哗。因一般国民和国民党党员虽不满意于蒋先生，但对国民党和*仍有无限的依恋。

胡汉民闻报，即首先通电痛斥闽方，措辞极为严峻。陈济棠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继之。我原拟不作任何表示，因断定闽方必败，实毋须多此一举。但因外界盛传闽桂合作，胡汉民、陈济棠等乃劝我也发表通电，以表*迹。我和白崇禧遂联名通电，劝闽方人士“幡然改图，共赴国难”！

12月中旬，中央军约十余万人由蒋鼎文统率，兼程自浙、赣两省分路南下入闽。闽方因和江西*有谅解，以为*可与之夹击中央军。孰知*竟自赣东让开，中央大军数万乃一举而侵入闽北。闽方总司令为蔡廷锴，蔡氏负抗日英名，号称能战，原拟背城借一，与宁方一战。孰知蔡氏幕中早伏有宁方间谍。其参谋长邓世增虽极忠诚，但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参谋处长范汉杰家中则装有秘密电台，以故闽方的军事动态，中央了如指掌。加以名不正，言不顺，军心涣散，军长毛维寿等都暗中向南京输诚，蔡军因此不战自溃。到1934年1月中旬，福州、漳州、泉州都为宁方所攻克。福州军政大员纷逃香港。十九路军残部退入广东，为陈济棠所收编，旋即缴械。抗日有功的十九路军到此竟全军解体，良堪惋惜。追溯闽变自1933年10月中旬发动以来，到1934年1月底十九路军缴械止，前后尚不足三个月，其经过情形亦殊堪浩叹。

二

继“闽变”后的另一政变，便是陈济棠在1936年夏季所导演的“六一运动”了。

在“闽变”期间，陈济棠曾力斥闽方的行动为幼稚。何以在“闽变”失败之后，又来导演这幕悲剧呢？其内幕也甚为错综复杂，政治的斗争之外，还掺杂了一些荒唐和迷信的故事，说来难以令人置信。

原来在“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成立后，胡汉民先生俨然是西南的物望。关于西南方面的党务和政事的处理，我们都以胡氏马首是瞻。因胡先生为**，德望素著，推他作西南领袖，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当时握广东实权的陈济棠却另有怀抱。在他看来，假使胡汉民掌握了西南的党政实权，则他独霸广东地盘的迷梦，必被打破无疑。因此，在胡先生去世前，西南方面每以胡先生为号召而有所作为时，济棠皆若即若离，不甚热心。1936年5月，胡汉民忽患脑溢血逝世。原在广东有号召力的领袖，如李济深、陈铭枢等又以“闽变”之故，无法抬头，济棠在广东的地位乃大增。西南有所行动，陈济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决策人。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随之增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3）

另一个促使济棠发动政变的重要原因，便是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要彻底解决西南。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原来在胡汉民逝世后，济棠为刺探中央对西南的新政策，派乃兄陈维周入南京晋谒蒋委员长。蒋先生为羁縻陈氏，曾设宴欢迎，优礼有加，并与维周详谈。据说，维周在南京时，探悉了中央彻底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

第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

第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离粤。

第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

这一决策可能是蒋先生亲自告诉陈维周的，希望因此挑起粤桂之间的摩擦。维周回粤后，即将详情密告乃弟。济棠得讯大恐，他深知两广团结的重要和蒋先生分化离间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反复思维，为之惴惴不安，深觉今后两广的局面，绝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而当时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了。这一考虑可能是陈济棠导演“六一运动”的最主要的动机！

此外迷信也是促使济棠妄动的因素之一。原来济棠兄弟行中，他最敬佩的便是大哥陈维周，济棠对他可说是言听计从。维周粗通翰墨，人亦精敏，唯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据说，维周某次特往广东花县洪秀全的故乡，察看洪氏的祖茔，发现洪秀全的祖坟正葬在“活龙口”上。据维周及其堪舆朋友们推断，秀全的祖茔可惜葬高了一些，如下移数十尺，便正在“穴”上，秀全就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拥半壁河山，及身而败了。维周认定此一墓地的可贵，便要洪姓子孙卖与他。洪姓起初不允，但经不起维周的威胁利诱，就将墓地割爱了。陈氏兄弟遂将生母遗骸迁往该处安葬，深信陈府不久便要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但环顾陈家上下，余子碌碌，除掉济棠还有谁呢？因而陈济棠就野心勃勃，予志自雄。

此后不久，维周便衔乃弟之命，去南京与蒋委员长作促膝长谈。这又给维周一个最好的机会替蒋先生“看相”。据维周回粤语人，从相上看，蒋先生断难过1936年这一关。说也奇怪，蒋先生的相倒是给维周看中了。当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先生丧命。不过其事的发生，是应在张学良身上，而不是陈济棠罢了。

又据说，在济棠发动请缨北上抗日之前，维周曾约了翁半玄等术士替他卜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字样，也使陈氏兄弟相信要“应”在蒋先生身上。孰知事变发动之后，陈济棠的空军——飞机数十架，在黄光锐率领之下，北飞投奔中央去了。原来“机”者“飞机”也。济棠既“失机”便只有亡命了。也可说，他被卦仙开了一场大玩笑吧！

济棠既预备发动，乃于5月间拍电至南宁给我，谓我们应在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不久，陈济棠又派林翼中和陈维周等先后来邕，催促我和白崇禧去穗共商大计。我说，伯南（陈济棠）何以一时心血来潮，急于要发动抗日呢？如此鲁莽从事，万一与中央部队发生冲突，岂不未抗日而先内战了吗？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说陈总司令也无意内战，不过据他判断，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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