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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1页）

60年代前期，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的攻势，是由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领导和部署的。从1962年下半年始，毛泽东频频发出有关加强阶级斗争的大量指示，对刘少奇等施加极大的精神影响，迫使他们接受、贯彻自己的各项指示，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对于毛的有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并无真正的抵触，他们唯一希望的仅是将阶级斗争的野火阻隔于党的高层领导圈之外，而不反对在党的中下层和社会上大搞阶级斗争。刘少奇等也不反对在干部人事领域突出军人，贬抑知识份子，尽管他们不是军人出身，但历史上都曾长期在根据地担负党政军领导工作，因而，“军人至上”不会对他们及其家属构成危胁。刘少奇等实际上是组织领域内　“纯化政策”的具体实施者。1964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的《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即《桃园经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农村“蹲点”的经验总结，该文经刘少奇多次修改，体现了刘少奇的基本思想，全篇渗透着对阶级出身问题的强调，充满浓厚的“纯化”精神。刘少奇、王光美的观点在中央领导层有广泛的代表性，负责中央宣传、教育工作的陆定一也有类似“纯化”的观点。60年代后，农村中的地富子弟入中学已较为困难，但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却先虚构出一个地富子弟“翘尾巴”的假问题，陆指示可以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这个方式来改造地富子弟”，其前提是，地富子弟应在政治上表现积极，“如果他们的尾巴翘得老高，贫下中农说我就不吸收你，你要请求，我才收，那也可以”＇　＇。

当空气中已四处弥漫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一根火柴就可燃起冲天的烈焰，就在陆定一说出那些话后不久，“四清运动”尚未结束之际，一场更大规模的，追求“纯化”更高境界的政治运动，——以揪斗“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为先导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到来，刘少奇，陆定一等未曾想到，自发很快也成为“阶级敌人”，甚至是千夫所指的全国最大的“阶级敌人”，其家属子女也遭到株连和残酷的迫害。

结论

“阶级出身论”在新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它的思想背景是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是“阶级出身论”并不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甚至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它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传统。原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应根据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即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来考察阶级关系，家庭出身和思想状况不能成为确定阶级属性的标准。原典马克思主义也不主张根据人们的阶级出身来有差别地给予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正因为原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阶级出身论”现象存在着矛盾，从瑞金——延安时代起，中共的意识形态从未正面论述过“阶级出身论”的合理性问题，它只是依存在阶级斗争理论的范畴下被宣传和普及。在争取中国共产革命胜利的阶段，它是一种动员手段，其目的是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和社会基础。革命成功后，执政党又以此意识和原则对敌对阶级进行政治清算，改造和重建社会。但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甚至强化“革命”时期的这套意识与原则，迟迟未能建立起体现人道、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的现代法律框架，这就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和广大民众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毛泽东之所以长期坚持这套原则和意识，除了它曾经是一种行必有效的革命新传统，而且也与他的“纯化观”有关，因为推行这套原则及意识，可使党内和社会保持长期紧张，有助于建成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结构，而这种结构就是毛泽东所理想的实现了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新社会。

“阶级出身论”与苏共的关系也需具体分析，早期中共虽受到苏共“唯工农阶级至上”的影响，但中国国内的因素更为关键，1928年毛泽东在江西井岗山就开始了“洗党”，当时苏共经验还未传来，在选用苏共经验时，毛泽东一切以实用为前提。1953年后苏联开始“解冻”，毛泽东反而加紧阶级斗争，因为阶级出身，政治分层有利于维护专政秩序。但毛泽东始终没有走到柬埔寨红色高棉极端主义的地步，在他那里，所有的理论和政策都以利害关系为出发点，一旦可能危及他的政治上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就会修改和调整政策。

毛泽东的“纯化观”与斯大林的“肃反”有着明显的差异，斯大林对其认为的反对力量或潜在的反对力量全部或大多施以肉体消灭；毛泽东则主张镇压一批，而用“阶级出身论”动员群众，分化敌人，将敌对阶级份子分散于群众之中，以分而治之，并通过对他们出不断打击，把他们“作为反面教员”来“锻炼教育人民”。斯大林“清洗”的借口简单（“叛国”、“间谍”、“反动富农”），毛泽东则有较丰富的理论，在阶级出身的基础上又发展到“立场”、“思想正确”、“过关”（革命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文化大革命关等等）等一系列概念，即使血统纯正，但思想不纯正，也仍然会成为被斗争和镇压的对象。

以红色恐怖形式出现的阶级岐视，在文革初期发展到登峰造极，完全取消了“革命对象”的基本权利，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迫，“阶级出身论”至此完成了向“阶级血统论”　的转换。“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只是“阶级血统论”更具暴力性和命定论的色彩。尽管如此，“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与种性制度仍有所区别，这不仅表现为，在长达数十年间，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未对此意识和原则作出正面肯定的论述，也在于每当“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趋于沸点时，毛泽东都会予以一定的降温，在不断追求　“纯化”的大前题下，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每隔若干年，都会小幅舒缓一下由极端强调阶级出身问题而造成的社会紧张，从而避免走向完全的极端主义。1966年　9月后，红卫兵在“红八月”下旬针对“黑五类”　的乱打乱杀的现象在北京市得到遏制，随着运动方向的转移，北京市中学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联动”和“西纠”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毛泽东“批判党内走资派”路线产生抵触，由此，江青、陈伯达等对“联动”、“西纠”和“血统论”提出了温和的批评，在此背景下，才有出身不好者组成的群众组识的产生。1972年后“阶级血统论”趋于缓和，毛泽东提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其重点是改善在“文革”由受冲击的干部子女的境遇，在此政策下，一批老干部的子女进入部队、大学，对非革命血统家庭的子女，虽在就业、升学、升迁等问题上继续歧视，但比“九一三”事件前有所缓和。

70年代中后期“阶级出身论”——“阶级血统论”己走到尽头，由于“文革”中阶级斗争的打击面不断扩大，国人很少不被直接或间接打击，尤其是原先血统和思想都纯正的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在暗涛汹涌的　“文革”中也整体沉没，在瞬间成为了新的“阶级敌人”遭遇到和过去的地主反革命一样的凌辱、歧视，至此，“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的荒谬性已充分暴露。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四化”、经济建设已成为动员和组织原则，“阶级出身论”遭到全民的厌恶，与阶级斗争相随相依的“阶级出身论”最终走向终结。

注释

19。高华：在历史中求真实

weilaiwansui。blog。hexun。28827259_d。html

最近，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了一批建国初的外交档案，总数达1万余件，这是我国在信息公开化方面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一项重要举措，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学界的充分肯定和欢迎。其实，早在1987年9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开放1949年以后的三类档案：清代档案、民国档案和中共档案。同时规定，1949年以后的档案从形成之日起，满30年分期分批开放。在这之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历史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这些公布的历史资料都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档案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宝贵和重要。在强调档案重要性的时候，也要对其作具体分析。因为有关当代史档案的背景较为特殊，前30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许多档案中的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完全出自自愿。《顾准自述》一书是根据类似于档案的原始文件而编辑出版的，均为顾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许多为自诬之词，如果以此来判断顾准在文革中的思想状况，可能就会有较大的出入甚至偏谬。所以，应该重视档案，同时也应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因为任何资料，都离不开研究者的消化和分析，如果档案一切皆可信，只需把档案资料排例一下就可以了，但那不是历史学，充其量只是历史资料汇编。所以，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一段话，对如何鉴别、运用档案也是有用的，这就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正确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新近出版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则是另一类档案资料，该书由历史原件、整理者的说明及与当事人的对谈等组成，因此它已不是简单的资料排序，而是一部带有研究性质的档案资料。和一般档案集有所不同的是，它所反映的不是某一领导人或某一领域某一地区领导层的决策过程，而是一部特殊的个人档案集。该书通过杜高这个被莫须有扣上“小家族分子”的交代、反省、思想汇报和围绕他和别人的检举揭发材料，有关部门对论、处理决定等展现了极左肆虐的年代知识分子艰难生存的复杂图像。费尔巴哈说过：　“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杜高是原中国剧协的一个普通创作人员，他不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如果从狭义的角度看，《杜高档案》一书只能称作是杜高个人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史，但是从中折射的又是带有普遍性的那个时代众多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生存状态。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者，自然包括英雄豪杰和平民百姓，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在那些引领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身上无疑是正确的，同样，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经验感受也是不容忽略的，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因为他们构成了我们社会的绝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多重面相，《杜高档案》及类似的民间档案资料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们在运用中国的档案研究当代史时，还应重视外国有关中国当代史的档案。20世纪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重要现象，这就是中国被广泛、深刻的卷入到世界进程。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密前苏联档案，中国的历史学者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也几下莫斯科，收集翻译了一批极为珍贵的前苏联档案。中国学者利用前苏联解密档案和中国方面的资料纂写的有关论著，对我们认识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有重要的帮助。

当代史的档案和资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一些关键性的资料十分缺少；另一方面，相关资料既多又杂。对当代史的资料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因为许多资料可能存有错讹之处，需要研究者更注重资料的考证和彼此的切磋，所有目的都是一个：在历史中求真实，从历史中获取前进的养份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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